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

东汉植帝时宦官专政，操纵州郡选举，侵犯世族大地主利益。世家豪族李膺、陈蕃等官僚和太学生郭泰等联合，猛烈挟击宦官。醒帝延熹9年(166年)宦官诬告他们“诽讪朝廷”，李膺等二百多“党人”被捕。次年虽被赦归田里，但被“禁锢狡身”不得为官，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即位，外戚窦武专政，起用“党人”，并与太傅陈蕃合谋拟诛宦官，事泄被杀。建灵二年(169年)宦官候览又诬反宦官僚张俭“共为部党”，将李膺等百余人重新收捕，因牵连或陷害以至死、徙、废、焚者又有6、7百人。熹平五年(176年)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五服以内亲属都免官禁锢。称为第二次“党锢之祸”。后为镇压黄巾才赦免“党人”。

东汉末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大斗争。桓帝时宦官专政，损害世族大地主利益。官僚李膺、陈蕃联合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猛烈抨击宦官。延熹九年(166)，宦官诬之“诽讪朝廷”，称李膺等200余人为“党人”，下狱拷治，次年虽获赦，但被禁锢终身，不许为官，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时，外戚窦氏专权，起用“党人”，并与太傅陈蕃谋诛宦官，事泄，中常侍曹节等矫诏杀陈、窦等5人，皆灭族。建灵二年(169)，宦官侯览又诬反宦官僚张俭“共为部党”，将李膺等百余人重新下狱处死，牵连陷害六七百人。熹平五年(176)诏州郡，凡“党人”之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皆免官禁锢，爰及五族，史称第2次“党锢之祸”。后为镇压黄巾起义，始开党禁。

东汉末年，部分士大夫和太学生因反对宦官集权而遭禁锢的政治事件。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外戚干政，朝廷政治非常腐败。一些士大夫和太学生深感东汉王朝有崩溃的危险，认为宦官外戚的专权干政是导致农民起义和政治黑暗的主要原因，遂纷纷联合起来，力倡清议。他们评论朝政，品核公卿，抨击腐败的朝政和罪恶的权贵，赞扬那些敢于干犯权贵的人，引起专权宦官的极大不满。公元166年，河内术士张成教子杀人。河南尹李膺命令收捕其子。适逢皇帝大赦，李膺却心抱不平，不顾大赦令，案杀之。张成素与宦官过往密切，于是，私下得到宦官的支持后，命其弟子牢?上书诬告李膺等人 “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 《后汉书?党锢列传》)。在宦官的怂恿下，汉桓帝收系李膺，并下令郡国 “逮捕党人，布告天下”(同上)。语词相及，共达200多人，名士杜密、陈?、范滂皆在其中。太尉陈蕃也因谏阻桓帝而被免官。次年，党人借助外戚窦武之力获得赦归田里，但仍禁锢终身，不许做官。次年，汉桓帝死，灵帝即位。窦武擅权。其联合陈蕃等起用党人，并企图以武力诛灭宦官。结果，不慎走露风声，宦官曹节等劫持窦太后，矫诏杀陈蕃、窦武。169年，汉灵帝在宦官侯览、曹节等挟持下，再次下诏收捕李膺、杜密等百余人，下狱处死。接着，又陆续杀死、流放、囚禁六七百人。172年，汉灵帝又诏司隶校尉段锴四处捕追、囚禁太学生1000余人。四年后，永昌太守曹鸾因上书为党人说情被杀，灵帝还就此下诏“州郡吏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 (同上)。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持续十八年，直到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中常侍吕强上书灵帝时言及“党锢之祸，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 (同上)，灵帝才害怕，下诏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里。至此，解除党锢。

东汉桓、灵二帝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桓帝时，宦官专权，侵犯世族大地主利益，受到世家大族李鹰、陈蕃、太学生郭泰等党人联合抨击。延熹九年(166年)，李鹰等200多人因被宦官诬告诽谤朝廷而被捕，后释放，但终身禁锢，不得做官，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即位，外戚窦武专政，起用“党人”，欲诛宦官，因事泄漏被杀，李鹰等百余人被捕遭杀身之祸。建宁二年(169年)，灵帝下令凡属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五服以内亲属都免官禁锢，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东汉后期一批反对宦官专权的官吏遭禁锢诛杀事件。汉桓帝延熹九年(166)，豪族李膺、陈蕃等与太学生郭泰、贾虎等联合抨击宦官专权，被宦官诬谄为“诽讪朝廷”。李等200多“党人”入狱，后被赦归故里，永不录用。熹平五年(167)汉灵帝重新启用李膺等党人谋诛宦官，事败后，李等百余人被杀。因连及而被杀、流放、囚禁者六七百人。在宦官挟制下，汉灵帝下令：凡“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其五族，均免官禁锢。这两次事件史称“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