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娱乐游戏民俗的形成与发展

回首旧京，印象中似乎到处都是嬉游玩乐的人群。

冬季，千里冰封，应该是冬蛰的时候，可北京人却不爱呆在家里，不信，您瞧，城墙边、护城河上，堆雪人的、打雪仗的、干溜冰的、玩冰床子的、滑冰的，熙熙攘攘。

进入春季，更是游乐的最好时间，官员、士庶们携儿带女，奔往荷花市场、高粱桥、陶然亭、满井、二闸等处，一时间，北京的大街小巷里人来人往，车马纷沓。

岁时节年是人们最悠闲的日子，自然也是娱乐的最好日子，放爆竹、逛灯市、猜灯谜、乞巧穿针、放河灯、重九登高，人们总能找到游乐的名目。而其中，逛庙会是北京人最喜爱的，隆福寺、护国寺、报国寺、土地庙、花市等等，无不人满为患。庙会上，有玩有乐，北京民间的游乐活动在这里几乎都能够见到。

天桥更是平民百姓游乐的最大场所，这里，到处都是撂地卖艺的人们，粗略一看，就会见到耍大刀的、打弹子的、玩飞刀的、拉硬弓的、吞剑吐火的、撂跤卖艺的、耍中幡的、变戏法的、玩杂耍的、演二鬼摔跤的、耍狗熊的、玩鸟卖糖的、耍耗子的等等，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未曾入夜，茶馆、书馆、戏馆里已是高朋满座、人声鼎沸，京剧、评戏、河北梆子、昆曲、越剧、木偶戏、皮影戏正锣鼓铿锵，八角鼓、子弟书、大鼓、评书、相声引人入胜。

北京人爱玩，甚至远行酬神这样虔诚的事，也要乐个痛快，在酬神的队伍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档一档的民间花会，开路、舞狮、秧歌、高跷、扛箱、挎鼓会、五虎棍、太平鼓、跑旱船、小车会等等，无非是以酬神的名义娱己娱人罢了。

成年人爱玩，儿童更是娱乐游戏的主角，玩水牛、斗蛐蛐、养鸟儿、逮家雀、粘唧鸟、招蝴蝶、叠纸、玩打仗、拖冰床、玩沙土、骑竹马、打岔、猜手中物、吹肥皂泡儿、抽汉奸、翻撑、跳皮筋、打台、抬轿子、赶羊儿、抓拐、弹球、过家家、抖空竹、打扑克、下象棋、拍皮球、折跟斗、滚铁环、跳房子、荡秋千、踩高跷、游泳、踢毽子、捉迷藏，真是无处不可玩，无物不可玩，无时不可玩。

、新式茶园、娱乐城、电影院，游乐场所鳞次栉比，看歌舞、话剧、电影、电视、足球，跳交谊舞、扭秧歌、蹦迪，打台球、保龄球、高尔夫球、克朗棋，各种娱乐项目应有尽有。

北京娱乐游戏民俗丰富多彩，形式多样，这是北京娱乐民俗最大的特点。

北京娱乐游戏民俗丰富多彩的重要原因在于文化交流。事实上，北京娱乐游戏民俗正是随着北京历史的发展而逐渐丰富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接受外来娱乐文化的过程，这是北京娱乐民俗事象丰富多彩的根本原因。由于处于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带，北京文化自古以来就呈现出一种复合体文化的现象，表现在娱乐游戏民俗中，各地域娱乐文化、各民族娱乐文化，以及国外娱乐文化的共同参与，是北京娱乐文化最重要的特色。

在北京娱乐民俗中，中原娱乐文化自然是最重要的内容。比如围棋、象棋、双陆、麻将、风筝、爆竹、观灯等等，都是中原传统娱乐项目，南方的各种地方戏曲，比如昆曲、河北梆子、评戏、滦州皮影戏等等，在北京也有极大的市场。流行于安徽的徽剧进入北京后，与湖北的汉剧、陕西的秦腔（梆子）和江苏的昆曲相互吸收、汇合，最终融合成四大国宝之一的京剧，可以说是典型的南方娱乐活动进入北京后得以发展、成熟的例子。

在北京娱乐游戏民俗的形成过程中，域外民俗的传入也是一个重要来源。尤其是在近代，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许多外国游戏民俗也传入北京，比如高尔夫球、保龄球、跑马、国际象棋等等，极大地丰富了北京游戏民俗的内容。

纵观北京娱乐文化的历史，我们发现，骑射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并因此与中国南方娱乐文化区别开来。形成这一特点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北京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北京很早就成为南北战争重要的战场，从远古传说中的黄炎之战开始，一直到清代满人入关，北京一直都是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战的中心，是中原抗御北方来犯之敌的军事重镇，北京也因此多次被归入北方少数民族的行政区划。而在古代，骑射是战争最重要的手段，因此，苦练骑射之术成为各朝各代北京驻军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有关北京的古代诗文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战争题材。正所谓“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高适《蓟门行五首》）。源自西蕃（今西藏）的“马上波罗球戏”之所以在隋唐五代时期能在北京得以盛行，其原因就在于当时这里是军防要塞，马上球戏既是娱乐，同时还可以提高骑术，因此成为当时骑兵战士日常军训的重要项目之一。

另一方面，骑射本为北京北方少数民族的生存之术，同时也是他们娱乐文化的中心内容。北方气候干燥，经济生活以射猎游牧为主，因此，为了生存，人们必须熟习骑射技艺，而闲时习骑射则成了最好的学习时机，这进而演变成了以骑射为乐。入居北京以后，为了表示“不忘本初”，保持民族本性，政府还将骑射当成培养、巩固民族意识的基本手段，这样，骑射娱乐也就传入北京，在北京得以继续生存。

金代北京，定都中都后，金帝仍然坚持春水（春渔于水）、秋山（秋猎于山）及冬猎活动，即《金史?梁襄传》所说：“岁岁而行，以一身之乐，岁使百万之人困于役，伤于财。”元代北京，兴建大都城的同时，蒙古人并没有忘记在太液池西岸的西御苑西面设射圃，以供皇太子及其他蒙古贵族岁时练习弓箭射艺，表示不忘草原本色。此后，元政府又在皇宫东华门外开辟垛场，并于每年十月齐集百官同较射艺。届时，诸王、百官都随皇太子至射圃，太子先举弓发三箭射天，称为“射天狼”，然后诸王百官依次开弓射箭，箭靶以草作人形，射完之后大开宴席，欢饮而散。这种岁时会集比试射艺的习惯直至元末仍然兴盛不衰，时人有诗形容说：“东华射圃接天光，日日趋朝看挽强。”（元许有壬《至正集》卷２９）

满族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精于骑射并以之开基创业的民族，清太宗就说：“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清太宗实录》卷３２）康熙皇帝也说：“周家以稼穑开基，我国家以弧矢定天下。”（《啸亭杂录》卷１）因此，清代初期，满洲八旗上下皆重习骑射，经常进行骑射较赛，以提高骑射技艺。比如按定制，每年春二月举行大规模的骑射比赛，八旗将士都要参加，优奖劣罚，满族成年男子直至６０岁才能免于参赛。在北京，为更好地统治全国，文化上鼓励融合，所以满族子弟受教育时兼有清书和汉书课程，但是实际上却仍以满语和骑射为主要学习内容，强调“弓马、清文是宗室的本务”，规定“嗣后宗室子弟或有不能学习汉文者，应听其专精武艺”。并制定了严格的考试骑射制度。至于八旗兵丁则更是如此，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操演骑射，正如康熙所说：“既为满洲，则当遵满洲职业，勤于骑射。”（《八旗通志》卷２５“营建制三”）京师八旗分别设有教场，侍卫亲军还有专用教场。八旗兵丁的操演训练可概括为三项，即每月六次步射或骑射，春秋合操，三年考验一次，并有大阅。骑射以及技艺训练是他们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职业。到清代中期，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八旗将士骄逸求安，已经很少有习骑善射的人，逐渐失去了入关时那种强大的战斗力。为此，康熙皇帝大力矫革，极力恢复骑射传统，规定凡有射不中者，立加斥责，或者让羽林之诸贱人等辱之，并规定凡乡、会试，必须先试弓马合格，同时辟围场，亲率八旗子弟习骑竞射。

北方少数民族以生存为核心而产生的骑射娱乐活动传入北京以后，为北京娱乐游戏民俗的形成增添了浓厚的北方色彩。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乃至世界，谈娱乐的项目，很少有像北京这样众多的；谈对娱乐的兴趣，很少有像北京人这样浓厚的；谈娱乐的规模，也很少有像北京某些娱乐项目那样奢侈、豪华、气氛浓烈的。不仅如此，许多娱乐活动正是在北京才得以发展、成熟，比如杂剧、京剧、京韵大鼓、评书、相声等等，都是以北京为基点而走向世界的。

北京人为什么这么爱玩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与居住在北京的上层统治阶层奢侈腐朽的生活习惯和他们的言传身教有关。

在北京，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就生活着一大批统治者，尤其是辽代以后，作为都城的北京，文化的发展受上层统治者影响相对较大。而统治者在治国之余，闲暇之际，常常是飞鹰走马，射柳击球，生活极其奢侈悠闲，这对北京娱乐文化的发展自然起着推进作用。

辽代，生活在北京的皇室贵族们常在端午节行射柳之祭；设球场，举行击球活动；盛大庆典和接待外国使臣时，必行角力；以朝廷名义征高手进行围棋对弈等等。统治阶级的提倡使得辽代北京射术流行，击球者众多，从事角予伎艺者多有幽、蓟之人，而棋类甚至成了爱情的使者。《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篇谈及辽代燕京棋手恋情的故事，名《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反映了燕京围棋盛行的情况。至于双陆之戏，据《松漠纪闻》载：“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庙棋具也。”说明双陆已成茶客共同的爱好，所以茶肆中设有双陆局。

金代，金熙宗自幼受汉文化影响，颇善能弈棋，已经尽失女真故态。继位的海陵王完颜亮则荒淫乱政，因酷好角力，常常登宝昌门观角力，并让百姓围看；又喜欢观戏，于贞元三年（１１５３年）增置教坊人数，供宫廷娱乐。金章宗也是一样，常常与大臣们玩击球游戏。统治阶层的爱好与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使得金中都的民间文学、戏剧、音乐、杂技等等，都达到了这一地区历史上的新水平。北宋的“小说”（或“话本”）和“底本”北传到燕京后，在中都城得以继续发展，并形成了有别于正统文学的“说话文学”（话本）、“讲唱文学”，各种民间杂技也繁荣兴盛起来。

元代，元朝宫廷设有勇校署，专门豢养着百数十人的职业斗士，称“角力者”，摔跤角力以供皇室成员取乐。元廷还在宫城后面的御苑专门开辟出一块场地，用以观看骆驼角斗，情景颇似中原地区的斗牛，激烈而又壮观；此外，统治者还经常进行射箭和打马球、踢足球的比赛，至于观看歌舞表演和杂剧艺术，更是皇室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元杂剧的兴盛发达与皇家贵族的爱好与提倡有必然的关系。皇宫中最常见的歌舞表演是所谓的“十六天魔舞”，来自西蕃（今西藏），本为藏传佛教的一种宗教仪式，但皇室却把它当做一种表演艺术来欣赏。皇室如此，士大夫官僚们则极力效之，大宴之时必请一些能歌善舞的乐籍教坊女子前来歌舞助兴，闲余时间则相约结伴，乘马西行，游山玩水，凭吊胜迹，日暮兴尽时则连辔而归。

明代，由于北京城市性质的变化，消费人口激增，皇室、贵族、文武官僚和依附于他们的士人、豪门巨富、大商人、宦官、禁军等大大小小的寄生群体构成了庞大的消费群，他们的生活如永乐时金幼孜所说：“歌楼舞榭，艳态浓妆。罗袖回雪，清声绕梁。管弦哐哑，狎坐传觞。娱青阳之丽景，驻白日之飞光。”（《皇大都一统赋》，见《日下旧闻考》卷６《形胜》）极尽奢侈之能事。宫廷生活也极其糜烂，如武宗朱厚照即位后，宦官刘瑾善于拍马逢迎，长于玩狗、斗鹰，最会歌舞娱乐，尤善角力之戏，于是把朱厚照引导得顽劣异常。朱厚照即位之后，即命刘瑾掌管钟鼓司，负责皇帝出朝时的钟、鼓及内乐，并领“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刘瑾还常向武宗进奉飞鹰、猎犬、歌舞、角力等游戏。在他的诱惑下，皇帝整天击球走马，放鹰逐兔，观俳优杂剧，不理朝政。

清代立国之初还懂得严谨治国，所以对北京城市社会生活实施了各项禁令，其中由步军统领执掌实施的禁令涉及生活习俗的有：禁内城开设戏园，禁开鹌鹑圈、斗鸡坑、蟋蟀盆或以操演射鹄为名互相赌斗，城内禁放起火（爆竹），禁瞽词俗剧，反对翻译、传抄小说瞽词，禁远程酬神，等等。禁令的出现实际上往往意味着被禁之事大量涌现。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入侵，天灾战乱，民不聊生，京城的士大夫官僚们却仍然是歌舞升平，或僧寺观花，或棋亭赌酒，如樊增祥致张之洞的信中所说：“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惟以观剧为乐，酒醴笙黄，月必数数相会。”上层统治者这种优伶横陈、笙歌鼎沸的生活必然影响普通市民，最终形成了晚清奢华、逸乐的时尚。

京剧之所以在北京成熟发达，与上层统治者的喜好也有重大关系。清朝几代帝王，如道光、咸丰、同治及慈禧等都醉心“皮黄”，尤其是慈禧太后嗜戏成癖，在北京大修戏楼，传差演戏。被传者为讨其欢心，必然尽心尽力，演出技艺也因此大进，最终使得京剧成为北京人生活之必需。

历史上，北京是一座相当发达繁盛的城市，尤其是元、明、清三代，北京是中国最大的消费市场。城市经济的巨大发展为娱乐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富足的物质基础，这是北京娱乐文化之所以兴盛的最根本的原因。

北京作为城市的历史是比较早的，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相对而言市民有着较为充裕的闲余时间可用于玩乐。

北京人口的增长速度很快，尤其是作为都城以后更是如此。众多的人口为娱乐文化的兴盛提供了承载体。

更重要的是，北京的人口构成中有一大批有闲阶级，主要是皇家贵族、士大夫官僚等等，他们不必为生存而奔忙，自然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游乐之上。

比如明代北京人口构成中，消费人口就极多，而生产人口却极少。诸如宫室、官员、僧道、军队、巨商大贾等等，使得城市寄生性越来越突出。清代北京与明代相比更加明显，皇家贵族自不必说，单以八旗军民而论，入主中原后，清廷确定了“八旗者，国家之根本”的立国方针。《大清律例》规定：旗人不准随便离京和移居外城。这样，就将数十万八旗之众聚集于京师，其结果造成了京师人口的日益膨胀和闲散旗人的大量增加。按规定，旗人除了“上则服官，下则披甲”外，禁止从事其他职业，不准做工、务农、经商，更不准卖艺、演戏，如有违者一律销除旗籍，这样就养育了一大批“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法律赋予了旗人特殊的权利和特殊的地位，使他们脱离社会生产，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其结果是在整个社会肌体上产生了一个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这直接导致了旗人生活的腐败，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过着纸醉金迷的淫逸生活，失去了创国之初满族人那种质朴之气。因为时间和精力无处打发，只好花在玩乐之上。上自王公宗室子弟，下至普通官兵，游惰成性，终日嬉游，挟弹手博以为乐，出入茶坊酒肆滋事，或至前三门流连取乐，追求耗财露脸，聚众窝赌，无所不为。即令是英法联军入侵，国难当头的时候，北京饭庄、戏园依然逐日常开，嬉游玩乐之徒犹是满堂满室。康有为写《布衣上书》对此抨击说：“生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或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

①

可见当时社会腐朽没落的景象。

清代北京有闲人口的大量聚集是北京娱乐民俗文化之所以在清代发展到高潮的最直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