二人台

内蒙古地方戏曲剧种。初亦称“蒙古曲儿”。原由一丑一旦表演， 故名。流行于内蒙古、山西北部和河北张家口等地。由蒙、汉族民歌和民间音乐及汉族的“社火”等艺术形式融汇发展而成。最早出现于包头等地。清末民初，蒙古族民间艺人*老双阳曾对扮装、服饰、表演等进行改革。后逐渐形成为两种风格不同的流派。集宁、丰镇一带的号称“东路”， 受晋剧、道情和咳咳腔影响较深，曲调多保持原来朴实、优美的民歌风韵： 西路唱腔吸收戏曲及蒙古族音乐成分较多，曲调跳荡欢快，音乐性强， 并形成固定的板式。唱、舞、白结合， 戏小演员少，形式多样，活泼生动，内容丰富，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浓郁。解放后艺术形式日臻完美，出现了多人表演形式，多以笛子、四胡、洋琴等乐器伴奏。传统剧目有《走西口》、《探病》、《打金钱》、《挂红灯》、《阿拉奔花》等二百余种， 唱曲和乐器曲数百个。

民间戏曲。流行于内蒙古西部地区。光绪初年，蒙古族民间艺人老双阳，对“打坐腔”民歌演唱形式进行改革，将其改为两个人的化妆表演，并加进了舞蹈动作，被称为“蒙古曲儿”。至此，“二人台”这一新的戏曲形式正式诞生。《绥远通志稿》云：“土默特社会家庭及儿童娱乐方法，概与汉人同。囊年有蒙古曲儿一种，以蒙语编词，用普通乐器如三弦、四弦、笛子等合奏之。歌时用拍板及落子以为节奏，音调激扬，另有一种风格，迨后略其词，易以汉词，而仍以蒙古曲儿名之。”早期的“二人台”有许多蒙语剧目，如《牧牛》、《阿拉奔花》等。

又称“蒙古曲儿” 。蒙古族戏曲剧种。流行于内蒙古、山西北部和河北张家口等地。它吸收了汉、蒙民歌和民间音乐及汉族社火等艺术的优点，发展成“东路”和 “西路” 两种不同风格的流派。“东路” 受晋剧、道情、咳咳腔影响较深，曲调多保持朴实、优美的民歌风韵，流行于集宁和丰镇一带; “西路” 唱腔融汇了戏曲成分及保留了蒙古音乐特色，有固定的板式。其特点是唱、舞、白结合，曲调跳跃欢快，音乐性强，戏曲短小，出场演员少，易于组织演出，且内容丰富多采，形式生动活泼，有笛子、四胡、洋琴等乐器伴奏。传统剧目有《走西口》、《挂红灯》、《打金钱》、《探病》、《阿拉奔花》等200余种，还有散曲和乐曲数百个。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

原名“蹦蹦”。其前身是产生于张北县的“小曲”，后发展成为既是歌舞，又是小戏，有独立曲牌的艺术形式，因只有二人表演，故名二人台。因其流行地区、语音及表演风格的差异，形成东西两路，张家口二人台即属东路。

清朝时期，今河北坝上地区成为山西、河北汉族移民与蒙古族杂居地区。该地夏短冬长，农历十月便大雪封路。人们无事可做，便相聚在一起，吹拉弹唱，各显其能，使张北小曲得以发展，渐成规模。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张北出现第一个业余小曲班。至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张北第三代小曲艺人吕宝善（艺名“大仙花”）和丁五子、杨宝（艺名“万人迷”）组成张北第一个半职业小曲班。他们白天在大街上踩着高跷表演，入夜则到大车店或大户人家院内点上旺火，观者围坐，表演者在场中唱小曲、数板、演奏乐器曲牌，逐渐形成一丑一旦的表演形式。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半职业艺人进入张家口的街头、茶馆、酒楼演唱，艺术形式已趋于完整，突出了唱与舞，人们始称其为“蹦蹦”。内容上也出现了一批故事情节较完整的剧目，如《卖菜》、《回关南》，以后又有《打金钱》、《打秋千》、《打樱桃》和《挂花灯》等，经加工整理，合称“三打一挂”，成为二人台的看家剧目。

二人台在坝上严寒环境下演出，形成了舞蹈节奏紧凑的特点，表现男女爱情的节目更具欢快、热烈的气氛。其舞蹈刚多于柔，动多于静，动作见棱角，舞台动作幅度大，整场演出给人以火辣辣、脆生生之美感。

鞭、扇、绢、绸是二人台表演的重要道具。鞭，即金钱鞭，男角（丑）的专用舞具。打法分上、中、下三路，上打双肩、手、臂、背，中打腰围，下打腿、脚和地。有的还用脚踢，有“漫头花”、“挽花”、“滚背”、“缠腰”等打法。打法上既强调灵巧风趣，又要有一股塞北人的梗劲。如将鞭触及身体时，稍触即离，好像身体把鞭子弹开一样。扇、绢，是女角（旦）的专用舞具。扇有“开扇”、“推扇”、“抖扇”等舞法，扇花极多。绢即八角巾，是两个软手绢缝在一起，成为八个角的硬手绢，有扔、转、接、耍等技巧，是在耍盘子和软手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旧时，二人台有舞麻纸条的技法。麻纸条宽９厘米，长约９米。舞法一般较简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麻纸条改为红绸条，男的配合舞动时不断变换舞法，女的则在绸条中走、跳、蹦、翻，特别是将八角巾抛出后从绸花的圆圈中穿过，再将八角巾接住的动作，成为绝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