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聚落期

北京民俗文化的起源期，时在从远古到古燕国建立之前。

关于北京的发源，民间有一则“徐达一箭定京城”的传说，说的是明朝开国大将徐达为确定建都地点，向北射出一箭，以落箭之地为都城之基。传说毕竟只是传说，徐达所处时代为明朝初年，而北京城的建设其时已有３０００多年的历史，至于北京的发源，则更加历史久远。

距今大约四五十万年的时间，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店的龙骨山上生活着一群原始人类，史称“北京人”。“北京人”的体质和外形同现代人已相差不多，有了简单的思维能力并开始有了最初的语言，能打制石器，懂得用火并能控制火，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类。“北京人”之后，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新洞人”和“山顶洞人”，他们距今分别约四五万年和万余年，其文化同“北京人”相比已进步了很多，尤其是“山顶洞人”，具有相当发达的智力，已具备灵魂观念，懂得人工取火，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时间缓缓流逝，随着北京地区畜牧业和农业的兴起，北京远古居民告别了祖居的山洞，迁徙到平原上生活，出现了许多原始农业部落，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东胡林人、上宅遗址和北埝头遗址。东胡林人生活在北京西郊门头沟东胡林村西侧的黄土台地上；上宅遗址位于平谷县城东北１９公里处的上宅村北的一块台地上；北埝头遗址位于平谷县城西北７．５公里，已为定居。

这一时期，分布在北京这片土地上的是众多原始聚落点。聚落点之间时代不同，原始群团之间也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各自生活在不同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这表现为目前发现的远古人类遗址常常相距较远，文化之间也没有多少可比性。这种原始文化的“独立性”与北京后期民俗文化的“复合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这一时期远古居民的经济生活方式还停留在原始采集和狩猎阶段，如“北京人”就以采集植物根茎和果实为主要生活来源，狩猎上也只能猎取不太凶猛的野兽，如鹿、羊、鼠类等。山顶洞人遗址中，斑鹿、田鼠、野兔的骨骼非常多，这表明凶猛的野兽对他们仍然是一种巨大的威胁。由此，我们将这一时期北京的民俗文化与后代城市期民俗文化区别开来，称之为“原始聚落期”文化。

原始性是聚落期北京远古文化最基本的特点。

如居住习俗，“北京人”和山顶洞人还处于穴居阶段，借助天然洞穴遮挡风雨，以天然石灰岩块表面作地板；新石器时代的北埝头遗址，房屋多为半圆形或椭圆形半地穴式，这都是人类早期的居住形式，即《易?系辞》所谓的“穴居而野处”。住所内部，保存火种极为重要，因为火缩短了消化过程，对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北京人”洞穴中用火后留下的灰烬厚达４～６米，证明了当时人类对火的依赖性。同时，住所与水源关系极为密切，如拒马河、永定河、周口河等等，饮水的本能需要决定了当时人类无法距离水源太远。

婚姻习俗上，“北京人”尚处于杂乱性交阶段，男女关系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到新洞人则发展到了原始群婚的晚期。

信仰习俗上，虽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北京人”已具备灵魂观念，但山顶洞人崇拜灵魂却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山顶洞人的洞形分上室、下室和地窖三个部分，下室是墓葬，地窖是自然形成的陷阱。山顶洞人能够将墓地和居住区分开，证明他们对死亡已有清醒的认识。更为关键的是，在山顶洞人下室发现的人类遗骨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粉末，头骨附近还有穿孔石珠作殉葬物，这标志当时人类已有灵魂观念。上宅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陶、石雕塑制品，如陶猪头、陶羊头、小石龟、石制蝉身猴面像等，这些雕塑制品可能用于宗教祭祀，是原始信仰存在的活证据，比山顶洞人更进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常常被人们认定为“表现了人们的爱美心理”的许多原始“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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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山顶洞遗址中找到的大量穿孔兽牙、海蚶壳、鲩鱼眼上骨、钻孔石珠、刻沟的骨管等，东胡林人遗址中女人（生殖力的直接体现者）骨骼项部发现的用５０多枚穿孔小螺壳串成的“螺壳项链”、腕部的用牛肋骨磨制而成的７枚骨管等等。其实，这些所谓装饰品是早期人类生殖力和生命力崇拜的具体体现。原始人企图借助与牙齿、鱼类、螺壳等生殖力的象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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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骨类、石头等生命力的象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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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触，感觉其茂盛的生殖力和生命力，属“接触巫术”的范畴。当然，这一原始接触巫术发展到后来，演变成了纯粹意义上的装饰文化，而失去了早期生殖信仰的原始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