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河东与下汴梁

沙陀军人在藩镇争衡中崭露头角的，首先是李国昌之子李克用。李克用是国昌的第三子，年15岁即随军镇压庞勋，以骁勇见称。李国昌任振武军节度使，克用为云中牙将，后任云中守捉使。乾符三年(876年)，他就玩弄起藩镇常用的手段，策动兵变，杀死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治今大同市)，自称留后。唐军进讨，克用兵败，与其父率族逃往塞外，依鞑靼部。这时，唐末农民战争已爆发，李克用料到唐军无力抵御农民起义军，早晚定会起用他的沙陀铁骑，曾对鞑靼部酋长说：“今闻黄巢北犯江、淮，必为中原之患。一日天子赦宥，有诏征兵，仆与公等南向而定天下，是予心也。人生世间，光景几何，曷能终老沙堆中载!”(《旧五代史?唐武皇纪上》)他生长于神武川，根本不能满足于雄踞漠北，而是要在中原建功立业。这表现出内附少数民族渐染汉化，观念发生转变的特色。后来，黄巢攻下长安，唐朝君臣拼凑一切势力拼命反扑，宦官杨复光建议招抚沙陀部，唐僖宗遂诏免李克用罪，任命为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李克用奉诏，率步骑1.7万人开赴长安，率先攻入城中，为李唐王朝克复京师立下头功。当时李克用年仅28岁，在诸镇将中年龄最小，而“军势甚雄，诸侯之师皆畏之”(《旧五代史?唐武皇纪上》)。李克用一目微眇，其时号为“独眼龙”。唐室酬功，拜克用为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东节度使。如此，李克用名正言顺地占据了今山西忻州、晋中、吕梁及临汾部分地区，在太原建立大本营，山西成为沙陀骑兵的根据地。

河东地区素称富饶，又未经战乱，为李克用称雄争霸创造了良好条件。紧接着，李克用攻取昭义镇，兼并了该镇所辖的泽(治今晋城)、潞(治今长冶)、沁(治今沁源)三州，声势更盛。黄巢起义军被完全镇压以后，方镇割据又成为当时的政治局面。在诸多藩镇中，以晋帅李克用和汴帅朱温最强。李克用凭借兵强马壮，四面出击，攻城略地，扩张势力，而主要是与朱温争夺霸权。后来朱温代唐，建都汴梁，创立后梁政权，李克用成为后梁政权最主要的敌人。

李克用病死，其子李存勖继晋王位(公元895年唐封李克用为晋王)，改革旧时弊政，巩固河东后方。李克用在世时，对河东地方不事安辑，纵兵扰民，将吏率多贪暴，以至据丰饶之地反而军食不继，竟能发生以尸为粮的惨事。李存勖则“命州县举贤才，黜贪残，宽租赋，抚孤穷，伸冤滥，禁奸盗”;任命李存璋为河东马步都虞候兼军城使，整饬军纪，处死带头侵扰市肆的军兵，社会稍稍安定。部下将领也能同心同德，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为打败后梁积聚经济力量。如潞州被梁军“围守历年，士民冻馁死者太半，市里萧条”;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劝课农桑，宽租缓刑，数年之间，军城复完”(《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六)。

李存勖一方面固守河东，增强经济势力，一方面伺机出击，向中原进军。朱温死后，后梁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官吏腐败，实力大减。李存勖借此机会，出兵河北，兼并了刘守光割据的幽州，成德、义武两镇归附河东。接着利用后梁魏州兵变，占据魏博六州及邢、?等地，河北之地几乎全归入晋。李存勖以魏州为基地，与后梁夹河而战。在晋与后梁的决战中，李存勖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在潞州降梁，泽州失守，腹背受敌，退路断绝，晋阳几于不保之时，决意进取，集中全力，乘虚奔袭汴梁，一举灭亡了存在17年的后梁政权。

灭后梁前，李存勖已在魏州称帝，冒为唐朝后裔，以唐为国号，史称后唐。李存勖即史籍所称的后唐庄宗。入汴梁后，志骄意满，穷奢极欲，日事搜刮，政事不修，仅3年身死族灭。大将李嗣源在兵变中即位称帝，是为后唐明宗。明宗虽留心政事，关心民瘼，自奉俭朴，但识见有限，臣下乏才，终不能尽革弊政，一新局面，只能做到“粗为小康”(《资治通鉴》卷278)而已。他在位7年病故，后唐政权再次面临危机，朝政混乱，不到两年就灭亡了。

后唐末年扰攘之际，山西又崛起强藩，觊觎中原，此即明宗之婿石敬瑭，时任河东节度使，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军总管。石敬瑭先世为沙陀平民，其父臬捩鸡，随族内徙，历事李国昌、李克用父子，以善骑射，由军校而至偏裨，官至?州刺史。石敬瑭为李嗣源亲兵将领，以沉静骁勇深得赏识，招为女婿。李嗣源奉命抚定邺都兵变，反为变兵劫持，脱身后犹疑不知所措，石敬瑭为他分析利害，劝他进军洛阳，夺取皇位。李嗣源即帝位后，赐号“竭忠建策兴复功臣”(《新五代史?晋高祖纪》)。由此事可以看出，石敬瑭早有野心，而且也能把握住时机。明宗死后，争夺皇权的斗争异常激烈，石敬瑭乘机积聚力量，窥测时机，准备南下中原。他将自己在洛阳和诸道所存财物全部收归晋阳，借口备边，把戍守幽、并的禁军全部控制在手中。表面上却屡称患病，请求交出兵权，迁移他镇，以此来试探后唐末帝对他的态度。当时人已知“河东移亦反，不移亦反”(《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石敬瑭迟早要反叛，故末帝令他移镇天平，采取主动。石敬瑭自恃“太原地险而粟多”(《新五代史?晋高祖纪》)，“据形胜之地，士马精强”(《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遂在晋阳举兵叛乱。然而石敬瑭尚恐实力不足，听从幕僚桑维翰的建议，“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勾结契丹，许以优厚条件，以为外援。后唐派张敬达率大军讨伐晋阳，契丹主耶律德光率五万骑由雁门来援。契丹兵解晋阳之围，耶律德光与石敬瑭会于太原北门外柳林，册立他为大晋皇帝。石敬瑭身穿契丹服饰受册封，即皇帝位。他马上兑现许诺的条件，“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石敬瑭当儿皇帝，割让燕云十六州的事件。云、应、朔、蔚四州即山西北部地区，自此成为契丹统治的区域。

石敬瑭做了契丹卵翼下的皇帝，依靠契丹兵围攻后唐的讨伐大军，并将其逼降。然后挥兵南下，进逼洛阳。后唐末帝举火自焚，政权灭亡。石敬瑭建都汴梁，史称后晋政权。石敬瑭在位不满7年，藩镇反叛不断，中原屡遭涂炭。石敬瑭媚事契丹，除岁输金帛30万外，还要每年向契丹奉送各种礼物和玩好珍异，对契丹的重要人物都遍加贿赂，而且言辞谦卑，态度恭顺，惟恐失去了这一靠山。对境内人民则盘剥刻削，以供军费和奉送契丹。诸镇州县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天灾人祸，致使民不聊生。后晋政权较后梁、后唐更为黑暗，更为不得人心。

石敬瑭死，其侄石重贵继位，是为后晋出帝。他任用景延广，其人好为大言，不务实际，先怂恿出帝不向契丹称臣，只用家人礼，称孙不称臣;后又说“晋朝有十万横磨剑”(《旧五代史?景延广传》)，契丹兵若来犯，只有一战。实际上，他未做任何抗辽准备。而藩镇中却有平卢节度使杨光远暗通辽主，欲依靠契丹，重步石敬瑭的后尘。契丹有此机会和借口，3年内四次南下，虽然中原军民奋力抵抗，数次挫其锋锐，最后终因晋军主将杜重威叛降，被契丹攻入汴梁，后晋灭亡。

在辽兵数次南下，频频蹂躏中原的时候，石敬瑭的得力干将刘知远却盘踞河东，积极策划，扩充实力，静观时变，准备取代后晋。刘知远先世为沙陀部平民，后居太原。他初为军校，隶于石敬瑭部，因在战场上救护石敬瑭，遂成亲信。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以刘知远为都押牙，充心腹之任。石敬瑭在太原起事时，刘知远和桑维翰出力最多，他曾以5000兵力守卫太原，抵御后唐的5万大军，契丹主耶律德光都很赞赏他的英勇善战。石敬瑭入都汴梁，就用他执掌禁兵。后与石敬瑭有隙，出任河东节度使。此时他已心怀不满，萌生异志。到辽兵南犯之际，他不发一兵一卒前往援救后晋，只是分兵守境，坐观成败。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扩充实力上。史载：“初，晋主与河东节度使、中书令、北平王刘知远相猜忌，虽以为北面行营都统，徒尊以虚名，而诸军进止，实不得预闻。知远因之广募士卒;阳城之战，诸军散卒归之者数千人，又得吐谷浑财畜，由是河东富强冠诸镇，步骑至五万人。晋主与契丹结怨，知远知其必危，而未尝论谏。契丹屡深入，知远初无邀遮、入援之志。及闻契丹入汴，知远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轶。”(《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刘知远既不抵御契丹，也不投降契丹，保持中立态度。契丹攻下汴梁，他还派人奉表祝贺，及至耶律德光在汴梁呆不下去，准备北遁时，他在太原称帝，国号为汉，史称后汉。称帝之后，仍不发兵与契丹作战，各地军民逐杀辽将，上表归诚时，他都一律收纳，正式给予任命。然后带着文武官员，乘虚南下，接管了契丹逃走后的中原地区，入都汴梁。

后汉政权存在的时间最短，仅有4年。刘知远称帝1年，患病身死。其子刘承钓继位，年幼轻佻，竟然动手翦除权臣，激变枢密使郭威，遂被取代，中原又成为后周政权的天下。

后周建立后，刘知远之弟、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刘崇据河东，在太原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刘知远南下之时，深知河东一道具有左右政局的重要性，因而不肯将河东假手他人，而是任命自己的弟弟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意在守住根本，防止有人效仿李存勖、石敬瑭和他自己，再次由此南下中原，颠覆他的政权。刘知远不为无识，这一手还真的起了作用，他的中原政权丢了，河东在刘崇手中安然无恙。北汉小朝廷仰仗地利，依附契丹，竟成为五代十国中最后一个被消灭的割据政权，与北宋王朝尚对抗了19年之久。沙陀族军人利用山西的地利，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再无余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