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定胜天的科学精神

齐鲁文化体现的民族精神和形成的优秀传统，还有好多，如忧以天下、乐以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等，在齐鲁文化中都有充分体现。这些在后文中可以明显看出，在这里不再列举。这里再讲一点，就是人定胜天的科学精神。

一般都这样认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体，重人事而轻自然，也就是重文轻理，没有重视科学技术的传统。尽管近几年有些人对此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并著书立说，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轻视自然科学，在中国封建时代，唐、宋、元、明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是居世界前列的。只是近代才落后了。如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儒学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用较大篇幅突出论述了儒学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企图说明儒学对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但是，不管怎样着力描绘，也难改变儒家文化不重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事实。这是不是说齐鲁文化就没有科学精神呢?不是的，齐鲁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是突出的。但重点不在儒学，而在墨家和管学。当然，儒家也有科学精神，起码儒学不讲迷信。如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子罕言命与利与仁”(《论语?子罕》);“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还有强调自然之天与人事无关的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等等，说明了儒学不迷信上帝、鬼、神。至荀子则明确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天运行有规律可循，不能决定人事的吉、凶、祸、福。故他进而提出“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同上)的人定胜天的命题。儒家虽有这种唯物的科学的认识，但总体看，他们对科学技术没有强调，更无自然科学知识的论述，而突出的是人伦政治，这一点较墨子和管子差得很远。《管子》一书中不仅有反对鬼神迷信的命题，还有关于宇宙本源的论述。如《管子?水地篇》)提出“水是万物本源”;《形势篇》则强调了天地运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再是由于春秋时期齐国工商业比较发达，冶铁、煮盐成为重要的部门。管仲在改革中，亲自提出促进手工业商业发展的措施，如提倡用铁铸造农具，用铜制造刀剑和器物这些实践，增强了管仲的科学技术意识。齐国的科学技术是很先进的。战国时期出于齐地的《考工记》较集中地反映了齐国科技的优秀传统和先进水平。然而，对自然科学技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贡献最集中最突出的是鲁文化中的墨子、鲁班、扁鹊和甘德。墨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一位科学家和机械师，他对数学、几何学、力学、化学、光学、天文学和机械制造的贡献，不仅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鲁班是能工巧匠，机械大师，有多项发明创造。这本身便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水平和他的科学精神。还有医学上的扁鹊秦越人，坚持科学治病，反对迷信鬼神和害人的巫术，提出“信巫不信医”为“病有六不治”之一种的命题，向流传千古、根深蒂固、当时盛行的巫术迷信挑战，创立了科学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甘德是天文学家，他测定出118座、511个恒星的位置及其与北斗星的距离;发现了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的运行规律，这是世界最早的。

齐鲁文化的科学精神十分突出，对后世发生了重大影响，如果说在中国封建时代科学技术上有什么重大成就的话，与齐鲁文化这种科学精神是分不开的。但是，齐鲁文化的科学精神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这与中国的农业社会有关，也与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重人事而轻自然有关，再加上封建统治者，考虑其统治长治久安的多，而考虑人民生产生活的少，尤其是把工商业视为细技末业，一直执行重本(农业)抑末(工商业)的政策，致使齐鲁文化的这一优秀传统被抑制，甚至是扼杀。如其中最突出的墨子的科学思想，就同墨家学派的被冷落一样被打入了地狱冷宫。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缺憾，也是民族精神中不足的地方。这种缺陷，也形成了一种传统，就是轻视科学和技术。近代中国的落后与轻视科学技术的传统密切相关。这一点是国人在西方近代化炮舰的进攻中认识到的。因此，近代以来，有识之士，无不大声疾呼要重视科学技术，并身体力行，向西方学习。这一点，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洋务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我们研究传统文化，根本宗旨在于从中挖掘优秀传统，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像墨家等这种齐鲁文化中固有而被后世统治者冷落冻结了的科学精神，就应当挖掘出来，发扬而光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