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老之术到儒术独尊的转折

然而，汉初黄老之学的风行和无为政治的施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是自秦皇大一统专制制度的确立到汉武大一统文化体系建立之间这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插曲。随着这特定历史时期中特定历史条件的消失，形成黄老之学盛行和无为政治施行的条件被无为政治的积极后果否定了，黄老之学的衰亡和无为政治的结束也就是自然的了。

第一、汉初统治者“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史记?太史公自序》)即根据汉初中国社会的实际，以黄老学说为理论基础，制定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繁荣，实现了社会的和平稳定，稳固了刘氏王朝的统治，无疑是应充分肯定的。但是，恰恰是这些积极后果的产生，也暴露了黄老学说和无为政治的致命弊端。班固说：“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无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汉书?食货志》)这一切是汉初无为政治的直接后果。无为政治既无法解决社会内部日益产生的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无为政治及其理论基础――黄老学说就不能不历史地归于消亡。黄老学说固有讲阴谋法术，讲法治并因而与封建专制政治统治相一致的一面，但其清静无为、宽容简约、执本秉要的另一面及在其影响下产生的无为政治的一定程度的放任和宽容，在本质上是与专制统治不相容的。这也决定了黄老学说只能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作用，而不能与封建专制制度长期共存。

第二、对汉初无为政治的政治特色，司马谈比较准确地概括为”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史记?太史公自序》)汉初无为政治的这一特色确与黄老学说执本秉要、清静无为、宽容简约的一面相一致。但我们应该看到，汉初统治者引黄老学说为汉初无为政治的理论基础，并不是他们文化自觉或理性觉醒的表现。黄老学说的道家思想精髓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它是先秦思想家深刻哲学思辨的光辉结晶。汉初统治者引黄老学说入政治领域，仅是取黄老学说实用、可操作的一面，即强调“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强调“因循为用”而不追究“虚无为本”，他们很少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因此，汉初的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显得很不系统、简单而粗糙。这一现象是汉初统治集团主要成员低下的文化素质和他们独具的性格、心理因素制约的必然结果。从刘邦、萧何、陈平、周勃，到后来的石奋等，前后君臣上下质朴、简易、宽容、因循、木强、质直、俭约、少文多实等等性格特征的记载，是他们来自社会中下层朴素情感的自然表现。他们的素质特点决定了他们只能对黄老之学的表面吸取和所制定的无为政治的简单粗疏的特色。尽管如此，在汉初这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文化选择和统治政策的制定，足以弥补他们由社会的中下层骤登大位，手握重权，治理国家所带来的能力有限、经验不足等问题，也符合他们建立一个比较低级的和平稳定的社会的愿望。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人的素质的提高，汉初统治者所奉行的文化选择和他们所制定的比较粗糙简单的治世方略，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符合大一统专制统治需要的大一统文化体系的历史任务，摆到了汉武帝的面前。汉武帝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文化发展的规律，完成了建立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一统文化体系的任务，这就标志着汉初盛行一时的黄老学说和无为政治的终结。

就文化学术的发展潮流而论，汉初黄老学说的影响所及，诸如陆贾、贾谊、晁错、刘安等思想家的思想中和著述中也在不同程度上看到黄老学说的影响。但是，汉初没有出现一位纯正的黄老学说的代表人物，上述几位思想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或保留或继承发展了黄老学说某一方面的内容，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融合黄老思想或诸子百家的学说，试图作某种文化综合的努力，这是继战国文化学术走向综合和统一的历史趋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反映。所不同的是，战国时期是儒、墨、道德、名、法、阴阳等六家之间的相互争鸣和吸收，是相互间统一综合融合趋势的扩大和矛盾对立面的逐步缩小。而在汉初，主要是儒道两家的分立。两家都试图在吸收融合各家学说的基础上争夺文化学术上的主导地位。司马谈站在道德家的立场上，赞颂汉初黄老学说“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云云，虽未必是汉初黄老之学的真实，却是汉初黄老之学企图总结百家之学以至一尊的趋势的客观总结。然而，黄老之学无可奈何地趋向衰微，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就只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