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住方式

从宏观上讲，巴蜀地区农村居住方式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集中聚居的村落式和分散居住的散点式。村落式居住方式是同一行政区的居民集中居住在一起，形成了明显的“村庄”地域界线。村庄周围则是该村的耕地。巴蜀地区散点式村落主要分布在川西平原，深丘地区也有相当部分是散点式。

川西高原村落式居住方式较多。这种方式的形成，主要受到了两种因素的影响。其一，这是一个多民的杂居地区，在历史上也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征战地区。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南征，唐代汉与吐藩的交战，均发生于这个地区。同一民族的不同部落的冲突也较为频繁。为了防止外族、外部落的掠夺，保护村庄的居民财产，就不得不集中居住，团结起来，应付发生的冲突。村落式居住不仅能组织较多的人员参加战斗，而且便于修建抵御进攻的村寨。在川西地区还能看到比较特殊的建筑方式，村庄住户的院墙高大，多是石块垒砌而成，每个村庄都修建较多的碉楼。这些碉楼是历史上的战争形成建筑。由于川东、川北山区的战斗较少，所以在这些地区很少见到这类建筑形式。

其二，水源是居住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在山区居住地，水源极为有限，村落式的居住方式能够使人们共用水源，所以山村多在水源周围聚居。保护水源是十分重要的任务，聚居也有利于保护水源。川西高原经常可见离聚居地很远的耕地，有的甚至需要步行一小时。但人们都住在村内，不会搬迁到离耕地较近的地方，就是受到水源的限制。川东、川北的山区的聚居方式也是由于水源限制而形成的。

然而巴蜀地区更多的是散点式居住方式。其中以川西平原最具代表性。在这里，行政村里几乎没有形成中心居住区，多是一两家，至多四五家住在一起，巴蜀地区称之为“院坝”，中心区的各项服务功能，被该地区内的小场镇所代替。这样，川西平原居住方式的突出特点就是行政区划没有明显的地理界线。有的两户家庭相距不过数百米，分属于不同的村;有的两户家庭相距几里地，却又同属于一个村。尽管这种居住方式给行政管理带来了很多不便，却是最具巴蜀特色的居住方式。这种居住方式是在巴蜀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自然、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巴蜀地区中，川西平原是移民最多的地区。无论这些移民迁居于何时、来源于何地，最初的生活方式总和当地居民有差异。因此，移民在最初建立的定居点上，总会和其他的居民保持适当的距离，以避免生活方式差异带来的冲突。巴蜀地区较少整体移民，所以定居点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至多也只有沾亲带故的几户家庭，从而形成了这种散点式的居住方式。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家庭之间的相互交往日趋频繁，生活方式也日趋一致，但缺乏形成村落式聚居的动力，所以散点式居住方式就保留下来了。

其次，自秦蜀郡太守李冰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后，川西平原得到了自流灌溉之便。条件较差的地区也能极方便地得到沟渠之水。同时，川西平原的地下水位较高，一般只要挖几米深就能见到地下水，在泥土地上打井十分方便，花费较小。所以，川西平原的家庭水源极易解决，迫使人们聚居的水源压力也就不存在了。川西平原几乎每个“院坝”都有一个水井，有的家庭甚至有自己单独使用的水井，全村共用水井的情况几乎没有。

再次，川西平原的社会生活一直比较平静，很少战乱、饥荒，社会秩序相对比较安定。特别是唐、宋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又迅速地繁荣起来。持续几百年的安居乐业的和平气氛减少了村落式聚居的社会压力，从而使人们缺乏聚居的期望。散点式居住方式形成了家庭间的隔离带，减少邻里之间的冲突和纠纷，有利于维系和缓的人际关系。同时，散点式居住有利于家庭利用房边的地理空间，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川西平原，这种空间的利用更显得十分重要。在巴蜀地区，农居周围都栽有茂密的竹林和果木，以适应家庭生活的需要。这些因素进一步促进了川西平原散点式居住方式的发展。

最后，在“天府之国”的巴蜀地区，家庭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万事不求人”的自给自足生活方式得以形成，公共设施极少。散点式的居住方式并不会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同时，巴蜀地区无霜期长，冬季几乎无降雪，一年四季都能种植农作物，因而农田劳动时间长，劳动量大。分散居住可以尽可能接近耕地，减少往返于路途的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于是，散点式居住方式被长期保留下来。

在这些因素下形成的散点式居住方式，使人们不易从居住形式上分辨出村之间的界线。但巴蜀地区的村有一点与中原地区非常相似，即每个村都由一、两个大姓为主构成。这种宗族性的村庄，使各个家庭之间的联系不会因地理的距离而疏远。所以，川西平原散点式居住方式仍然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形成村的行政区域。这体现了巴蜀文化中的正统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家庭之间共用的公共设施不断增多，商品交换的数量不断增大，散点式居住方式的不适应性也就日趋明显。散点式居住只适应小农经济，现代生活方式产生了村落式聚居方式的压力。因而，许多行政村的改造就体现为集中居住区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