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的法律思想

包拯(999―1062)，北宋庐州合肥(今安徽省)人，字希仁，进士出身，宋仁宗在位期间，他先后做过知县、知州、知府及转运使等地方官，做过谏议大夫、监察御史、御史中丞等中央监察官，后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官至枢密副使。他是北宋著名的司法、监察官员，是维护封建法制的著名“清官”，遗著有北宋张田编辑的《包拯集》。他从“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包拯集?言陕西盐法》下引此书只注篇名)的思想出发，主张在立法上要兼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清罢天下科率》)包拯深深懂得对人民“横敛不已，人怀危虑，或因岁之饥馑，以吏之残酷，相应涂炭海外，此乃心腹之患”(《清罢天下科率》)。为了富国安天下，就必须以恤民为本，实行宽民政策，设法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使“重困之民，渐获苏息”。为此他认为在立法上应贯彻“公私利济，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的原则。包拯说“法有先利而后害者，有先害而后利者;若复旧禁榷之法，虽暴得数万缗，而民力日困，久而不胜其弊，未免随而更张，是先有小利而终为大害也;若许其通商，虽一二年间课额少亏，渐而行之，必复其旧，又免民力日困，则久而不胜其利，是先有小损而终成大利也”(《言陕西盐法》)。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包拯经常深入民间了解老百姓疾苦，“为民请命”。他对当时赋役繁重的情况向宋仁宗提出了“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的谏议。皇钓二年(公元1050年)，他又向皇帝提出《请罢天下科率》的奏章，请求免除常赋以外的一切临时加派，让农民只纳正税，只缴“年色”。重灾区罢除一切无名科率，减免平民对公家所负的积欠，并支义仓赈济百姓等。他在《请支义仓米赈济百姓》的奏折中说：“臣访闻江、浙、荆湖等路，自去秋亢旱，田苗一例灾伤，即日米价甚高，民食不足，若不速令救济，必致流亡。强壮者起为盗贼，老弱者转死沟壑。因此生事，为患不细。”为了减轻老百姓负担，他极力主张节省国家费用，要求减冗吏、减冗兵，减修建，省奢侈。包拯说“臣以为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若冗杂不减，用度不节，虽善为计，亦不能救也”(《论冗官财用》)。他认为治理好国家除宽民兴利除弊外，还必须健全法制，严格依法办事，制订法律和修改法律，要持慎重态度。他说“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在陛下力行而已”(《上殿札子》)，这就是说皇帝不能凭任自己喜怒好恶，随意废止法律或追改诏令，法律已经制定，必须得保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失信于民。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法律的统一和相对稳定，以求“法存画一，国有常格”。但他也不认为法律是一成不变的。他主张因时因事而立法，特别对那些蠹政害民的法律，应当及时修改，该废除的要立即废除。

赏罚分明，执法公平，是包拯在执法和司法方面的基本主张。他认为若想维护封建制的威严，必须在统治集团内部真正做到铁面无私依法办事。他指出“赏德罚罪，在乎不滥”(《论星变》)，“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虽近必黜，忠直者虽远必收”(《上殿札子》)，在他看来，当时天下贪官污吏之所以如此众多，就是惩办不严，打击不力，因此他主张用法律手段狠狠制裁贪官，决不放纵。包拯不仅谏议皇帝要这样做，而且他自己在维护封建法制上也表现了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精神。如他作监察御史时，曾连续参掉两个违法乱纪的高官。一个是江南西路转运使王逵，他巧立名目，刻剥百姓，逼得人们逃入山洞。另一个是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在其任职间，贩卖私盐一万多斤。由于包拯执法公平，“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乎，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宋史?包拯传》)。包拯因受儒家德治、仁政思想影响，在立法上反对用刻薄之法，在司法上反对用“苛虐之人”充当执法官吏。他把“精选廉于中正之人”充当司法官吏视为维护封建法制，防止冤狱的重要保证。为之包拯认为，监察司法官员身负重任，他们既要纠正百官违法乱纪行为，又要平反冤狱、监督法律的执行。因此必须“选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充任“中央官员”，“非端劲特立之士，不当轻授”(《请复御史里行》)。包拯一身自奉清廉，循法办事，据史书记载，包拯“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宋史?包拯传》)。他晚年时，还立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家训》)。但包拯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官吏，他在根本立场上与人民是对立的，这在捕捉所谓“盗贼”问题上彻底暴露了他的阶级本性。如他对待一切破坏封建秩序的行为，特别是对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而斗争的行为，是持敌对态度的，这就是他在法律思想上的消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