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海洋疆域的形成和发展

在先秦时期，中国的海洋疆域概念已经出现。如果说夏商和西周时期的海洋疆域意识尚不明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沿海诸“国”的强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海洋疆域概念和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一)夏商与西周时期海洋疆域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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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疆”代表境界、边界。《诗经?大雅?江汉》说，“式辟四方，砌我疆土”，可见，疆域的本意是指陆地、陆界。

疆界的概念起源颇早，原始社会的疆界已具有地域管理的性质，但并不具有政治统治的内涵。根据考古资料，最早的疆界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这时城垣的规模还不大，城垣内的范围还比较小，城垣只是储藏粮食、财物和避难的场所。氏族成员平时居住在城堡周围，当外族入侵时，他们便聚集在城垣内，保护妇孺，抵御外敌。

到了夏商与西周时期，陆地边界形态更加明显。夏商与西周的国家组织是以“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邑是自然形成的居民聚居地。进人阶级社会以后，一些“邑”的规模不断扩大，成为王的居住地，成为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夏商“都邑”的外围，分布着许多方国或诸侯国，它们拥戴夏、商王室为共主，依距夏商统治中心距离的远近，臣服的程度也不同。这种自然形成的统治方式被后世学者理想化和理论化，形成了服畿制度。周王朝建立后，继承了商殷的外服制度，但又对这一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造。改造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把殷人的四服制改造成五服制;二是分封子弟功臣，施行分封制。

周王室施行分封制，核心是授民授疆土。在授疆土中，重要的内容是封疆界。封疆界是自都邑的中心区域向东西南北四方各延伸一段距离，在辖区的边缘挖一道壕沟，将挖出的土堆在沟侧，用木桩加固，即“封疆”。实际上，封疆是小城邦或酋邦的疆域特征，不可能是大面积国土划界方式。王畿周边达数千里，这么长的壕沟，在现代都难以挖掘，也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

实际上，在稍大的国土范围内，这类标准统治区是难以实现的。夏商周三代，通过兼并战争，三代帝王直接统治的地域大大扩张，超过了城邦、酋邦的范围，只能以山岭、河川为疆域标志，大山大川成为自然屏障。由都邑封疆扩展到边境的险峻山川，便产生了“四至”的观念。后代史书记载夏朝的疆域“左河济，右华山，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记殷的疆域“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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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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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中国的疆域发展史上，首先产生的是陆地疆域。但是，随着人们对于海洋认识的深入，人们也逐渐把海洋作为边疆看待，把海洋纳入到他们的疆域范围。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以大山大川乃至以大海作为自然屏障，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出现。当时与海为邻的部落或方国，一直把大海当作天然屏障，以海洋为边疆的思想已较为普遍。我们可以从有关记载中寻觅到这一点，如“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等。

关于夏王朝与海洋的关系，我们了解的还很少，但在反映上古历史的《尚书?禹贡》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当时海洋疆域的基本情形。

《禹贡》记载，禹时已有了国家组织，禹夏的疆域分为九州。其中兖、青、徐、扬四州临海。

兖州。《禹贡》曰：“济、河惟兖州。”孔安国说兖州“东南据济，西北距河”。当时的黄河河道与今日河道不同，沿华北平原流入渤海，下游河流众多，有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九条河流注入渤海。

青州。《禹贡》曰：“海、岱惟青州。蜗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海物惟错。”《孔传》说青州“东北据海，西南距岱”。孔安国认为青州跨越渤海，包括了辽河以东的地区。西南至泰山。?夷是沿渤海居住的居民。马融认为：“?，海?也;夷，莱。”潍水，发源于山东莒县东北潍山;淄水，发源于山东莱芜市原山北麓，均流入海。青州的土壤充斥碱、卤，呈白色。 贡品是海盐、(一种细葛布)和种类繁多的海产品。

徐州。《禹贡》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并说淮夷的贡品是“?珠暨鱼”。《孔传》：“东至海，北至岱，南及淮”。这是说徐州的疆域东至海，即今黄海;北至岱，即泰山;南到淮河，方位是清楚的，大致包括了今天山东南部，安徽、江苏的北部。这里居住的淮夷贡奉的是“?珠”。孔颖达解释说：“?是蚌之别名，此?出珠，遂以?名”。

扬州。《禹贡》日：“淮、海惟扬州。”《孔传》说，扬州“北据淮，南距海”。北边临淮好理解，南面达到“海”似乎不可能。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人把长江口以南的东海称为南海。从《禹贡》叙述的三江、震泽(太湖)来看，扬州的南界不会超过长江三角洲区域。扬州临海，因此居住在这里的有岛夷。扬州的贡品有“织贝”。对于“织贝”，学者有不同意见。颜师古认为，“织贝”是作为货币使用的贝类，而郑玄则认为“织贝”是一种纺织品的名字。但无论是哪种货物，它们都是经过海路运往中原的。《孔传》解释“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这句话时，认为贡品是“沿江人海，自海人淮，自淮入泗”。后代学者曾运乾推测：“所谓沿于海者，即岭外各地附海诸岛之贡道也。其程沿海入江，溯江人淮;由淮达泗，转由菏济而达于河也。”虽然这只是推测，但考古发掘和相关的人类学研究证明，在四五千年前，东亚民族确实已能驾舟在沿海航行，足迹遍布东亚、东南亚的海岛上。

在《左传》、《史记》及汲冢出土的“古本”《竹书纪年》中也保留了一些夏代的史料。

夏人来自东方还是来自西方，是个正在论争的问题，但有关夏人在沿海地区活动的史料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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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说，夏王朝时期的东方疆域是远至海洋的，其具体内涵，是夏王朝间接统治的方国(如淮夷、畎夷、风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阳夷、有穷国、寒、有鬲、斟灌、斟寻、有仍国、过国、观国、顾国、莘国、杞国等)有临海的，它们的东方疆域是以海洋为界的。可惜的是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我们掌握得太少。

关于殷商民族的来源和迁移，史学界说法众多。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商是来自东方的民族。商与东方沿海民族的关系比以前更为密切。这为我们了解商时期东方海洋疆域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材料。

殷代的先民们一开始是生活在河北北部靠近渤海湾的广大区域。最新证据来自语言研究，有专家认为殷人的毫，相当于满语中的“居地”。在早期传说中，商人曾多次迁徙。在这些迁徙中，商人曾多次到达东部，濒临大海。商人的祖先曾经有崇拜海洋神碉的习俗，商人的北海神叫止若，《史记》作“昌若”;东海神叫“王吴”，《山海经》中称作“天吴”，《世本》作“粮圉”，王吴即东海大神禺?。

至少在成汤之际，商人已有了“四海”即四方有海的观念。《诗经?商颂?玄鸟》中有：“武王靡不胜，龙?十乘，大假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

在殷商鼎盛的时代，殷的统治达到极为广大的区域。其北方影响到西伯利亚鄂毕河一带;西方扩展至陕甘、巴蜀;南部则抵达大海，地处今江西、湖南的强大方国均受到商文化影响;东部则对黄河中下游流域、长江中下游流域产生过重大影响。

殷人与东方的联系比与其他方向的民族更紧密。东方之人被称作夷，在甲骨文、金文中又写作尸、?，即夷方、人方。

夷人分成许多小邦国，就是一些小部落。《钟》记：“南夷、东夷具廿又六邦。”

在甲骨文和古传史书中有不少商殷人与夷人作战的记录：

《竹书纪年》：“仲丁征于蓝夷。”

《竹书纪年》：河?甲“征蓝夷，再征班方”。

据后世史书，帝武乙时“东夷?盛，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帝乙时代，帝乙屡攻夷方。帝辛时攻人方，获得大批俘虏。

商时，造船技术已比较成熟。甲骨文中的“舟”字是舟船的俯视图。这类船已不是石器时代用整段原木挖凿的独木舟，而是有左右侧板、隔板、底板的木板船。

在上海博物馆馆藏的铜鼎上有一金文“荡”字，字的主体是一人负担站于舟中，后有一人划桨(橹)，而他脚下的舟船就是一只木板船。

甲骨文的“津”字，像人立舟上，以篙撑船，所驾之舟也是板式舟。“津”是水渡的意思，引申为渡河的渡口。

商周时代使用的这种木板船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改进保留了下来，在长江流域这种加装风帆的木板船至今仍在使用。

关于商殷的地理区划有不同说法。《汉书?地理志》认为殷承夏制，九州的区划没有变化。而三国时期魏人孙炎注《尔雅》，以《尔雅》的九州为殷制。《尔雅》不同于《禹贡》、《周礼职方》和《吕氏春秋》的是，有幽州和营州，而无青、梁两州。显然这些说法都只是当时学者的推论，并无多少实据。

总之，商时期有关海洋疆域的材料相对夏王朝时期的来说多了起来，商王朝自身与海洋疆域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起来。但是，商王朝时期的社会性质依然是早期国家，商朝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力是有限度的，远没有形成强大的帝国。

在周王朝，其势力的延伸是随着周民族不断由西向东扩展而伸至东方海滨的，因此周王朝海洋疆域的产生有一个发展过程，即在其早期(西周时期)，其东方的海洋疆域还没有形成，西周人对于海洋的认识是通过滨海国家而获得的。到了周王朝的后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在分封制度基础上诞生了沿海国家，从而在中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海洋疆域观念和管理历史。

周民族不断由西向东扩展而伸至东方海滨的明显例子是：

《逸周书?作雒篇》说周公“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孟子?滕文公下》又说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说明当时在山东沿海半岛，东夷的支族十分众多。

从西周金文来看，周公东征胜利之后，到康王时，东夷有大反叛。召公和卫侯伯懋父又大举东征。旅鼎铭文：“佳(唯)公大保来叛尸(夷)年”。大保即是召公?的官名。 小臣

簋铭文：“

! 东尸(夷)大反，白(伯)懋父以殷八自十又一月、

(遣)自

述东联，伐海眉(湄)，口(粤)厥复归才(在)牧自。 白(伯)懋父王令(命)，易(锡)自

征自五?贝。”伯懋父即是卫侯康叔之子伯髦，亦即王孙牟，髦、牟、懋三字声同通用(从郭沫若之说)。牧即牧野附近的牧邑，是殷八师的驻屯地。由此可见，卫侯伯懋父因东夷大反，统率殷八师一直攻到了海湄(即海滨)地区，并征收得那里出产的贝。康王以后的金文中就不见有对东夷大规模用兵的记载，该是从此之后，东方沿海的夷部族都已服从周朝的统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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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翦灭了武庚、管叔、蔡叔和东方东夷人的叛乱之后，又大举分封诸侯。周公旦的儿子伯禽被封为鲁君，占据山东西南部。周公的军队在征灭蒲姑(毫姑、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北)后，以其地为吕尚的封地，建齐国，都营丘(今淄博)，可能在这时周的统治达于沿海。封于齐地的吕尚是“东海上人”，到国后，“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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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主持营建了周的东都――大洛邑(今洛阳西南)之后，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四方的氏族、部落都来祝贺，并带来了各地的土特产――方物。居住在东方和南方的居民贡奉的多是海产品。《逸周书?王会》记：“扬州，禺禺。”注文：“禺禺，鱼名。”又记：“东越，海蛤。”注文：“东越则海际蛤，文蛤。”又记：“且瓯，文蜃。”注文：“文蜃，大蛤也。”又记：“若人，玄贝。”注文：“若人，吴越之蛮。玄贝，照贝也。”又记：“海阳，大蟹。”注文：“海水之阳，一蟹盈车。”越人是驾船的行家里手。《越绝书》记载：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据记载，越人曾向周王朝献大舟。《艺文类聚》：“周成王时，越人献舟。”

周时设立了“职方氏”，以掌管方域事务。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周时临海的州为幽、兖、青、扬四州，较之禹夏疆域九州中的兖、青、徐、扬四州扩大了许多。

幽州：“东北曰幽州，其山日医?闾，薮曰仂养，川曰河、璞，浸曰?、时，其利鱼盐。”师古注曰：“医巫闾在辽东。”仂养在长广，即今山东莱阳东，早已湮废。邕水出莱芜，北入渤海。时水出般阳，汉时般阳县在今山东省淄博市西南。幽州似乎包括了环渤海的广大区域，其中一部分与其他州重叠。

兖州：“河东曰兖州。其山曰岱，薮曰泰?，其川曰河、?，浸曰卢、潍。其利蒲鱼。”岱即泰山。泰?即大野泽。卢水、潍水皆在山东半岛。兖州似乎在山东北部，濒临渤海。

青州：“正东曰青州。其山曰沂，薮曰孟渚，川曰淮、泗，寝曰沂、沭，其利蒲鱼。”沂山即沂水发源之山，孟渚大约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淮、泗、沂、沭四水分布在今山东、安徽、江苏三省。从这里看出，青州临东海，今称黄海。

扬州：“东南曰扬州。 其山曰会稽，薮曰具区，川曰三江，

曰五湖。”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市东南。对“三江”，古人有种种说法，已不能确指。“具区”一般认为即今天的太湖。扬州实际是指淮河以南、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濒临今日的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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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殷周之际是国家制度逐步完备的时期，关于疆域的管理、划分及疆域概念也逐渐进步，为其后的国家管理奠定了基础。夏商周(西周)中央王朝是远离海岸线的，它们与海洋的关系是间接的，当时的海洋疆域与其说是夏商周(西周)中央王朝的疆域，不如说是当时沿海方国的疆域。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海洋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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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分析春秋战国时期的海洋疆域时不能忽略的事实是，自西周时期开始的国体变革，导致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相对独立地位的产生，而这样的结果则是沿海国家主体的形成，由此，真正把海洋作为一个国家的疆域的地理观念与管理现象产生了。

春秋战国时期始于公元前770年，止于公元前221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反映在国家管理制度上，就是从诸侯分封制度过渡到以区域划分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制度，并在各诸侯国家逐步实行了郡县制度。各国(各诸侯国家)的疆界确定后，管理疆界成为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郡县制度在国家边境地区有特别作用的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齐、燕、吴、越及楚都是沿海的重要国家。

齐国是东方大国。首封于齐的是吕尚，他是“东海上人”，西行归附周王，并在助周灭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史书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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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吕尚立下了如此大的功劳，因而周封吕尚于齐营丘。《括地志》云：“营丘在青州临淄北百步外城中”，即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吕尚就国之时就与久居山东半岛的莱夷发生纠葛，“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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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尚到国后，“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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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王时，管蔡作乱、淮夷叛周，周授予太公尚父以征伐之权，齐于是得以扩张，其疆土“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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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在今山东临朐县南150里的大岘山上有穆陵关，为齐南境。今河北盐山县即古无棣，为齐北境。当时的黄河趋东北流，为齐西境。齐东北部疆域临渤海。在齐的东方，今山东半岛上有莱夷居住。在齐的南方，临海居住的有淮夷。进入春秋时代，齐国出现了另一个著名的君主齐桓公。公元前685年齐桓公继位后，以管仲为辅，“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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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经济发达是开发海洋资源、扩大贸易的结果，主要的海产品是鱼、盐。

以柴薪煮盐是齐国重要的产业。据《管子》记载，管子曾向齐桓公献策日：“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君伐菹薪煮沸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于时。”管子解释说，阳春之时，农事方作，令民专事农耕，不做其他事情，包括煮盐。这样，盐价就会上升，用价格提高获得的利润疏浚黄河、济水，把盐输往梁、赵、来、卫等国，可以获得很多利润，并且可以借此控制各国。

齐国不仅与内地进行贸易，而且与沿海国家有通商关系，《国语?齐语》有“通齐国鱼盐于东莱”的记载。

经过几代君主治理，兴工商渔盐之利，齐国迅速发达起来，成为“带山海，膏壤千里，人民多文采布帛国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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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富饶国家。当时的临淄成为东方的大都会。

齐凭借军事实力，先后吞并了谭(今山东历城西北)、遂(今山东肥城南)、薛(今山东微山东北)、牟(今山东莱芜东)、夷(今山东胶州东北)、东莱(今山东黄县至荣成一带)等地。齐桓公曾自诩说：“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貊，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

、不庚、雕题、黑齿、荆夷之国。 莫违寡人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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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记载显然有夸大之处，但齐曾为东方霸主是历史事实。

齐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63年)，因山戎伐燕，齐遂起兵救燕，至于孤竹而还。孤竹在今河北卢龙。有学者认为，齐这次救燕战役，是在临海地区进行的，很可能动用了水军。因为齐桓公在制定扩张计划时充分考虑了利用海洋的地理特点，利用海滨、海湾、海滩，实施掩护，作为补给地。在征燕计划中也包含了这类内容。

公元前567年，齐国征服了莱夷，占据了山东半岛，齐人与海洋民族莱人互相融合，驰骋于千里海疆。

据说自齐桓公时就开始了海疆巡狩活动，《国语?越语》记：“齐桓公将东游，南至琅邪。”

齐国另一位君主齐景公出巡的路线肯定是沿近海而行的。《孟子?梁惠王下》记齐景公对晏子说：“吾欲观于转附(今山东省烟台市芝罘)、朝舞(今山东半岛东北端成山)，遵海而南，放于琅琊(今青岛市胶南琅琊台西北)。”《韩非子》也记载了“景公与晏子游少海。”西汉著作《说苑》记齐景公与晏子“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

凭借海上势力，齐国与吴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海战。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战胜越国后，回首北上，逐鹿中原，“伐齐南鄙”，开凿邗沟，以运兵秣。公元前485年，吴与鲁、邾、郯进攻齐国，吴王夫差率军由邗沟入淮北伐，另遣大夫徐承率舟师自海入齐。这次海战齐国取得胜利，吴水军返航。《史记?吴太伯世家》记：“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

战国时，齐国为田氏所篡，取代姜氏。齐威王击赵、卫，破魏，大大扩张：“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洹水下游人河处)，北有渤海，所谓四塞之国也，地方二千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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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齐国经济也很发达。“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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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齐逐渐衰落，但在秦攻燕时，齐水师“仍涉渤海”，救援燕国。

燕国居于渤海之滨。这一地区在殷商、西周时代有孤竹国(今河北卢龙)、令支(今河北迁安)。周初，周武王封召公于燕，始封地为蓟，在今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董家林村一带。春秋时期初年，燕国常受周边国家侵扰，国力较弱，一度迁至临易(今河北雄县)。公元前663年，山戎侵燕，“齐桓公北伐山戎，荆令支，斩孤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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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援燕后，燕在渤海西岸的地位开始巩固，“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君所至地予燕。”《括地志》记：“燕留故城在沧州长芦县东北十七里，即齐桓公分割燕君所至地与燕，因筑此城，故名燕留。”长芦在今河北省沧州市西。

至燕孝公(公元前464年～公元前450年)时，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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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燕文公(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4年)时，燕国已有海上舟师，并开始发展海上交通。

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燕国殷富，士卒勇于战斗，遂与秦、楚、三晋合谋伐齐，齐兵败，燕军进入齐都临淄，齐城不下者，唯聊、莒、即墨，其余皆归属燕国。燕占齐地达6年之久。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燕将秦开攻东胡，东胡退千里，燕筑长城，西起造阳(今河北怀来境内)，东抵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境内)。燕国向东北发展，开拓了大凌河、辽河流域，并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

战国末年，在秦强大的攻势下，燕在易水流域被击败，公元前226年，秦将王翦率军攻占燕都蓟，燕王喜逃奔辽东，秦将李信率军追击。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攻燕辽东，得燕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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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国灭。

吴国地处水网地带，濒临大海，是水上强国。吴造船能力很强，水军战船种类很多，“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今舡军之教比陵(陆)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吴舟师主力舰大翼一艘约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

至吴王阖闾时(公元前514年～公元前496年)，在楚人伍子胥的辅弼下，国势强大，连续进攻周边国家楚、越。公元前506年，吴与唐、蔡西伐楚，进至汉水，大败楚军，并占领了楚都郢。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率精兵攻越，在夫椒大败越军，越王勾践以甲兵5000人退保会稽，以美女8人送吴太宰伯?，使越人免于亡国灭种的结局。

公元前489年，吴王不听伍子胥劝阻北伐齐。公元前487年，吴北伐鲁。公元前485年，吴再一次北伐齐，“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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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82年，卧薪尝胆、以图复仇的越王乘吴王北上会盟、后方空虚的时机，偷袭攻入吴都，俘获太子友。这次攻吴，越水陆并进，水军自海路攻吴退路，越大胜。吴王夫差退回吴地后，士卒疲惫，只得与越言和。

吴都于姑苏(今江苏苏州)，国土包括今江苏大部和安徽、浙江一部，北至淮泗流域，南临太湖流域(今浙江嘉兴湖州之地)，东依海。

公元前475年，越攻吴。公元前473年，吴王夫差自杀，吴国灭。

越为水上民族，长于行舟。《越绝书》记：“夫越，惟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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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中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正因如此，越人有高超的造船技术.舟船种类也很多。战船有戈船、楼船，民用船有扁舟、轻舟等。越人称船为“须虑”，喻海为“夷”。在战争中，水军是越国重要的军事力量。

公元前482年，越乘吴王北上会盟，大举攻吴，“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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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被击败。“习流”，古人解为流放之人，或指水军。据《国语?吴语》，越军分兵两路，一路由范蠡、后庸率领舟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另一路由大夫畴无余、讴阳为先锋，勾践自领主力随后，从陆路进攻。此役，攻占吴国首都姑苏。

辅佐勾践灭吴的范蠡后来“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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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吴越春秋》记，灭吴后，越王杀相国大夫种，葬种于国之西山，“葬一年，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这当然是个习海民族的传说。其后，“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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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首都为会稽(今浙江绍兴)，初时有浙江大部和江西东部，灭吴后，据有吴地，其后迁都琅琊，据有山东南部。

楚也为春秋战国时强国，至楚威王时(公元前339年～公元前329年)，楚兴兵与越军抗争，大败越军，杀越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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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楚国的东部疆域抵达东海。而越国遂亡，诸侯子孙“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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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楚策》记楚四至：“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今武汉)、海阳(东海之滨)，南有洞庭、苍梧(今湖南境)，北有汾陉之塞(即陉山，在河南新郑南)、郇阳，地方五千里。”

公元前306年(一说在公元前334年)，楚怀王灭越，在江东置郡，楚国终于成为沿海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