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佛法兴衰与云冈石窟

北魏以前三晋地区的佛教传播情况，殊少记载。然而，有两位著名僧人出于晋地，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是法显(334―420)和慧远(334―416)，二人异地同时，其功业各有千秋。法显西行求法，“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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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游历经过和见闻撰成《佛国记》，记载西域情形甚详，为研究古代中亚、南亚诸国历史文化、宗教留下宝贵资料，此事前无古人，后世仅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堪与相比。慧远师承北方高僧道安，南下庐山，是东晋后期南方佛教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他领袖庐山僧团，“与北方长安鸠摩罗什的僧团遥相呼应。在他从事的传教和著述中，努力把佛教与中国封建王权和传统的思想文化协调起来，以使佛教在封建上层建筑中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力量和宗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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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中国佛教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所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最负盛名。慧远出生在山西北部的雁门楼烦(今宁武附近)的士族家庭，幼年随其舅父到中原，在许昌、洛阳学习儒家经典，还精通当时流行的《老子》、《庄子》。他学习佛法，却是在今河北地区，当时道安在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北)立寺传教，慧远慕名前往，遂出家为僧。法显出生在晋南平阳郡(治今临汾西南)，3岁即出家为沙弥，20岁受具足戒，他学佛是在本地。晋南介于洛阳、长安两大都会之间，受其影响，佛教的传播当很广泛。法显又常在长安活动，由那里出发，赴天竺寻求戒律，因而建树了宗教文化史上的伟业。

北魏始建，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道武帝拓跋?就注意笼络佛教界人士，史载“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迳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拓跋?“好黄老，颇览佛经”《魏书?释老志》，持兼收并蓄的态度，对中原地区流行的宗教意识形态均不排斥。建都平城后，修造五级佛图、耆贽崛山和须弥山殿，加以绘饰，并建讲堂、禅堂和沙门座，“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明元帝拓跋嗣继位，同样是“亦好黄老，又崇佛法”(《魏书?释老志》)，仍支持佛教。道武、明元二朝，已将佛教纳入国家机器的管理体制中，设置僧官，统摄僧徒。当时全国最高僧官称“道人统”，第一任道人统是僧人法果。法果本是赵郡沙门，道武帝慕其名，礼请至京师，置于高位，管理全国僧侣。法果成为政治僧侣，依附于皇权，并创开了佛教与政权相结合、教权服从于王权的北朝佛法风气。在南方，佛教徒一直试图保持宗教的相对独立性，热衷于“沙门不敬王者”的话题。法果则带头礼拜皇帝，称道武帝为“当今如来”，并说：“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魏书?释老志》)十六国时期高僧道安有名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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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果则不但依赖皇权来弘扬佛法，而且把皇帝当作如来一样顶礼膜拜，作为崇拜对象，难怪北魏统治者对他特别青睐，生前封爵，死后赠官。佛教对北魏统治者来说，不但有“敷导民俗”、“助王政之禁律”(《魏书?释老志》)的作用，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而且还拔高皇帝的世俗地位，粉饰君权的神秘形象，使佛教成为维护皇室权威的工具。因此，北魏诸帝大都信奉佛教，不惜动用国家财力崇佛佞佛。云冈石窟的开凿，与此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但是，也有例外。中国封建社会曾发生“三武一宗”四次“灭佛”事件，第一次就发生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道武帝、明元帝都信奉佛教，继之者太武帝初时也信奉佛法，然而这时北方道教在寇谦之的整顿经营下声势渐盛，寇谦之结交司徒崔浩，道教与儒家结成联盟，排挤佛教。崔浩信奉寇谦之的道教，对佛教敌意尤深，经常在太武帝面前非毁佛教。正巧太武帝镇压卢水胡盖吴起义时，在长安一座寺院内发现兵器，怀疑僧人蓄谋造反，崔浩又从中煽动，遂下诏诛杀长安沙门，焚毁佛像，并在全国范围内禁绝佛教。据学者研究，太武帝“灭佛”事件，亦是云冈石窟得以开凿的动因之一。“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下诏焚烧佛像、佛经，坑杀沙门，揭开了中国佛教史上所谓‘三武一宗’废佛事件的序幕。这场斗争的直接结果，促成了云冈石窟的开凿。晋豫及其以东地区――北朝政治中心区域，相继开凿的云冈、龙门、响堂山等石窟以及‘刻一代经于名山’的诸多石经(响堂山石经、泰山经石峪、太原风峪石经等)，都是以废佛事件为契机，希冀国家佑助，佛法永存的护国、护教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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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石窟、雕石像、刻石经，均是利用石质的坚固耐久，来抵御世俗政权的灭佛举措。因此说，开凿石窟是“灭佛”事件的直接结果。另外，云冈石窑的造像题材，也受“灭佛”事件的影响。“文成帝恢复佛教后，昙曜为皇室造窟，选择三世佛作为主要题材，除了上述政治原因外(指每尊佛像分配太祖以下五帝)，同时也有意地针对废佛前流传胡本无佛，‘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魏书?释老志》载太武帝灭佛诏书)的言论，而大力宣传佛教源流长，所谓‘释迦前有六佛(过去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处今贤劫(当今佛)，文言将来有弥勒佛(未来佛)，方继释迦而降世’(《魏书?释老志》)。昙曜这后一目的，是和他在公元462―472年间，在云冈一再翻译自三世佛开始的佛教历史《付法藏传》的工作相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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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灭佛之后，紧接着是更大规模的崇佛兴佛。太武帝死后，年仅13岁的文成帝拓跋?即位，当即下诏复兴佛法，“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同时，“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后又“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即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未曾登极的景穆帝及文成帝自己)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魏书?释老志》)。北魏统治者恢复佛教后，其观念仍是道武、明元时期的延续，仍以“皇帝即是当今如来”相标榜，而通过雕石像、铸铜像，将这一观念具体化、形象化，形成皇权与佛教结合的凝固形式。文成帝石佛像和五级大寺铜佛像的雕铸，拉开了开凿云冈石窟的帷幕。

云冈石窟的开凿，始于文成帝和平初年(460―465)，主持其事者为僧人昙曜。昙曜对佛教的信仰坚确不拔，为时所称。太武帝灭佛时，大多数僧人都还俗改业，窜伏民间，而昙曜誓欲死守，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因而见重于时。和平初年，继师贤任最高僧官――此时更名为沙门统。是在他的倡议下，开凿了云冈石窟。史载：“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魏书?释老志》)所凿五所石窟，即著名的“昙曜五窟”，即今云冈石窟中的第16至20窟，现称为云冈第一期石窟。昙曜不但是云冈第一批石窟的开凿主持人，还为佛教的发展和云冈石窟的继续开凿奠定经济上的雄厚基础。他奏请文成帝，凡被掳掠来从事耕种的“平齐户”和其他“诸民”，每年能向寺僧管理机构(僧曹)缴六十斛粟者，户为“僧祗户”，粟为“僧祗粟”;以犯重罪者及官奴为“佛图户”，供寺僧役使。这样，佛教组织在人力和物力两个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其后献文帝、孝文帝均极崇佛。献文帝在位时建塔造寺，不惜重金。禅位后在所居北苑中的西山建鹿野佛图，亦为石窟寺。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于1980年发现，在大同市城北10余里大沙沟中。今存像窟1所，禅窟5所，当年有禅僧居处其间。孝文帝对佛教教义很有研究，史载其“善谈《老》、《庄》，尤精释义”(《魏书?高祖纪下》)。汤用彤先生说：“确于佛义有研求提倡者，北魏终当推孝文帝。其父献文及祖母文明太后并崇佛，故帝早受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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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永宁寺听讲经，命中书、秘书二省与佛教徒讨论佛典精义;尊徐州僧嵩(此人学于姚秦时高僧鸠摩罗什)的再传弟子道登为师，常听道登讲《成实论》。孝文之世，义学名僧有道顺、惠觉、僧意、惠纪、僧范、道弁、惠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等人，讲论经文、研究义理之风渐盛，北魏佛教发展走上新阶段。同时，孝文帝还整顿僧规，也造寺建塔，著名的嵩山少林寺，即孝文帝为西域沙门跋陀所建。他还亲自在永宁寺“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为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资福于显祖(献文帝)”(《魏书?释老志》)。在孝文帝迁洛以前，云冈石窟的开凿规模扩大。献文帝至孝文帝迁都，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现称为云冈第二期石窟，主要有5组，即：7、8窟，9、10窟，5、6窟，1、2窟，和11、12、13窟。这时期云冈已不仅是皇室在开窟，上层僧尼和居家的善信士妇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说明云冈在这个时期已成为北魏京城附近佛教徒及信徒的重要宗教活动场所。开凿云冈石窟，以这一时期为最盛。郦道元曾写道：

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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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在孝文帝朝为官，迁都以前即在平城为京官，他对平城周围的景物都曾仔细踏勘，所以他描写的云冈石窟盛况，正是这一时期的实际景象。

献文、孝文时期佛教之盛，亦与文明太后冯氏大有关系。文明太后曾于献文、孝文时期两度临朝听政，对孝文帝的影响尤大。文明太后与佛教的渊源甚深，其家人均笃信佛法。据汤用彤先生考查，“晋末宋初，北方佛法三宝兴隆之地当推凉、燕。其时据在幽燕者为冯氏(史称北燕)。冯跋与弟弘相继为王。弘有子朗，朗为魏臣，坐事诛。有女入宫掖，后为文成帝皇后，即文明太后也。后曾立思燕佛图于龙城。其兄熙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水经注》言平城有皇舅寺，即熙所建)，写一十六部一切经。延致名德沙门，日与讲论，精勤不倦，所费亦不赀。而在州营塔寺，多在高山秀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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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太后专权和冯氏家族极盛，均在孝文帝迁洛之前，故对这一时期云冈石窟的大规模开凿亦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孝文帝迁都，政治中心转移到洛阳，佛教中心亦随之转移。虽然后来的北魏统治者依然崇佛佞佛，但皇家开凿石窟已在洛阳龙门，云冈石窟仍未停工，而规模已大不如前。孝文帝迁洛阳以后，云冈所开诸窟，现称为云冈第三期石窟，大都是中小窟，而且凿窟者多为中小官员和没有官职的佛教信徒。这说明云冈石窟的宏大规模离不开皇室掌握的国家财力;不能否认，是皇权希求佛教的支持，才有了云冈石窟的壮观巨制。然而，这一期中小窟龛的数量又特别多，超过了前两期的总和，很显然，佛教在平城地区的社会中下层得到普遍信仰。这与《魏书?释老志》所载魏末“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的佛教泛滥情况，适相一致。

北魏以后，唐代还有零星雕造。那时云冈的情形是，“今见者传云，谷深三十里，东为僧寺，名曰灵岩;西头尼寺。各凿石为龛，容千人已。还(疑此字有误)者相次于北石崖中七里，极高峻，佛龛相连;余处时有断续，佛像数量，孰测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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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迭经战乱毁损，辽、金、明、清代有修葺。1961年，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