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原和洛阳译经

佛教在印度创立于约公元前6―5世纪，传入中国则晚得多。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前565―前485)略与我国孔子同时。他出身王族，少年出家，中年在恒河上游传道，建立了佛教。在他死后200多年的阿育王朝时，出现了全印度统一的奴隶制中央集权国家。阿育王崇信佛教，派遣使者外出宏扬佛法。由于他大力提倡，佛教已越过恒河流域，传播到中亚、南亚及东南亚各国。到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西域一些国家多信奉佛法;大夏、大月支国内佛教广泛流行，并开始和中国发生初步接触。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缺少具体的文献记载。推崇佛教的人们，往往把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有的说：春秋战国时，我国已知佛教。有的说：秦始皇时佛教已经传入。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猜测，不足为信。史料记载：汉武帝元狩中(前122―前117)霍去病远征匈奴，至祁连山获得一丈多高的金人，武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与此同时，张骞出使西域时，听说天竺有浮图之教。有人根据这些记载，便断言西汉中期，佛教已经传来。当然，汉武帝时期，中西交通已经开辟，中土人士听到佛教的消息，实有可能，但若断言佛教在这时已经传入中国，仍嫌证据不足。

实际上，公元前1世纪左右，佛教始从大夏、安息等国，沿着丝绸之路逐渐东传。西汉末年，西域国家的外交使节和商人中，已有不少佛教徒带来一些经典。故《世说新语》说：西汉“哀平之间(前6―5)，已有(佛教)经矣”。但佛教传入中国的正式记载，则在东汉明帝时期。

《后汉书》卷十记载：永平七年(64年)，汉明帝在洛阳宫中，夜梦金人，身长丈六，项放白光，飞绕庭殿。次晨问诸大臣，博士傅毅对曰：“臣闻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形况恰如陛下梦中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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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汉明帝便派遣大臣蔡?、秦景、王遵等12人，于永平八年(65)出使天竺，求取佛经佛法。这是我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一次西天取经，史称“永平求法”。据说，蔡?等人到大月支国遇到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便邀请二人东来译经传法。这是第一批来到中原的西域高僧。蔡?等人又到天竺求得了《四十二章经》等佛教经典以及释迦佛像，于永平十年(67年)以白马驼载而归，回到了洛阳城。汉明帝对二位西来高僧，颇加优礼，令住在接待外宾的鸿胪寺。第二年，在洛阳城西雍门外约3里远的街道北边，建造一所精舍，让他们居住。这所精舍，就是中国最早的一座佛寺――洛阳白马寺。自东汉以来，全国巨刹名寺成千上万，多皆湮没无存，而白马寺经历1900多年的历史，犹巍然屹立，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纪念碑。

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由于语言不通，文字不同，其流传全仗翻译，早期宗教活动，即以译经为中心。东汉末期，洛阳白马寺即为当时的重要译场，《四十二章经》的汉译，就是在白马寺进行的，它是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其后，《文殊师利净律经》、《魔逆经》、《正法华经》等，也都译于“洛阳城西白马寺”(《出三藏记集》卷七)。最早在洛阳译经的摄摩腾和竺法兰是中国天竺人，通解大小乘经，能背诵经论数万章。《四十二章经》就是他们二人共译的。该经为小乘经典，其内容在论述人生无常及解脱人生苦恼的方法，是小乘佛教人生理论的基础，也是一部佛学教义的入门读物。据今人研究，现行本《四十二章经》已失原书之旧，恐系晋人窜改，增入了大乘教义，原先的古本已难考定。

汉桓帝时，洛阳也是译经的中心。译经大师安世高为安息王太子，舍弃富贵，让王位于叔父，在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来到了洛阳，很快就学会了汉语。到灵帝建宁年间(168―172)，他共译出小乘佛经34部。他所译的《安般守意经》，教人默数呼吸次数，专意凝神，使浮想连翩的意识流专注于一点，以导致忘我忘物，进入禅定境界。此虽属佛教小乘经典，实为神宗的基本功。他所翻译的佛经，“数百万言，或以口解，或以文传”，皆“义理明析，文字允正。”(《录》卷十三)

大月氏僧人支

在桓帝建和元年(147年)来洛阳。他通晓汉文，与竺佛朔合译大乘佛经。所译《道行般若波罗密经》，是般若经在中国最早的译本，开大乘教义流传中国的先河，影响十分深远。他译的《首楞严三昧经》，也深受世人欢迎。他的译经风格“贵尚实中，不存文饰”，为翻译文字的信、达、雅标准建立了良好的榜样。至灵帝中平年间(184―189)，他已在洛阳译出佛经15部。

在东汉末年桓、灵、献之世，(147―220)，西域佛教高僧如安玄、支曜、康巨、康孟详等，也先后到了洛阳，各有译作。这70多年中，在洛阳翻译的佛经按其性质分类来说，主要有：禅经、阿毗昙学，初期菩萨乘经及释迦牟尼佛传等类型。

这时期译经的承担者主要是西域僧人，但在译经过程中，也培养了一批中国的佛教学者。如安高世在洛阳传授“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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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受学者有严佛调。严佛调根据安高世的观点撰写的《沙弥十慧章句》，是汉僧所写的第一部关于小乘佛教的专著。严佛调还刻苦学会了梵文，后来又和安玄合译大乘佛经。河南颍川人皮业、南阳人韩林等人，都从安世高受业，传承其学。支

在洛阳翻译大乘佛典时，协助工作的有洛阳人孟福、南阳人张莲，还有孙立、周提立、支亮等人。三国时，在吴国注经和译经的大师康僧会、支谦等人，都是洛阳这些先行者的再传弟子。

在佛教初传入中土之时，政府只许居留在华夏的胡僧及西域商民立寺以奉行本族的宗教信仰，并未许华人立寺，也不允许华人出家为僧。即所谓：“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高僧传?佛图澄传》)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它的信徒逐渐增多。贵族们便在自己的府邸园苑中建立佛堂。信佛的平民也希望有诵经、礼佛的场所。因而，洛阳城内很快就建起佛寺三所。不久，陈留建起佛寺。到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徐州也建立可容3000人的大佛寺。河南中部的南阳和许昌，在建安年间也修建了佛寺。东汉王朝禁止建寺的命令成了一纸空文。

三国时期，西域佛教徒游化中原、驻?洛阳的仍络绎不绝，译经事业在洛阳继续开展。曹操的儿子曹植，很喜读佛经，尤爱梵呗，这促使了佛教音乐在中原的发展。当时，仓慈为敦煌太守，徐邈任凉州刺史，他们大力发展农业，保护西域来往使者和商旅，中西交通大畅。嘉平末(254年)，康居沙门僧铠，来洛阳译经4部。甘露二年(257年)，龟兹沙门帛延，来洛阳译经7部;安息沙门法贤，来洛阳译经2部。当时中原地区，已有许多佛教信徒，但他们并未受戒，算不了正式僧人。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僧昙柯迦罗来到洛阳，他精于戒律，译出《僧碉戒心》一卷，以满足现实的需要。他又广集在洛阳的梵僧，商议订立羯磨传戒，即出家为僧的仪式及应遵守的制度，在洛阳建立了中国律宗的基础。所以后世人称昙柯迦罗为律宗的始祖。正元二年(255年)，安息沙门昙谛也来洛阳，在白马寺译出《昙元德羯磨》一卷，戒律之法更加完备。5年之后，颍川(河南禹州市)人朱士行，在洛阳依此羯磨受戒，成为中国第一个出家受戒的僧人。

朱士行也是三国时期中原地区影响很大的高僧。他在洛阳为佛教徒宣讲大乘要典《道行般若经》时，发现旧译本很不完善，多所删节。译文中又有很多音释，词意含糊，艰涩难解。遂发愿赴西方寻访大品正本(即未删节之足本)。甘露五年(260年)春，他渡越流沙，到了于阗国(今新疆和阗县)，求得《大品般若》梵文足本。20多年后，他派弟子弗如檀等10人，护送真经回国。当时的于阗国虽有大乘佛教流行，但小乘佛教仍居正统地位，对大乘经典视同异端邪说。于阗的小乘教徒便上奏国王，说不能让“邪说”流传东土，贻毒天下苍生，要禁止《大品般若》传入中原。朱士行用尽一切办法，才将这部经典送到洛阳。他本人仍留西域继续精研佛理。至80余岁终于西域。朱士行是中原第一个往西天求法取经的有志之士。

弗如檀等人带着这部佛经的原本，在西晋太康八年(287年)，来到陈留仓垣水南寺，由竺叔兰、无叉罗主持，祝太玄、周玄明参加，正式进行翻译。至元康元年(291年)，译成《放光般若经》20卷，共90章，达207621字。

这部经的求访、翻译，前后经历了30多年，经过数十人的努力，可见当时中原人士追求佛法信念之坚、毅力之强。译师竺叔兰虽是天竺人，却生于河南，故能兼善梵音汉语，得天独厚。无叉罗是于阗人，长期居住陈留。二人合作，言无滞义，堪称佳译。《放光般若经》迎合了当时兴起的魏晋玄学的风尚，极受社会欢迎，风靡一时，各地寺院派人到陈留仓垣，断绢誊写无虚日，它在思想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