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哲学思想

刘禹锡(772―842)，唐代哲学家。字梦得，洛阳(今河南省洛阳)人。曾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临察御史等职。与柳宗元等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后迁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主要哲学著作有《天论》上、中、下三篇。认为“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万物“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倮虫之长(指人)，为智最大”。并指出，“空”、“无”亦为物：“空者，形之希微者也。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也恒资乎有，必依于物而后形焉。今为室庐而高厚之形藏乎内也;为器用而规矩之形藏乎内也”。“乌有天地之内有无形者耶?古所谓无形者，盖无常形尔，必因物而后见尔”。以“数存而势生”的命题，阐述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在天人关系上，认为天和人各有其能，提出了“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光辉命题，以“天非务胜乎人”，而“人诚务胜乎天”，划清了天与人的根本界限，一方面反对了天人感应的目的论，另一方面，又强调了人的自觉能动性。以万物“交相生还相用”是“万物之所以无穷”概括了世界万物的普遍规律及其“生生不息”的动因，把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其社会历史观多散见于一些诗作中，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以自然界的变化喻说社会的发展;“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揭示出历史长河中新陈代谢的永恒规律。他反对“循往以御变”，主张“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唯变所适”。一个“变”字，概括了他朴素的历史观。其哲学思想既是当时生产斗争和自然科学成果的新概括，又是对古代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新发展，上承先秦之余绪，下启两宋之先河，在中国哲学史上所达到的成就，是非常硕大光辉的。

刘禹锡是河南洛阳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比韩愈要小4岁。贞元九年(793年)登进士第，次年，又登博学鸿词科，是个才高学赡的志士。唐顺宗时，参加王淑文的永贞(805年)革新运动，为改革派中的核心人物。后来因此贬谪在外，沉沦20多年，到敬宗宝历二年(826年)才召还京城。晚年多病，退居洛阳。

刘禹锡是唐代中原卓越的诗人和杰出的散文家，而他在哲学思想方面的成就，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的。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古老而又复杂的问题，古代哲人中唯心论或唯物论者，都对这一重要问题作过探索，并展开争论。刘禹锡的哲学探讨，就是以天人关系作为中心课题，他的代表作《天论》，对这一复杂的哲学问题作了系统而深刻的总结，从而提出许多创造性的见解。

古代对天的概念，一直存在两种绝然相反的看法：一是认为天是具有高度智慧的神明，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二是以为天没有意志，只是人们对自然本身的总称。对天的概念是天人关系的基本出发点，由于对它理解不同，决定着对天采取不同的态度，以及对人世事务的不同处理方法。刘禹锡对天的观点基本上属于后者。他在《天论》中对天和人下了一个简要定义：“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给天和人赋予了自然的性质。

刘禹锡为了进一步阐明天和人的物质性，又举例说：天虽然有三光日月，万象神明，“然其本在乎山川、五行。”以物质性的山川和五行作为根本。他还说，人虽有精神知觉，“然而其本在乎肾、肠、心、腹。”以这类内脏器官的物质性，作为存在的根据。在他看来，凡属有形的东西都是物，“形而大者”的天，只不过是大物而已。因而剥夺了天对人的统治，取消人对天的依赖与崇拜。

刘禹锡还把对“有形”的天的讨论，转向对“无形”领域的探索，他说：“空者，形之希者也。其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也恒资于有，必依乎物而后形焉。今为室庐;而高厚之形藏于内也;为器用，而规矩之形藏乎内也。”认为世人所谓的空实际上其中充满了人眼看不到的希微的气体，没有固定的形态。柳宗元在《答刘禹锡天论书》中说：“所谓‘无形者为无常形’甚善”，完全支持他这一观点。宋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张载的最基本的论点“虚无即气”，被其后五六百年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推崇为至理名言，实乃导源于刘禹锡这一论点。上述引文的后半段比较艰深，但极为重要，它接触到物质存在与空间的更深层次的关系。他认为，空间除了充满气体之外，它本身具有长、广、厚三维构成体积，是物质存在的普遍形式，而形式本身也是作为物质对象的客观属性而存在，世界上并不存什么真空或虚无。

刘禹锡宣称，天地万物莫不“乘气而生”。气一元论是中国古代唯物论思想的中心和主流。物质性和气的观点，为刘禹锡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把关于天人关系上的神密主义一扫而光，从而在根本上否定魏晋玄学中的“以无为本”的空谈，以及宗教的以空为宗的说教。刘禹锡关于世界物质性的理论，是他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前提。

刘禹锡认为自然万象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提出理、数、势三个概念作为世界发展变化的基本原则。他说：“以理观之，万物一贯也。”掌握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的道理，这个纷然杂陈的大千世界，才能为人们逐渐认知。但这个规律不是毫无内容纯抽象存在，而要具体表现在数量关系上，他明确指出：“必有数存乎其间焉。”理与数两者相结合，构成种种客观条件，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数成而势生”，任何事物永远不能“逃乎数而越乎势”。刘禹锡以天来说明自然的物质性，以理阐述物质发展运动的规律性，以数指出规律的必然性，以势规定一切变历的趋向性，完成了对自然的一幅完整图案的叙述，很系统地表现了刘禹锡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其逻辑之严密在古代思想家中是很少见的。

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刘禹锡继承了荀况的思想，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他认为天(自然)与人各有所能，他说：“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论?上篇》);天和人既是具体有形的物，都有一定的限度，不是无所不能。“天之道在生殖，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论?上篇)。就是说，自然界动植物的繁衍，依照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法则，只有强弱之分，而无是非可言。就是原始社会的初民，也是“天之道”占着主导地位，“气雄相君，力雄相长”。所以刘禹锡说：“天之能，人固不能;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他把天的作用和影响，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在这一基础上提出“天人交相胜”的命题就显得有理有据了。

刘禹锡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把人从物及动物中区别开来，他说人是“倮虫之长，为智为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而且人的行动，有明确的目的，站在主动的地位，“天非务胜于人”，“人诚务胜乎天”。就是说，自然没有意志来战胜人，而人却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要征服自然，历史文明的不断进步，就是人对自然取得胜利的记录。

他肯定人力胜天的行动，但指出人能胜天不是消灭天之道，除掉天之能。人能改造自然，但不能创造客观自然规律，正相反，由于人们尊重、控制和利用这些规律，才能“制天命而用之”。例如，春天阳而万物萌生，秋季阴而果实成熟，这是天道即自然的规律，人们根据这一规律，春天种植庄稼，秋天收获谷物，“用天之利，立人之纪”。如果忽视或违反这些自然规律，在秋天去播种五谷，虽加十百倍人为的努力，也将毫无所获。

刘禹锡的文名很大，人们都知道他是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但他哲学思想中的合理内核，比当时一般哲学名家都要多，有些直到现在还很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