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安徽文苑

一、姚铉和宋初诗文革新运动

宋初结束了晚唐五代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呈现繁荣景象。但是宋初文坛却“犹袭唐人声律之体”(《宋史?文苑传一》)，以西昆体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风构成了宋初文学主流，主要表现为浮靡柔弱而缺乏风骨，镂金错采而内容空泛。针对这种文坛颓风，以穆修、柳开、王禹?等为代表的一些文人大力提倡古文、古诗，与一味讲求声律、浮艳空泛的骈体及近体诗相对抗，以求革除弊端，重振文风。于是在宋初长达百年的时间里，文坛上掀起了一场诗文革新运动。姚铉便是这场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响应者和参与者之一。

姚铉(公元967―1020)，字宝之，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进士，官至两浙路转运使。因与知杭州薛映不和，被薛映密告弹劾，贬为连州文学，后徙舒州团练副使。天禧四年卒，年五十三。据 《宋史?文苑传三》 记载，姚铉 “文辞敏丽，善笔札”，“有集二十卷”，尝 “纪其事为《聪悟录》”，然而除 《唐文粹序》外，姚铉的作品今天大都散佚了。

与穆修等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们相比而言，姚铉既不是正面大声疾呼，从理论上倡导古文、古诗，也不是以自己的诗文创作来影响文坛，而是以编选《唐文粹》这一诗文总集的形式，来为宋初诗文革新运动助长声势。

《唐文粹》是姚铉在两浙路转运使任上开始编纂的，前后历时十年，编成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 (1011)。它主要“纂唐贤文章之英粹者”，编选古赋9卷、诗9卷、颂4卷、赞2卷、表奏书疏策6卷、文3卷、论5卷、议4卷、古文8卷、碑15卷、铭5卷、记7卷、箴诫铭1卷、书12卷、序8卷、传录纪事2卷，计100卷2067篇。此书虽以 “文粹”为名，而兼收诗赋，这是沿用《文选》 以来诗文总集的旧例。

姚铉在《唐文粹序》里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编选宗旨： “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故侈言蔓辞，率皆不取。” 因此他选诗、赋，都只取古体; 选文，也以古质简奥为主; 骈文只选了崔融《嵩山启母庙碑》、杨炯 《少室山少姨庙碑》 等少数有代表性的篇目，四六文则一篇未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六 《唐文粹》 条云： “考阮阅 《诗话总龟》，载铉于淳化中侍宴，赋赏花钓鱼七言律诗，赐金百两，时以比夺袍赐花故事。又江少虞 《事实类苑》，载铉诗，有 ‘疏钟天竺晓，一雁海门秋’ 句，亦颇清远，则铉非不究心于声律者。”姚铉擅长近体，但书中对近体诗一概摒弃。如张籍诗，《文苑英华》录124首，多为近体，姚铉于此中除一首外全部摒弃，另选入19首古体歌行。这些都反映了 《唐文粹》存心公而立识精的显著特点，同时也完全体现了姚铉坚持的“止以古雅为命” 的编选宗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云： “盖诗文俪偶皆莫盛于唐; 盛极而衰，流为俗体，亦莫杂于唐。铉欲力挽其末流，故其体例如是。”这段话在分析 《唐文粹》 编纂体例形成原因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姚铉编纂该书的出发点――“欲力挽其末流”，就是要通过为文人士子提供可仿效的范本来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以响应宋初诗文革新运动，达到扭转诗文风气的目的。姚铉的文学主张主要反映在 《唐文粹序》 中。他针对 “今世传唐代之类集者，……率多声律，鲜及古道，盖资新进后生干名求试者之急用” 的状况，着重分析了唐代300年诗文风气递变的过程，其中特别指出：“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 凭陵捺轹， 首唱古文， 遏横流于昏垫， 曛正道于夷坦。 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最后概括道; “观夫群贤之作也，气包元化，理贯六籍，虽复造物者，固亦不能测研几而窥沈虑，故英辞一发，?出千古。”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姚铉反对那些“率多声律，鲜及古道” 的 “侈言蔓辞”，主张诗文创作要涉及 “古道”，也就是要取式六经之理、绍复圣人之道。他历数古今诗文风气递变的情况，并标立韩愈为唐代诗文典范，用意就在于澄清“文统”、彰显“道统”。显然，姚铉把诗文看作传述“先圣孔子之道”的工具了，因此他明确强调 “气包元化，理贯六籍” 为优秀诗文之所以能 “?出千古” 的关键，并进而提出了 “志其学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诣其极” 的治学主张。当然，姚铉也并非完全否定诗文的艺术特质。《唐文粹序》云：“琅琅之玉声，粲粲之珠光，不待泛天光，澈海波，而尽在耳目。” 又： “然后隐而晦之，则金浑玉璞，君子之道也; 发而明之，则龙飞虎变，大人之文也。”这里的 “琅琅之玉声，粲粲之珠光”就是借指诗文的艺术特质，姚铉把它看成是唐代优秀诗文的重要特色。不过，姚铉根本上重视的还是诗文的思想内容而不是艺术特质，他心目中的优秀诗文乃是 “君子之道” 与 “大人之文” 的有机统一，这一点从 《唐文粹》 的编纂体例和取材范围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要之，姚铉的文学主张以 “道” 为核心，这与柳开的 “文章为道之筌”、王禹?的“夫文，传道而明心也”等观点是前后相承的，反映了他与穆修、柳开、王禹?等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桴鼓相应、力矫颓风的决心和努力。由于 《唐文粹》 具有选编简括、取材精审等优点，它在宋代就已广为流传，成为文人士子诵习和揣摩的范本，这对宋初诗文革新运动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代费有容在 《诂经精舍经课七集》卷十二 《?刊唐文粹书后》中说： “其书鉴裁精当，去取谨严，抗文苑之菁华，备艺林之摭拾，救六朝之沿弊，足继风骚; 补一代之成书，自成月旦。”这段话，概括得较明确，这里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对姚铉 《唐文粹》 的价值及其在宋初诗文革新运动中的贡献与地位的一个恰如其分总结。

二、一代文宗梅尧臣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人。宣城汉时称宛陵，故世人称梅尧臣为宛陵先生。据欧阳修 《梅圣俞诗集序》，梅尧臣“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地州县，凡十余年。”梅尧臣以门荫致仕，做过主簿、县令等小官，始终穷困不得志。55岁时，“大臣屡荐宜在馆阁，召试，赐进士出身，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宋史?文苑传五》)，晚年受命编修 《唐书》，书成后染时疫卒于京师，归葬宣城。有《宛陵先生集》 60卷。

梅尧臣早年诗歌与西昆派诗人钱惟演、谢绛颇多唱和。钱惟演是西昆派代表诗人，《宋史?文苑传五》记梅尧臣“为河南主簿，钱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赏之，为忘年交，引与酬唱，一府尽倾”，其盛况可以想见。谢绛是梅尧臣的妻兄，时为河南府通判，诗文颇得西昆派领袖杨亿推许。由于姻亲关系，梅尧臣与之比较接近，酬唱也较频繁。尽管如此，梅尧臣的诗歌创作还是脱离了西昆派的浮靡之习。正如他在 《依韵和王平甫见寄》 中追忆的那样，谢公唱西都，予预欧尹观; 乃复元和盛，一变将为难”，梅尧臣虽与西昆派诗人有所酬唱，但是与欧阳修、尹洙等进步文人之间的唱和更多，“雅阕付唱”，受到他们的影响也较深。另一方面，梅尧臣官小家贫，比较接近现实生活，因而能够写出一些对社会认识较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诗风全无西昆派浮靡之习。关于梅尧臣的转变诗风情况，《宋诗钞?宛陵诗钞》 引龚啸语评价道： “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 存古淡之道，卓然于大家未起之先。”

梅尧臣是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作家。他超越西昆派藩篱，旗帜鲜明地反对着意 “雕章俪句” 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提倡发扬“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答韩三子华……见赠述诗》)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在诗文革新运动中担负起了廓清诗坛的重任。梅尧臣的诗歌创作积极地实践了他的“因事激风”的理论主张，在内容上较多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批判性。在 《田家语》 中诗人通过田家的诉述，揭露了当时极端腐败的役政，对于广大人民所遭受的赋税、徭役、天灾、人祸等深重灾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愤怒的控诉。又如 《汝坟贫女》：

汝坟贫家女，行哭声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郡吏来何暴，县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钟去携杖。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适闻间里归，问讯疑犹强。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

诗题下自注云：“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诗中首先突出了贫女边走边哭的凄苦形象，接着通过她的哭诉，叙述了老父被迫服役、僵死壤河的悲惨遭遇，最后刻画了贫女呼天号地、生死未卜的凄惨景象。诗中既有典型的细节描写，又有细致的心理刻画，形象鲜明，感人至深，表现了诗人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与痛苦的思想感情。又如 《小村》：

淮阔洲多忽有村，棘篱疏败谩为门。寒鸡得食自呼伴，老叟无衣犹抱孙。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

陈衍 《宋诗精华录》谓此诗 “写贫苦小村，有画所不到者，末句婉而多风 (讽)”。这首诗形象地写出了农村的荒凉景象和农民的困苦生活，寄意深远，尤其是尾联 “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表现了诗人对农民困苦处境的无比同情。其他如 《田家》： “南山尝种豆，碎荚落风雨; 空收一束萁，无物充煎釜。”反映了劳动人民所遭遇的苦难。《陶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直接反映了贫富阶级的尖锐对立，向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们发出了愤怒的控诉。《村豪》、《织妇》、《逢牧》、《谕乌》等诗篇，也都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揭露现实社会生活的阴暗面，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势力的批判。

梅尧臣的诗歌具有人民性，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梅尧臣以门荫致仕，“历德兴县令，知建德、襄城县，监湖州税，签书忠武、镇安判官，监永丰仓”(《宋史?文苑传五》)，久困于州县之间，生活清苦，目睹了广大人民在天灾人祸交迫之下的痛苦呻吟，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欢乐与辛酸，因而他的诗歌能够贴近生活，从生活感受出发真切地写出对劳动人民痛苦与不幸的同情，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梅尧臣又是一位有骨气的诗人，官位卑微，而诗格高尚; 困于州县，却刚正不阿，他的诗歌创作发扬了刘勰所谓 “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 ( 《文心雕龙?情采》) 的精神，敢于坚持正义的立场，直率地表达他的爱憎感情，鞭挞官场的种种罪恶。这种批判性在 《寄饶州范待制》、《宣麻》、《书窜》、《彼?吟》等诗篇中均有较充分的反映，特别是《猛虎行》一首，把当权者 “当途食人肉，所获乃堂堂” 的吃人本质揭露无遗，讽刺辛辣，鞭挞入骨。梅尧臣的诗歌的批判性和人民性是密不可分的，表达了他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和 “宁作沉泥玉，无为媚渚兰”的政治立场，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文字出肝胆”(《依韵和晏相公》) 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梅尧臣有不少写景抒情诗，清新自然，情景逼真，意境新颖，饶有情趣。如 《东溪》：

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短短蒲茸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

这首诗以疏淡的笔调，随意点染，勾画出一幅清幽明净的图景，其中景物与心境达到了合谐的融合，耐人体味。又如 《鲁山山行》：

适与野性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处? 云外一声鸣。

诗中描写晚秋山间的萧瑟景象，细致入微，又给人以充分想象的余地，富于情致。方回《瀛奎律髓》评此诗曰： “圣俞此诗，尾句自然，熊鹿一联，人皆称其工，然前联尤工而有味。”其他如“回堤溯清风，淡月生古柳” ( 《忆吴淞江晚泊》); “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 ( 《梦后寄欧阳永叔》); “细雨春冈滑，无因驻马蹄”(《宣州杂诗二十首》);也都是别具剪裁，准确地捕捉了细致新颖的景物特征和生活细节，朴实自然，较好地实践了他提出的 “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的理论主张。

梅尧臣“一生憔悴为诗忙”，对诗歌创作有自己的主张，因而他的诗歌具有独特的风格。其一，工于平淡，自成一家。梅尧臣反对意义空洞、语言晦涩的诗体，主张“平淡”。他对人民疾苦体会很深，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语言也非常朴素，富有情味，往往于平淡处见工夫。梅尧臣有着“所向惟直诚”(《依韵和达观禅师赠别》)的创作个性，其诗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批判性，因而其诗之平淡，决不同于平庸和淡而无味，而是深厚感情和丰富思想用朴素语言自然表达。欧阳修说他的诗，“其初喜为清丽，间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 ( 《梅圣俞墓志铭》)、“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古淡为意” ( 《六一诗话》)，钱钟书也说“梅诗于浑朴中时出苕秀” ( 《谈艺录》)，这是很有见地的。梅诗中 “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人家在何处，云外一声鸡”等诗句，均体现了这种风格。其二，笔酣墨饱，痛快淋漓。这是指梅诗直率的个性、美学的意向和批判的精神。梅尧臣官小家贫，有着极丰富的现实生活体验，吟咏出许多揭露封建社会黑暗腐败、同情人民悲惨遭遇的作品，这就使梅诗具有深刻的现实内容和强烈的思想倾向性，诗风痛快淋漓。如《永叔内翰见索……以叙之》记嵩山之游，其中 “石捣云衣轻，岩裂天窗窄; 上饮醒心泉，高巅溜寒液; 下看峰半雨，广甸飞甘泽” 数句，写得酣畅淋漓，穷形尽致，于雄伟阔大中见出情韵。梅尧臣的其他一些具有人民性和批判性的诗歌，也都表现出了这种痛快淋漓的风格。

梅尧臣的诗歌风格多样，初不废“怪巧”，后来又走上“枯寒老瘦” 一途，但是他的诗歌的基本风格特征确乎可以说是 “平淡”，是一种 “文字出肝胆”、痛快淋漓的 “平淡” 风格。梅尧臣这种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的诗风，不仅有针对性地批判了西昆派错采镂金、内容浅薄无味的浮靡诗风，而且也适当纠正了当时诗坛仿效韩愈诗歌而出现的过分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关于梅尧臣在宋初诗文革新运动中的贡献和地位，刘克庄《后村诗话》评价道： “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而后桑濮之哇淫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 (阳修) 尹(洙) 之下。”梅尧臣以自己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实践影响了宋诗的发展方向，开创了宋诗新风气，不愧为一代文学宗匠。

三、传奇创作

传奇创作，兴盛于唐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诚然如此，唐代传奇在各种文学形式交互影响下，形成了以诗歌与散文结合、抒情与叙事结合的独特风格，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宋代传奇创作总体成就不及唐代传奇。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评曰： “小说，唐人之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之后，论次多史实，而采艳殊乏。”所论甚确。较之唐代传奇，宋代传奇有如下特征： 其一，宋代传奇不少作品以旧文为篇，多为历史题材的作品，且多摹拟、因袭唐代传奇，缺少创新和发展; 其二，宋代传奇在艺术表现上虽不乏情致委婉、文笔明丽的作品，但一般不如唐代传奇那样描写细腻，且文辞较粗糙; 其三受讲唱文学、话本小说等影响，宋代传奇在语言表现方面多采取韵散相间的形式，一般比较浅显通俗。其所以如此，盖因宋代传奇作者多为官僚文人，重史料而轻虚构，尚质实而乏激情，“志怪又欲以 ‘可信’见长”(《中国小说史略》)，因此总体上缺乏唐代传奇那种感人的艺术魅力。

宋代安徽作家的传奇创作，以秦醇最具代表性。秦醇，字子复 (一作子履)，亳州醮郡 (今安徽亳县) 人，宋代著名的传奇作家。生平事迹不详。秦醇的作品，今存四种，即 《赵飞燕别传》、《骊山记》、《温泉记》 和 《谭意歌传》，载见刘斧 《青琐高议?前集》及《别集》，其中惟有《谭意歌传》属近世题材，其余三种均为托古而作的历史题材作品。

秦醇的历史题材传奇作品中，《赵飞燕别传》是比较有影响的一篇。它是由 《汉书》所记赵飞燕与其妹昭仪 (赵合德) 受成帝专宠及杀害皇子事渲染而成，题材与托名汉伶玄著的 《赵飞燕外传》大体相似，但是情节与文字出入较大。《赵飞燕别传》故事情节大致如下： 赵飞燕与其妹昭仪 (赵合德) 受成帝专宠，赵后欲生子固宠，勾引少年入宫，被成帝发觉，自此失欢，昭仪出于唇亡齿寒的缘故，以死代姊求情; 赵后又伪称有孕，派宫使偷带民间婴儿入宫，两次均告失败，昭仪明知其诈而不告发，而当掌茶宫女生一子，昭仪恐地位受到威胁，竟命宫吏将婴儿摔死于柱下;最后昭仪误进丹药，致使成帝驾崩，遂畏罪自缢。这篇传奇故事情节波澜起伏，揭露了汉成帝的荒淫佚乐以及飞燕、昭仪姊妹固房专宠、杀害无辜的残暴行为，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

《赵飞燕别传》以赵飞燕其人其事穿针引线，来组织故事情节，实际上主要刻画的是昭仪这一人物形象，构思可谓精巧，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创作功底。篇中昭仪是一个虚伪而工于心计、荒淫而残忍无比的人物形象。篇中记昭仪为着 “族孤寒下，无强近之爱”的缘故，表示“入身鼎镬，体膏斧铖”，以死代姊求情，正暴露了她性格特征，因为她这样做的出发点不是真正地去维护手足之情，而是借此保住二人“今日幸富贵无他人次我”的显赫地位。篇中又写道：

时后庭掌茶宫女朱氏生子，宦者李守光奏帝。帝方与昭仪共食，昭仪怒，言于帝曰： “前者帝言自中宫来，今朱氏生子，从何而得也?”乃以身投地，大恸。帝自持昭仪起坐。昭仪呼宫吏祭规曰： “急为取子来!” 规取子上。昭仪语规曰：“为我杀之。”规疑虑。昭仪怒骂曰：“吾重禄养汝，将安用也?不然，吾并录 (戮) 汝!”规以子击殿础死，投之后宫。宫人孕者尽杀之。

这里，作者运用精细的语言、神态描写，将昭仪恃宠专横、残酷无情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相比较而言，昭仪这一人物形象，从伶玄 《赵飞燕外传》 中的柔弱女子形象，到本篇中妒悍残忍的形象，这种变化以及作者为之安排的自缢身亡、冥报为鼋的结局，都寄寓了作者对这一人物的谴责和批判。《赵飞燕别传》虽然是托古而作，但是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和认识意义; 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显得波澜起伏，情节发展与人物性格表现颇相契合; 在人物形象刻画上也做到了手法精细、刻画传神。可以说，《赵飞燕别传》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均达到了较高水平，是宋代传奇中的佳作。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中将其与伶玄《外传》作了比较，并评曰： “其间叙才数事，多俊语，出伶玄右，而淳质古健弗如。” 评论是比较妥当的。

秦醇其他两篇历史题材传奇，《骊山记》系记骊山守宫使的后代白头翁忆唐明皇、杨贵妃旧事，其中尤以安禄山与杨贵妃之间的传闻写得颇具特色;《温泉记》写西蜀才子张俞过骊山，梦中杨贵妃共浴温泉事，富有夸张和浪漫色彩。这两篇传奇均以西蜀才子张俞的经历为叙事线索，且均以杨贵妃事为题材，内容上的承接关系较紧密，但是二者在表现手法上却颇有区别：《骊山记》描写人间实境，质实而具有传奇色彩;《温泉记》刻画梦中虚境，夸张而富于浪漫气息。这些都反映了秦醇的传奇创作精于构思而风格多变的特色。

《谭意歌传》“记英奴才华秀色”，是一篇描写当代题材的传奇作品。长沙名妓谭意歌，小字英奴，本为良家子，幼丧双亲，不幸被官妓丁婉卿引逼为娼，后脱籍，得遇汝州张正字，两人有情，谐理二年。张调他任，内迫母命，外畏物议，遂与孙殿丞女成婚，自此意歌耕织自给，闭门课子。后三年，孙氏女谢世，张去长沙，欲与意歌重修旧好，而意歌以明媒正娶为条件，与张结为正式夫妇。最终张 “以进士登科”，意歌也 “终身为命妇”，“夫妇偕老，子孙繁茂”。

宋代重视礼法，传奇重视说教。谭意歌在封建正统思想的桎梏下，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及与命运的抗争都不激烈，作者在现实可能的条件下，为主人公选择了一条可行的道路。小说的结局，体现了一种市民思想，好人应有好报的说教意味较浓厚。我们也应该看到，谭意歌形象的刻画还是较成功的。在遭遗弃后，她没有绝望，也没有沉沦，而是用自己的力量安排未来的命运，性格十分坚强。这一人物形象，比之前代的霍小玉，后来的杜十娘，都不重复，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篇作品文字流畅而优美，结构完整而匀称，篇中诗词等也能较好地表达人物思想感情，是一篇优秀之作。

关于秦醇的传奇创作，鲁迅先生 《中国小说史略》 指出 “其文颇欲规抚唐人，然辞、意皆芜劣，惟偶见一二好语，点缀其间;又大抵托之古事，不敢及近，则仍由士习拘谨之所致矣，故乐史亦如此。”秦醇的传奇创作仍有不足之处，盖囿于宋代传奇创作风气使然，尽管如此，秦醇的传奇创作在宋代文学史上还是有着一定地位的。

北宋安徽小说家，可考者尚有张洎。洎字思黯，改字偕仁，全椒人。事迹具《宋史》本传。张洎著有 《贾氏谈录》 一卷，记述唐代轶闻，涉及典章制度、社会风气; 篇帙无多而切实近正，具有一定史料价值，艺术成就不是很高。

四、其他安徽作家的文学成就

北宋时期，安徽的文学创作风气比较活跃，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作家，除了前面讨论过的梅尧臣、秦醇之外，吕公著、郭祥正、汪莘等人的文学成就也比较突出。安徽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以地方文学的面貌反映了北宋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北宋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绚丽篇章之一。

吕公著 (1018―1089)，字晦叔，吕夷简子，寿州 (今安徽凤台) 人。仁宗时以父荫补奉礼郎，举进士，通判颍州。宋神宗熙宁二年 (1069) 为御史中丞，反对王安石变法，屡任外职。宋哲宗即位后，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除新法。宋哲宗元钓四年卒，年七十二，谥正献，赠申国公。《宋史》卷三三六有传。吕公著长期生活于上层社会环境中，置身于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思想比较保守，因此他的作品多为应酬唱和之作，如 《恭和》、《杨郎中新居和尧夫先生韵》、《和魏教授见赠》等，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均不够，而且带有比较多的理学家的说教意味。如《留题龙门二首》 之二：

谁将长剑斩长蛟，斩断长蛟剑复韬。瓜尾蜿蜒凝华岳，角牙狞恶结嵩高。骨伤两处崭苍壁，血出东流汹巨涛。此物犹难保身首， 为言?口莫嗷嗷。

就诗题看，此诗属题景之作，但是吕公著却在此借题发挥，由龙门景物譬喻连类，将题旨归结为世事艰险、明哲保身的理学诫世思想，特别是尾联“此物犹难保身首， 为言?口莫嗷嗷”，理学家的说教意味比较浓厚。其他如 “此景得游无事日，也宜知幸福无涯” ( 《龙门石楼看伊川》)、“如此园池如此寿，儿孙满眼庆无涯” ( 《延福坊李太博乞园池诗》) 等，则纯粹为应酬之作，了无生活内容和艺术美感。吕公著的诗歌创作走的是宋代以理入诗的保守道路，其诗散文化、议论化的特征较显著，总体艺术成就并不高。但是，由于吕公著特殊的政治地位，吕诗在当时还是有较大影响的。

与吕公著的创作道路截然不同的安徽诗人，创作成就较突出的有郭祥正和杨杰。郭祥正，字功父，生卒年不详，当涂人，号醉吟先生。举进士，知武冈县，后因仕途蹭蹬而归隐于当涂青山。有《青山集》。郭祥正与梅尧臣、苏轼、黄庭坚等人为诗友，彼此唱和甚多。郭诗以古体见长，宗尚李白，纵横奔放，故 《宋百家诗存》称其古体诗 “沈雄俊伟，如波涛万迭，一涌而至，莫可控御。不特句调仿佛太白，其气味竟自逼真”。如《送梅直讲圣俞》：

清风吹天云雾开，仙人骑马天上来，吟出人间见所不可见，嫦娥织女为之生嫌猜。织女断鹊桥，嫦娥闭月窟，从兹不放仙人回，一落人间五十有四载，惟将文字倾金?。李白徉狂古少来，骑鲸鬣鬣飞沿洄。杜甫问讯今何如，应为怪极罹天灾。公乎至宝勿尽吐，吐尽吾恐黄河水决昆仑推。天穿地漏补不得，女娲之力何可裁。长安酒价不苦贵，风月但惜多尘埃。醒来强更饮百盏，酣酣愚智宁论哉!

诗中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把天上与人间、古代与今天融为一体，来赞扬梅尧臣的艺术成就，感情饱满而气势雄放。其他古体诗，如《卧龙山泉上茗酌呈太守陈元舆》、《临?台呈同游李察推公择》、《怀青山草堂》等，大多结构严谨，想象丰富，笔调洒脱，豪气纵横，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梅尧臣曾称赞郭祥正 “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宋史?文苑传》)，由此可见郭祥正的诗歌创作的特色及影响。

杨杰，字次功，生卒年不详，安徽无为人，自号无为子。宋仁宗嘉钓四年 (1059) 进士，元钓中除两浙提点刑狱。平生著述甚富，皆散佚。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知无为军赵士粲搜其遗稿，编次为《无为集》15卷。杨杰与欧阳修、苏轼等人均有交往，创作上也深受影响。杨杰擅长古体诗，其诗构思谨严，笔力雄健，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牛渚矶修水府祠并序》记述采石江边水府祠兴建始末，表达了“安者毋忘危”的思想，叙事翔实，语言洗炼。《幽谷吟上欧阳内翰》纵笔挥洒，景物鲜明，语言流走飞动，开合有致。杨杰与郭祥正交游甚密，唱和较多，他们的古体诗创作风格与比较接近。杨杰描写景物的近体诗大多清新活泼，富有情致。如《夜泊偶书》：“过得重湖日已斜，相依渔艇宿蒹葭。故园水面一千里，明月渡头三四家。客路漂流身似梗，世途纷冗事如麻。却欣归去逢寒食，醉倒春风烂漫花。”这首诗描写诗人夜泊太湖时的感受，写得情景交融，顿挫有致，尤其是“故园”一联，虚实相间，情景相生，很能反映杨杰近体诗的创作特色。

北宋时期安徽作家的诗歌创作，大致存在着两股潮流： 其一是以吕公著、吕希哲、李孝先等人为代表的 “教化” 派，他们重道轻文、重理轻辞，提倡以理人诗，诗歌创作缺乏现实生活内容，艺术成就也不高，但是由于他们特殊的政治地位，在当时是相当有影响的; 其一是以梅尧臣、郭祥正、杨杰等人为代表的 “革新” 派，他们有着较丰富的生活经历，创作上能够 “叙人情，状物态”，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不仅是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且他们的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宋诗的发展方向。这两股潮流对峙存在于北宋安徽作家的创作中，它们作为两条不同的创作道路的体现相生相发，构成了安徽地方诗歌的一般面貌，曲折地反映了北宋诗坛的基本状况，是整个北宋诗歌创作的缩影。

宋代文学以词称胜，虽然宋词作家数量不能同诗家相比，作品内容也不见得比宋诗更丰富，但是由于晚唐五代词局限于绮靡婉约的作风，结果给宋人留下了宽广的余地来驰骋才情和笔力。因而宋词能够在艺术上表现出较多的特色和独创性。北宋时期成就较突出的安徽词家主要有梅尧臣和汪莘。梅尧臣词虽然基本上还承继晚唐五代婉约词风而发展，但是在内容上已经有所开拓，即景抒情，气象已自不同。这里我们主要介绍汪莘的词。

汪莘，字叔耕，自号方壶居士，两宋之交安徽休宁西门人。曾屏居黄山，筑室柳溪，世称柳溪先生。有《柳塘集》、《归愚集》以及《方壶存稿》。汪莘生活于金人入侵、南宋王朝苟且偏安这样一个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动荡年代，“尝诣阙三上书，不报;徐谊欲以遗逸荐，不果”(《全宋词?汪莘条》)，最终报国无门而隐居黄山。正因为这样，汪莘词颇多慷慨沉郁之作，如 《浪淘沙?与外甥吴晋良游落石》：

天末起凉风。云气忽忽。如今何处有英雄。独佩一壶溪上去，秋水澄空。绝壁耸云中。倒挂青松。醉歌汉殿与秦宫。日现山西留不住，目送飞鸿。

此词抒发 “如今何处有英雄” 的感慨，意象与情感交相生发，沉郁之气见于辞端。汪莘旁研易理，间涉释老，词中常寓归隐之意。如 《浣溪沙》： “一曲清溪绕舍流。数间茅屋正宜秋。芙蓉灼灼出墙头。元亮气高还作令，少陵形瘦不封候。村醪闲饮两三瓯。”这种对归隐生活的向往，是由其怀才不遇的经历和释老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汪莘词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晚唐五代词婉约绮丽的作风，有着较丰富的思想内容，且在词法上也有散文化的叙事、议论倾向，而他的清远闲淡、慷慨沉郁的词风，无疑是宋词中一朵值得观玩的奇葩。

北宋时期安徽作家的散文创作，大都在唐宋八大家规范之内，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作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