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衰概要

唐初在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一带，分布着众多乌蛮部落和白蛮村寨，乌蛮为山居民族，此时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经济较白蛮落后，但具有较强的征战四方的能力。白蛮居平坝，多由一些大姓控制，战国秦汉时期滇西青铜文化的创造者就与白蛮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唐初，该区势力较大的乌蛮部落有六个：蒙腓诏、蒙舍诏、浪穹诏、邓赕诏、施浪诏、越析诏。蒙舍诏最南，在今巍山县境内，又称南诏;越析诏最北，在今宾川县境内，该诏与今纳西族有渊源关系;浪穹诏、邓赕诏、施浪诏又合称三浪诏，皆在今洱源县境内;蒙腓诏又写成蒙些诏，其地望有说在漾濞，有说在弥渡。

“诏”是当地乌蛮对酋长首领的称呼，也可指代整个部落，后发展出“王者”之意。在乌蛮六诏中，以蒙舍诏最为强盛。此时，已基本统一了全国的唐朝也想把这一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唐神龙三年(707年)姚腓道讨击使唐九征与吐蕃争夺洱海地区得胜，遂在今祥云县立铁柱以纪其功，此即大观楼长联中的“唐标铁柱”一事。但唐王朝在北面有游牧民族的不时搔扰，更重要的是在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日益强盛，对唐形成一个极大的威胁。为了牵制吐蕃，也为了不致形成腹背受敌之势，唐王朝决定扶持发展较快的南诏为唐在该区的代表。蒙舍诏遂在唐的支持下，逐渐统一了洱海西岸乌蛮各部，其中的越析诏败退金沙江以北，再未南下，故今之宾川县才未成为纳西族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王朝册封蒙舍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越国公，赐名“归义”，这是南诏的正式建立。次年，定都太和城(在今大理市旧县城太和村)。

此后南诏即开始了一系列扩大其统治范围的战争。先是借唐加紧控制爨区引起各地爨氏反感之机，把势力渗透到爨氏地区，并把这里的一部分白蛮人强行迁到其中心统治区，即洱海周围地区。这一行为激怒了唐朝，引发了双方间的数次战争，史称天宝战争。唐天宝九年(750年)至天宝十年，唐朝向南诏发兵，南诏遂向吐蕃求救，南蕃合兵，唐军大败。次年，南诏王被吐蕃赞普封为赞普钟(王弟)、南国大诏。当时唐朝中掌权的杨国忠为掩饰失败再谋胜利，于天宝十三年(754年)再次征兵伐南诏，南蕃又合兵一处抵抗唐军，唐主帅阵亡，唐兵全军覆没，十多万唐朝将士尸横旷野。南诏王考虑到将来与唐的关系，遂收拾残骸修成天宝将士?，此?至今犹存大理市下关。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就描写一老翁为躲避唐王朝此次点兵征南诏而自折手臂。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的云南副总兵邓子龙曾写过一首悼亡诗：“唐将南征以捷闻，可怜枯骨卧黄昏。惟有苍山公道雪，年年披白悼忠魂。”立于766年的南诏德化碑也详述了叛唐之不得已，表示了愿与唐和好的愿望。

随着天宝战争的失败，唐在滇西的苦心经营也付之东流。继之于公元755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南诏乘机攻取了四川西南部地区，随后又把势力伸向今云龙县以西直至伊洛瓦底江地区。公元765年，在滇池北岸建拓东城，后发展为今之昆明市，滇南地区亦属所有，南诏进入鼎盛时代。

唐大历十四年(779年)，吐蕃和南诏合兵攻打唐朝都城，大败而归，吐蕃归咎于南诏，降兄弟之国为臣属之国，南诏不堪此辱，又思及依附吐蕃期间，每有征战，总为先锋，年年还需上交沉重赋税，便有叛蕃归唐之心。而唐数十年来疲于与吐蕃的战争，加之安史之乱后，国力不振，仍想借南诏之力牵制吐蕃，故也有意与南诏重修旧好。唐贞元九年(793年)，南诏向唐剑南西川节度使正式表示了愿意归附之意。次年，双方在苍山脚下会盟，表示要合力将吐蕃势力逐出滇境，彼此之间互不干扰永久和睦。同年(794年)，吐蕃因与回纥大战，请求南诏派兵，南诏将计就计，派军队占领了吐蕃在滇西北的重镇铁桥(今丽江县塔城)，将吐蕃所给金印及地方土物献予唐朝，并请复号南诏。唐朝遂派袁滋往南诏，赐南诏王“贞元册南诏印”，袁滋及部属返唐时，南诏又献赞普钟印方物无数。袁滋行至盐津县石门关，在摩崖上刻文纪其行。此后凡有新继位的诏王，均有唐朝册封之印。

南诏与唐合好后，继续收复吐蕃占领地，并把收复地的居民部分迁往原辖区，继而又把势力渗透到滇西南一带，即今西双版纳等地。而8世纪末期的唐朝与吐蕃，势力都已衰微，其毗邻南诏的城镇又开始受到进攻，今中南半岛的一些国家也被南诏所征服或受到搔扰。

随着政治军事的胜利，南诏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亦日趋激烈，诏主在拓东城又荒淫无度，为转嫁矛盾，对外征战也日益频繁。9世纪末，唐末农民大起义，唐皇不堪内扰外患，将一宗室女封为安化长公主嫁与南诏，以求一时之安。而南诏经历了百余年的繁荣时期后，亦日薄西山。唐天复二年(902年)，权臣清平官郑买嗣杀了储君及王室宗亲800余人，于次年建立大长和国。

综观南诏历史，总有频繁不断的战争，这不仅与南诏政权的奴隶制性质分不开，而且与它夹于唐及吐蕃两个强大政权之间有关，它因此成为唐蕃对峙的一个支点。就在这些连年的战争中，南诏各族人民仍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南诏的武力只能称雄一时，便断碣残碑，付与苍烟落照，南诏的文化却得以百世流传，滋养了一代代后人。

大长和国存在于公元903年至927年，此后是公元928年至929年的赵氏天兴国、公元930年至937年的杨氏义宁国。权力的频频易手，反映了洱海地区奴隶制的崩溃及领主制的兴起。公元938年，段氏建立大理国，洱海地区领主经济基本形成。

大理国建国之初，国王接受了前30年的教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了领主经济的进一步巩固，社会经济也较前有了发展。大理国建立后不久，中原也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建立了宋王朝。在宋朝军队平定蜀地后，大理国即派人与宋联系，宋皇册封大理国主为云南八国都王，此后大理常入贡宋朝。但因宋王朝是一个很软弱又谨小慎微的王朝，一直受北方骑马民族――先是东北契丹族的辽国，继之是女真族的金国，后又有西北党项羌的西夏的威胁，故对大理国的臣服始终怀有疑虑，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之虞，宋皇划大渡河一线，对其西地区置之不顾，此即大观楼长联中“宋挥玉斧”之由来。宋朝偏安江南后，对大理国的戒心更大，但双方的互市由于经济及战争的需要倒是保留下来，大理国需要内地的丝和茶，宋则需要大理国的马。

大理国内分封的结果，是诸侯力量的互相抗衡，东部最大的诸侯为高氏，西部为杨氏。后高氏击败了杨氏，并夺了段氏的国主地位，建立大中国(1095―1096)，因迫于各地领主的不服，又请段氏复位，史称后理国，但此后政令皆出于高氏之门。如此激烈的权力争夺战，使得大理国内的统治者无暇顾及那些用武力征服过来的其他民族，东部三十七部割据一方，永昌、腾冲的各民族也发动起义，以摆脱大理国的控制，大理国已在风雨飘摇中。

宋宝钓元年(1253年)，忽必烈率蒙古兵从金沙江攻入云南，因是靠皮筏渡江，故大观楼长联中有“元跨革囊”之句。蒙古兵过江，当地麽些人不战而降。行至大理，受到抵抗，蒙古兵遂击败大理国军队占领了大理城。次年，留驻在滇的蒙古大将兀良哈台率军队攻破阐城(今昆明)，生俘大理国主。

大理国存在300余年，相对于南诏，内乱较多，根本原因在于领主经济时期，诸侯拥土自傲，国主对其缺乏约束力，加之此时周边无威胁，诸侯们更可以放心逐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