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

指唐初文学家王勃、杨炯、户照邻和骆宾王。《旧唐书?文苑?杨炯传》：“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四杰”反对六朝以来颓靡绮丽的风气，指出了一些革新意见。所作虽未完全摆脱六朝影响，但开始把诗文从宫廷引向刘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边塞，题材扩大，风格也较清新刚健。其诗歌吸收了六朝以来讲究声律的特点，音调和谐，字句秀丽，抑扬婉转，严密精工，为五言律诗的定型奠定了基础，七古歌行和五言绝句也在他们笔下趋于成熟。“四杰”中，王勃、骆宾王皆工五律、五绝和骈文，骆尤长于七古歌行;卢照邻对七言歌行的发展有重大贡献;杨炯擅长五律，但存诗最少，成就也较低。

对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誉称。王杨擅五律，卢骆擅七言歌行。其诗文虽未尽脱齐梁绮靡之风，但题材较广，风格清竣，初具宏博气势，对唐代文学风气之转变有一定作用。《旧唐书?文苑?杨炯传》：“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之句。王世贞《全唐诗说》：“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

唐高宗、武后年间、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曾称雄于文坛，故称之为初唐四杰。由于四人生逢初唐以科举延揽人才的年代，各自又都汲汲于崭露治国安邦的才华，所以在诗歌创作上呈现着新倾向、新精神。首先他们都反对齐梁绮丽的诗风，谴责华而不实，“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杨炯《王勃集续》)的作品，力求将“积年绮碎，一朝清廓”(杨炯《王勃集序》)。比如在新体律诗的革新上，四杰下力最大，作品最多，也最见成效。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骆宾王的《在狱咏蝉》等，都为律诗的成长与发展作出了贡献。除了诗歌，他们还“并以文章见称”(《旧唐书?裴行俭传》)。王勃注《周易》，为《诗经》作序，是成就最高者。以风格而论，“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陆时雍《诗镜总论》)。总体看，四杰诗文开始扭转了齐梁淫靡风气，题材也从宫廷走向人生 。在四人的笔下，五律诗开始规范化;七言歌行也有所发展。胡应麟在《骆临海集笺注》中说：“唐起梁、陈衰运后，诗文纤弱委靡，体日益下。宾王首与勃等一振之，虽未能骤革六朝余习，而诗律精严，文辞雄放，滔滔混混，横绝无前唐三百年风雅之盛，以四人者为之前导也。”这些评论，十分允当地肯定了四杰首开唐代新文风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