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布局

旧时上海的住房紧张是全国有名的。胡祥翰在《上海小志?生活》中就有如下记述：“至房屋开间则愈造愈窄，天井小如一线，灶披窄数尺，喻以‘鸽棚’非过也。”又说：“地面有限，人口无限，房屋栉比，赁价日增，一幢往往居有数家。”大多数原本供一家人居住的房子分割了再分割，最后导致一家人居住在仅几平方米的一室之内，形成了“７２家房客”的格局。如泰兴路１０６弄３号是典型的两层楼石库门里弄房，建于１９２６年。早期首先租下整座石库门住宅的是李老先生。原住一家人，十分舒适宽敞。李老先生有三个儿子，一家迁往香港，一家迁往鞍山，留下的一家叫李震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李震声被打成右派，去湖南劳改。于是一幢石库门住宅，分割了再分割，搬进了５户人家。李震声一家仅住底楼东厢房的前半部，后半部是另一家，底楼的客堂间是公共吃饭间，西厢房又是一家。二楼又有另３家人家。７０年代，李震声落实政策回沪，小儿子又插队回沪，东厢房的前半部拥挤不堪，只得推倒前厢房的一堵墙，向天井发展，扩展了３平方米。却又碰到小儿子要结婚。于是１６平方米的一间房又分割成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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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窘迫的住房条件，善于“螺丝壳里做道场”的上海人，为此动足了脑筋：

一是“合理”利用空间，主要如：

（１）就地打铺。三代人同居一室，室内安排一张安置老人的简易床，安排一张大床，给夫妇俩安寝，而孩子们就只能睡在地板上了。晚上就地铺开被子，天明起床后收起铺盖。也有孩子不多的人家，打开沙发，可睡１～２人。例如上文介绍的李震声家中，大儿子婚后住在东厢房的前半部，其女儿就是“睡在沙发上长大的”，一直到２３岁。

（２）一室分隔成二室。新婚夫妇与老人同居一室，总有一些不便之处，于是大房间用三夹板分割成两间。实在是太小的房间，就用一根铅丝悬一幅布帘，每当夜晚，布帘展开，把房间一分为二。到白天，拉拢布帘，又成一室。或者在小小的房间里摆上一道屏风，隔离成房中房。

（３）搭建小阁楼。孩子长大后，常住地板既不妥也不便，只要室高允许，就在房间内加搭小阁楼。在房间一人高的两边墙壁上打洞，架上横木，然后在横木之间铺上木板，加以固定，即成一小阁楼。老式住房一般较高，小阁楼上也常有一成人的高度。小阁楼上光线全无，白天也得靠灯光照亮，有条件的就在屋脊上再造一扇天窗（俗称“老虎天窗”）。小阁楼常是孩子们的居所，若空间较大，可以搭上一张床，若空间太小，就直接睡在阁板上。一把小扶梯可直上小阁楼，小阁楼的前沿部位还装上扶手的栏杆，以防坠落。电视剧《上海一家人》中就有孩子们睡在小阁楼上的镜头，这是沪上居住习俗的具体生动的描写。由于加建小阁楼在上海石库们老房子中十分普遍，因而在前些年制定动迁政策时，还有一条很特别的规定：只要小阁楼高度达到能让人直立的程度，阁楼的面积可以计算在居住面积里。

二是向外“扩展”空间，如：

为解决居住困难，有些人就千方百计在公用过道上动脑筋，把大门移向不影响他人的过道上去；把家中杂物堆放在公用过道上；把灶间移到走道上，空出灶间安排成居室；在灶披间外用碎砖、瓦片、木板等物拼凑一间略挡风雨的简易厨房，把厨房移向室外，白天把油盐米酱搬出来使用，晚上再搬回室内。例如南市区董家渡路上的一户人家，夫妻两人，育有５个孩子。早年原租赁居室一间，约２０平方米，另有一灶间。孩子幼小时，都同居一室。当孩子长大后，一居室就用三夹板一分为二，但仍居住不下７口人，就把灶间移至室外，用极简陋的挡板筑成厨房，在原灶间里架起了另一张床，才勉强安顿下来。

如今告别了老式平房、石库门，搬进新工房的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搭建习俗依旧存在，只是改变了方式而已。新工房的高度一般在２．５～２．８０米之间，再要搭阁楼已不可能了。在居住条件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已消除了“鸽棚”式的拥挤的情况下，人们还是经常要扩大地盘，占用公用部位。如：将家中杂物堆放在公用过道上；有的新工房结构是朝北楼梯上来，向东通向一室、二室，向西通向三室、四室，有较多的公用面积。于是一室和两室的两户人家联合起来，将走廊切断，在楼梯拐弯处装上铁门，三室、四室的两户人家也照办，把公用走廊转化为私用。靠东或靠西的一家还可以把煤气灶移到走廊上，厨房里的一应用品都跟着出来，空出厨房变成小房间。在楼梯的转角处，往往有较大的隙地，便于人们上下楼梯。于是住在楼梯两旁的人家迅速把隙地圈为己有，杂物纸箱堆积如山。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人们带来很大的不便，然而主人又不许他人来干预。此外，人们习以为常的封阳台、底楼人家变小花园为住房等也都是变相的占用公用面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上海住房条件的改善，上述占用公用面积的情况已大为改善，尤其是一些新建的居民小区中已见不到这种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