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耕作

农田与耕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通过考察楚国的耕作方式，对楚国农田的基本面貌也就大致清楚了。

楚国的耕作方式，主要分两种类型――“火耕“与”水耨”。《楚记?平准书》称：“江南火耕水耨”，同书《货殖列传》也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盐铁论?通有》的说法较为具体：“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伐木而树谷，燔菜而播粟，火耕而水耨。”《汉书?武帝纪》的说法则与《史记?平准书》几无二致：“江南之地，火耕水耨”。由此可见，“火耕水耨”是楚越之地所特有的耕作方式。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大多以为“火耕水耨”属于同一耕作方式的两种步骤，如《史记》裴笥《集解》引应劭曰：“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而水耨也。”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则以为：“先以火焚草，然后植之以苗，灌之以水，则土肥而苗长，及杂草生，辄除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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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人和今人的传统看法，郭仁成先生已证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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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毋庸赘言。

其实，“火耕”与“水耨”是楚人因地制宜所分别施行的两种不同耕作方式。“火耕”，类似于《礼记?月令》所谓“烧擞”。郑玄注：“欲稼菜地，先擞其草，草干烧之。”如穷本究源，于上溯到楚人始祖祝融。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祝融曾任火正，而主持放火烧荒正是火正的职责之一，其后裔在向南方迁徙后，进一步保留了这种传统的“火耕”方法。《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的话说：“昔我先王能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追述的就是楚人首领熊绎率领郭众开发山林的业绩。而按当时的生产水平，开发山林非用“火耕”不可。由于荆睢山地只宜种粟，故楚人的“火耕”耕作方式主要用于种粟。

后来，随着楚人向江汉平原乃至洞庭湖平原纵深的推进，稻就取代粟而成为楚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与此同时，“水耨”便成为楚人的主要耕作方式了。那么，“水耨”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耕作方式呢?对此，古人已作了详细的解释。《周礼?稻人》云：“凡稼泽，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郑玄注：“将以泽地为稼者，必于夏六月之时，大雨时行，以水病绝草之后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泽地，即水田。郑玄是说，在水田种稻之前，必须先用水灌灭新生的杂草。这是“水耨”的确切含义。在楚人种植水稻的主要地区――今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当时是一大片湖泊纵横的沼泽地区。在水利设施末修之前，这里涨水季节为水乡泽国，枯水季节则为草丛林薮，故被楚人称之为“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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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招魂》：“与王趋梦兮课后先。”洪兴祖补注云：“楚谓草泽曰梦。”《逸周书?职方解》说得更加明确：“其泽薮曰云梦”。因此可以这么说：是楚国特殊的地理条件，促使楚人学会并完善了“水耨”这一耕作方式。

“水耨”的始创者为江南水乡泽国以种稻为业的越人、淮夷和楚人先民之一――楚蛮。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长江中下游很可能是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地，我国现知最早的水稻实物是发现于距今7000余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的水稻种子，其次是距今4000余年的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和湖南安乡桂家岗遗址中发现的稻谷。尽管就目前掌握的线索分析，楚人的“水耨。技术最早可能师从越人，但其历史仍然是悠久的，正像他们的“火耕”源于祝融甚至炎帝“烈山泽而焚之”一样。

随着楚国疆域的不断扩展，楚国的地理条件也日渐复杂，既有平原泽地，又有山地丘陵。因此，“水耨”与“火耕”得以双管齐下，相辅而行。遇有丘陵山野，便行“火耕”，辟为旱地，以种粟或其他干旱农作物;遇有水乡泽国，便待枯水季节施用“水耨”，使之变成稻田。如此一来，山陵得到开发，平原得到恳殖，楚国的农田与日俱增，粮食产量也不断增加。据《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是年楚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西邻的戎人、庸人、麇人和百濮、群蛮乘机入侵，而楚人仍能迅速出兵抗击，并沿途“振廪同食”，终于打败了强大的敌人，还一举灭亡了庸国。可见楚国必定有大量粮食储备，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史记?伍子胥列传》记，楚国曾悬赏捉拿出逃的伍子胥，谓“得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一次悬赏竟是5万石，足见楚国粮食产量之丰。又《淮南子?泰族训》记：“阖闾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这“高府”，必定是楚都的大型粮仓。进入战国，楚国的粮食更加充足了，《战国策?楚策》载苏秦游说楚威王，说楚“粟支十年”。此语或许有夸张之嫌，但考古发现则提供了实证：在楚都江陵纪南城战国时期铸造作坊遗址西郭，发现5处被火烧过的稻米遗迹，最大的一处长约3.5米，宽约1.5米，厚约5～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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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坊尚且5处堆放粮食，足见楚国粮食是何等充盈。无怪乎《楚辞?大招》曾发出：“五谷六仞，设菰梁只”的感叹了。

楚国农田的大面积开垦和耕作方式的继承、改进和提高，以及由此而导致粮食丰饶，无不同铁农具的使用息息相关。至迟在春秋晚期，楚国已开始使用铁器。就目前所发现的大量战国时期的楚国铁器来看，以生产工具为大宗。如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241件铁器中，生产工具即有124件，占51.5%;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楚墓出土的181件铁器中，生产工具177件，占近78%。银山岭战国墓也出土了青铜工具，但只有38件。这批墓的主人因是垦边士卒，所以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工具――铁工具特别多。在楚墓出土的铁工具中，铁农具占有很大的比例，而且种类齐全。就目前接触到的资料看，除铁犁外，其他铁农具大体都有了，如锄(有凹形铁口锄和六角梯形锄二种)、裴、、铲、耜、镰等。 铁斧虽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的农具，但它对于砍伐森林，变山林为农田则有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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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孟子?滕文公》记载，当孟子问道楚国农家代表人物许行“以铁耕乎?”时，许行的弟子陈相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说明战国时期楚人在农业生产方面已广泛使用铁农具了。

农业生产的发展呼唤着科学技术的诞生。如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那样：“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有关楚人历史的大量传说表明，以农业为本的楚人很早就与天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和先秦其他民族一道，为我国早期天文学的发展，为在世界天文发展史上确立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据王胜利先生研究，楚人始祖祝融就是一位出色的天文学家，他担任火正的重要职责之一“观象授时”，就是观测大火星和鹑火星的星象位置以确定农时。到了祝融后裔担任“羲和”职务的时代，楚人的天文学水平又有进一步提高。这主要表现为：(一)观测目的由只为确定春耕农时发展为确定春、夏、秋、冬四季和制定历法;(二)观测对象由单一的“大火”或“鹑火”发展为“四仲中星：鸟、火、虚、昴;(三)观测人员由“火正”一人主管发展为多人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四)已能制定粗略的阴阳历。此外，楚人对“日食”、“二十八宿”、“北斗七星”、“五大行星”、“慧星”的观测都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尤其是楚国天文学家甘德对木卫三的发现，比伽利略和麦依耳用望远镜的发现要早197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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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的农业生产技术，主要记录在由许行及其弟子所著的《神农》一书中，惜其书亡佚已久，惟清人马国翰钩稽古书之征引，辑为《神农书》一卷。通过将《神农书》同《吕氏春秋》论农诸篇加以比较，始知《吕氏春秋》对农业生产理论和技术的论述，竟源于《神农》。因此，考察楚国的农业生产技术，主要的依据应是《吕氏春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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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吕氏春秋》记载，楚人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已熟炼掌握深耕――“五耕五耨”和施肥――“棘者欲肥”，并特别注意通风间苗和防治病虫害，以及调茬轮作的方法。尤其是水稻栽培技术的改进与提高，在同时诸国中是位于前列的。

医药学的发展同农业种植业、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的关系至为密切。楚人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发展了医药科学。据后德俊先生研究，楚人种植和采集的药物的共同特性是性温、味甘：如楚人行走时喜爱佩带装有佩兰、香草等药物的香囊;休息时喜欢枕着装有辛夷、茅香的枕头;在居室内常用薰杯、薰炉焚烧花椒、茅香、杜衡等。楚人之所以这么做，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因为这些中草药中大部分是属于芳香类药物，含有一定的挥发成分，在佩带、使用和焚烧时所挥发出的香气，不仅能使人活血舒筋，祛寒驱湿，且具有一定的杀菌作用，从而起到预防和治疗某些常见性疾病的效果。楚人在医药方面的探索，为尔后楚地乃至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自秦汉以降，“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在南方楚地的山林丘陵地区依然沿用。《史记?平准书》和《货殖列传》说到的“江南火耕水耨”，虽然包括汉代以前“楚越之地”的情况，但主要是讲汉代，并说正是由于故楚越之地施行了先进有效的耕作方式，“无饥馑之患”，汉武帝才会在饥荒之年下诏令山东“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沿习未废，故杜预在《论水利疏》中说：”诸如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唐宋时期，改称“火耕”为“畲田”，称“水耨”为“水耕”。其名虽异，其实则同。如杜甫《自?西移居东屯茅屋》诗句云：“斫?应费日”。原注云：“薛梦符曰，荆楚多?田，先纵火炉，侯经雨下种。 历三岁，土脉竭，不可复树?，但生草木，复旁山。”同是杜甫，在目睹潭州农民施行水耨的情状时，写下了“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全唐诗》卷233)的诗句。宋范成大《劳?耕》诗序云：“?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借其套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宋范镇《东斋纪事》则说得更加具体：“沅湘多山，布种时，先伐木焚之，俟成灰布种，谓之刀耕火种，此火耕之遗意也。”寇准知归州巴东县时曾作诗云：“谁家几点?田火，疑是残星挂远峰。”自元代以后，又由“?田”改称为“梯田”，如元人王桢《农书》云：“梯田，谓梯山为田也”，并进一步解释说：“又有山势极峻，不可尽足，播植之际，人则伛偻，蚁沿而上，耨土而种，蹑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总曰梯田。”“火耕”耕作方式之所以在楚地经年不绝，主要因为它是一种因地制宜的耕作方法，对付山势陡峻、榛莽茂密的生荒之地，还没有比这更为合适的手段。时至今日，今湖南西部各县仍袭用此法。而湘南各地则普遍称山地为“土?”，这显然是火耕?田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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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楚国的山地开发和水田垦殖为后世楚地提供了经验，所以，自秦汉以来，楚地的农田开垦一直经久未衰。《汉书?地理志》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人们往往根据这条史料推测汉代楚地人民还过着渔猎采集的原始生活，这是误解。既然食“稻”，必有大量水田;既然“山伐”，当曾大事开发山林。考古发现也证明汉代楚地的农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西汉墓中曾发现四束粳稻穗，出土时谷粒饱满，色泽鲜黄，当为良种。于此可见西汉楚地农业之一斑。据《后汉书?傅燮传》记载：“(燮)出为汉阳太守，……乃广开屯田，列置四十余营。”魏晋南北朝时期，楚地的农田得到更大规模的开发。《晋书?羊钓传》记羊钓“为督荆州诸军事，……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三国志?魏志?仓慈传》也记载有“太祖开募屯田于淮南”之句。唐代，楚地稻作面积得到进一步开发，如《唐令要》记李皋在江陵东北“广良田五千顷”。所以唐代此地粮食充盈，时人诗云：“河朔人无岁，荆南义廪开”(《全唐诗》卷87)。宋代，楚地的农田面积有增无减，《宋史?朱震传》谓：“荆襄之间，沿汉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里”。元代，楚地的荒地得到了大面积开垦，王祯《农书》对此记述较详。明初实行奖励恳荒的政策，加速了耕地开发。据《续通考》称：“每岁中书省奏天下垦田数者亩以千计，多者至二十余万”。从《万历会典》所记洪武额田数来看，湖广垦田数字最高，达220.2175万余顷。据何孟春《余冬序录》记载，早在明代前期已经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流传。有清一代，江汉――洞庭湖区堤垸农田迅猛发展，据乾隆《沔阳州志》记载，到雍正为止，沔阳一州围垸垦殖达1357处，而按光绪《湘阴县图志》卷二二记载，止于乾隆朝，仅湘阴一县所围堤垸就达133处。堤垸的兴起，大大扩展了江汉――洞庭湖区的耕地面积，对缓和人口增长造成的耕地、粮食压力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由于围垸筑堤不加限制的盲目扩张，加速了河湖的堙塞、水面的萎缩，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洪涝灾害频繁加剧，从而降低了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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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秦汉以降楚地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科学技术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尤以天文学和医学最为突出。

西汉时期楚地的天文学在楚国天文学基础上又有长足的发展。出自楚人后裔之手的《淮南子》一书，就有“日中有圳乌”的记载，圳乌即黑子，说明当时楚地人们已观察到太阳黑子这一现象。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是对楚人慧星观察结果的总结和记录。东汉时期，南阳人张衡在总结前人天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创制了闻名于世的浑天仪、候风仪和地动仪。不过，魏晋南北朝以后，楚地的天文学发展变得缓慢了，直至清末，楚地几乎没有出过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天文学著作。

同天文学不同的是，楚地的医药学自汉代以来一直发展较快，其水平在全国始终居于前列。西汉时期，楚地的医药学已具有较高水平，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和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男尸出土时良好的保存状况，证明当时楚地医药学上防腐技术的巨大成就。湖北江陵张家山274号汉墓出土竹简中的《脉书》和《引书》，是我国早期的医学和养生术著作，对我国医学史、保健史和体育史的研究，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东汉时期，南阳人张仲景精心研究医学，广泛征集方剂，写成《伤寒杂病论》16卷，建立了诊断和治疗的中医学体系。楚地医药学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又获得了新的进展，这种进展以北宋蕲州医学家庞安时《伤寒总病论》的出现为标志。到明代，楚地医学出现了高峰，这就是湖广蕲州人李时珍《本草纲目》的问世。《本草纲目》共分52卷，列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16部，每部又分若干类，共60类，每类下列出该类所属药物。全书共收药物1892种，附处方11096则，插图1000多幅。它是我国16世纪以前医药学丰富经验的总结，直至今天还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明代湖北罗田还出现了一位儿、妇科专家万全。万全一生著医书20余种，其中有10种收入《四库全书》。日本汉方医学家丹波元坚和朝鲜医学家许浚，都不同程度受到万氏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