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文化

继圆山文化之后，流行于台湾本岛西海岸北部地区的是十三行文化。已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台北县八里乡的十三行、大坌坑上层，台北市的西新庄子、社子，苗栗县的苑里，宜兰县的新店和花莲县的普洛湾等遗址。从这些遗址的所在地区看，十三行文化的分布范围已向南和向东海岸扩展了。这一文化的代表遗址是十三行遗址。据故老相传，清康熙年间，商家借淡水河口之利，在这里经营与大陆之间的海路贸易。当时较大的商行有十三家，其地名因此被称为“十三行”。现为台北县八里乡埤头村和顶罟村所在地区。

西新庄子和十三行两遗址出土的贝壳、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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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的年代和大陆古钱币年号，已知的有以下几项。西新庄子遗址三件贝壳的碳十四年代是：

NTU-53 2390±200B.P.或440±200 B.C.

NTU-54 2010±200B.P.或60±200 A.D.

NTU-52 1940±190B.P.或10±190 A.D.

十三行遗址的木炭和贝壳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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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是：

NTU-7 1444±204B.P.或506±204 A.D.

NTU-8 1145±206B.P.或810±206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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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5月和1991年8月，台湾的研究机构和台湾大学等校研究人员和师生，对十三行遗址进行了抢救发掘，其中出土了汉五铢钞，唐玄宗时的开元通宝，肃宗时的乾元重宝，北宋太宗时的太平通宝。另有一种称为“成平元宝”的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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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是北宋真宗(公元998―1003年在位)时所铸的“咸平元宝”。据笔者考察，我国历史上没有“成平”这个年号，也没哪个朝代铸过“成平元宝”，可能是“咸”“成”形近致误。在十三行遗址中，还有宋代瓷器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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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情况，十三行文化的上限，可根据已测定的年代，确定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相当于大陆的春秋末期。至于十三行文化的下限，则要依据铜钱、宋瓷的入土年代来判断。

根据宋代文献，如楼钥《攻?集》、《宋史》等记载，两宋时只有一件引人瞩目的事发生在台澎地区，这就是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泉州知州汪大猷因毗舍邪人来泉州沿海，遣将分屯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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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的设官置守措施，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的《台湾史》载，在澎湖之吉贝屿、姑婆屿、乌屿、大屿、八罩岛等处，均有“宋墟”之发现，出土有宋代瓷片及钱币等物，俱宋代汉民迁居澎湖之所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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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光明日报》1985年1月18日第2版报道，台湾考古学家臧振华等，在澎湖白沙乡发现一处宋代完整房基与北宋钱币、瓷器等。房基长13米，宽约5米，所有材料多半由福建运去。年代约在南宋北宋之间。从澎湖与十三行两地出土的铜钱看，其面貌可谓相似(澎湖也有北宋钱熙宁元宝、政和通宝出土)。但这并不能据此断定这些北宋钱的入土时间就在北宋，更不能根据十三行遗址出土的唐玄宗时的开元通宝而断为唐代遗址，或汉人于唐代就已到台湾的物证。这是因为南宋因所据地盘日益缩小，铜的来源短缺，以致本朝所铸铜钱很少，因而主要使用北宋钱、铁钱、金银和纸币。唐代钱也继续流通。这也是现代考古发现的“十个宋钱中，难找到一个南宋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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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原因。如日本冈村全昌寺出土的古钱中，可以辨认出年号的共有27，491枚，内含北宋钱24.323枚，南宋钱595枚，元朝至大钱5枚。南宋钱仅占2.16%。值得注意的是，在某地只发现北宋钱，并不能证明就是北宋时流传到那里的，也可能是南宋时流传过去的，这要结合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和文献记载来判断。如“斯坦因在中亚细亚所发见的铜钱中，最晚的到北宋底为止(如政和通宝)，似乎南宋的铜钞已不流到那一方面去。可是实际上北宋的铜钱不一定是北宋时流出，因为南宋铸钞数目很少，大部分用北宋钱或甚至北宋以前的古钱。所以单是看见只有北宋钱，不足以证明是在北宋时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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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中亚等地的考古发现及我国古钱币研究专家彭信威的意见，对于我们判断十三行遗址的下限很有参考价值。这就是说，十三行遗址虽然只有北宋钱出土，但不一定就是北宋时代入土的。这些铜钱很可能是随着南宋对澎湖的经营，并将澎湖划归晋江县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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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屯戍，百姓就此耕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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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澎湖的水军或百姓，来到台湾北部的淡水河口，与当地人进行贸易，也是情理中事。因此，我们认为，十三行文化的下限，可定在公元12世纪，即南宋初叶。

十三行文化已进入金石并用阶段。在十三行遗址中已发现炼铁作坊3处，有铁渣近1000公斤，还有附着铁砂的陶片，煤块和破碎铁矿石用的凹石与石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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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层中还发现高度氧化的钉形铸铁2根，以及生锈、腐蚀严重的铁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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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铁刀、铁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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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工具中，还有石纺轮和磨制的骨角器，铜匕首柄、铜镞等。炊具和食具中，除陶壶、陶罐外，还有石槌、凹石、石支脚等。出土遗物中还有大量的兽骨、鱼骨、禽骨、贝壳和炭化稻壳和植物种子等;住址遗存有火塘，有的陶器底部有使用过的痕迹烟炱。这说明十三行文化的主人的旱地稻作农业已具有一定规模。同时，还从事打猎、捕鱼和采集海贝。据报道，澎澎列岛的居民至今仍用石槌和凹石来砸碎螺、贝壳以取食其肉。

十三行遗址出土的陶器别具一格，制作精良，反映了其主人熟练的制陶技巧和审美情趣。一为灰色陶系(偶有黑色陶)，含细砂，火候高，质地坚硬。有的外表打磨光亮，有的饰以方格纹、三角纹或圆圈纹。从照片上观察，有一件灰褐色陶罐，侈口，高领，圆腹下收为平底。腹部上部拍印4圈三角阴纹(上下相连)，其下紧接拍印斜方格阴纹。据报道，器底有烟炱，系生活用品中的炊具(用石支脚支撑煮食物)，主人死后，又作为陪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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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为红褐色(或称棕色)陶系。外表饰以几何印纹――方格纹、方格网纹、波浪纹、篮纹、雷纹、圆圈纹(推测用芦苇秆戳印)，三角带纹;还有鱼骨纹。从《汉声》杂志刊载的照片看，陶色深浅、色调不一。方格印纹为主要纹饰。但其中一件朱红色陶壶风格迥异：器盖上部雕刻成大眼、阔鼻人头像，额部刻有方格带纹;下部为两行平行的戳印圆圈纹。器身为侈口、斜领、溜肩，鼓腹，圈足外撇。肩部有两行平行的戳印圆圈纹，下接重叠倒三角带纹及戳印的4点3行为一组的凹点纹，其中的一个点或两个点又作为三角形的顶点或组成部分，构思精巧。腹部有竖行凹糟数道。腹部与圈足连接处又戳印3条平行圆圈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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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风格的陶器可称之为绝无仅有。制陶技术的高超还表现镂刻技艺上。十三行遗址中出土有一件双层陶罐，其外层以嵌镂方式刻成美丽的条纹，套在内层陶罐上，“十足地反映其有精细的手工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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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纹、植物花纹和条状、三角、梯形或方格网纹组成的几何形图案纹饰，早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就出现了。但那是彩绘，不是拍印上去的。可是，在东夷人的文化中，就有拍印的方格纹等几何印纹图案。而在出现这类几何印纹陶遗址中，往往还有东夷人的拔齿、侧身屈肢葬和猎头习俗的遗迹。如山东半岛的岳石文化，晚于山东龙山文化，时代大约与夏代相当，据测定的5个标本，年代距今3840±135―3695±130年之间。瓮、罐等器物多为夹砂或夹云母红褐陶，压印纹、划纹主要有人字纹、方格纹、之字纹、云雷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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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房县七里河遗址中，既有石斧、石锛、石锄、石网坠、石镞等生产工具，篮纹、方格纹、镂孔为纹饰的陶罐、陶盆;还有人为的拔牙、猎头风俗，其拔牙率达60%，有缺头葬、缺头侧身屈肢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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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化特征无疑地反映了东夷族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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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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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七里河遗址4个数据，最早的标本2K―551，距今4600±180年，晚期的2K―550，距今4130±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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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作者认为，早期的年代“可能偏早”。但肯定这一遗址距今四千年前则是没有问题。七里河遗址不仅文化特征与十三行文化有许多相似处，而且年代也比后者早了许多。七里河遗址与十三行遗址的主人，还都有随葬猪下颚骨的习俗。

十三行遗址主人的侧身屈肢葬、仰身直肢葬和无头葬并行，其中有2人或3人的复体合葬，其中有一父子同向侧身屈肢葬，还有一具妇女俯身葬式。头向大多朝西南方。台湾学者推测：这种葬式“必定包涵了历史或信仰的文化意义。西南是代表了民族发源地?或神话中的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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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台湾十三行遗址的西南方，只能是祖国大陆而不可能是其他地方。

我们从十三行遗址所反映出来的种种情况，如葬式及随葬品等，反映了其主人有头颅崇拜的习俗，随葬品的多寡则反映人们的财产观念，父子合葬说明当时已处在父系社会发展阶段。这与遗址中所反映的稻作农耕文化也是一致的。

十三行文化与现代台湾省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据台湾考古学和民族学工作者研究，台湾平埔族中的凯达格兰人可能就是十三行遗址的主人。他们已与汉族融为一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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