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学之争

今、古文经学相对立名，首先是因文字形式上的差异。两汉网罗先秦儒家典籍有两条途径：一是劫后余生的儒生的记忆、背诵、口授，用汉初通行的隶书记录抄写下来，称“今文经”;二是从地下、鲁壁、鲁淹中发掘出来的用战国时

书书写的典籍，如鲁恭王在孔子宅壁中发现的《礼记》、《孝经》、《尚书》、《论语》，北平侯张苍所献的《左传》，河涧献王挖掘出的《周官》、《礼经》，鲁三老所献之《古孝经》，鲁淹中出土的《礼古经》等称“古文经”。研究今文经的叫“今文经学”，研究古文经的叫“古文经学”。其次，今、古文经学的分野不只是文字书写形式的区别，而是包含了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和对典籍内容训释上的差别。周予同等先生认为，今、古文经学的主要分歧有三：一是对“经”的来源看法不同。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为孔子删定后才有，孔子以前没有六经，故尊奉孔子;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是古已有之的史料，不是起于孔子，因而尊奉周公。二是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哲学家、教育家，更是政治家，受命的素王，六经是治国之道，是孔子用来托古改制的，里面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因此今文经学家治经，偏重于“微言大义”，想从六经中寻找治国安邦之大道，强调经世致用，为政治服务，以治《公羊春秋》为主。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是史料，孔子是史学家，是先师，研究注重史实，以《周礼》、《左传》为重。三是内容上今文经学家对经书从“微言大义”出发，任意发挥，将齐文化中的阴阳五行等掺入其中，将儒家经典阴阳五行化，进而向谶纬神学发展;古文经学家从考实出发，重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考证，要求无一字无出处，学风朴实严谨。再加上立场不同，依据的材料不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分歧很大，有时，尖锐对立，斗争激烈。如古文经学家认为今文经为口授笔录，难以为准，斥其为秦火残缺之余，抱残守缺，不足为训;今文经学家认为古文经出自壁间、地下或私人所藏，传授系统不明，斥之为刘歆的伪造等等。

今、古文经学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和斗争。但终西汉一朝，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几如西汉政权的“国教”，而古文经学则始终在野，无力与今文经抗衡。古文经的一些传本或被藏于秘府，或者在民间传播。西汉中期以后，一些今文经学家涉足于古文经，也未改变古文经的在野地位。西汉末年，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才与今文经学展开了争夺正统地位的斗争。

汉哀帝时，著名经学大师刘歆向哀帝建议，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哀帝让他与今文五经学者进行辩论，五经博士不屑一顾，沉默以对。于是刘歆写了一篇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指责今文经学家“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和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汉书?楚元王传》)此书一出，引起大波，遭到今文学者的激烈反对，揭开了今古文经第一次正面交锋的序幕。大司空师丹“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同上)刘歆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王莽掌权后，歆与莽关系很好，得到起用，并据其建议，始立古文五经博士。至此，西汉已结束了。

东汉光武帝时今、古文经学又一次交锋：尚书令上疏请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引起今文经诸博士反对。后虽立李封为《左氏春秋》博士，但在诸博士反对下，李封死后，再未立《左氏春秋》博士。古文经学者争取正统地位的努力再次落空。

古、今文经学的第三次交锋是在东汉章帝时，大儒贾逵请立《左氏》博士，与今文经大师李育展开辩论。贾逵虽未成功，但扩大了古文经学的影响，促进了古文经学的发展。

古文经学的不断斗争，虽未取得正统地位，但在斗争中不断发展，至东汉中叶兴盛起来，大师辈出。如郑兴、郑众父子，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成为朝野上下注目的力量。今文经学虽处统治地位，但在学术上却没有与古文经学抗衡的人物;章帝虽未应允贾逵要求立《左氏》博士，但章帝本人却爱好《古文尚书》和《左氏春秋》，并“令贾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建初八年(83年)又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者，学者皆欣欣羡慕焉。”(《后汉书?贾逵传》)

古文经学的发展兴盛，与今文经学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但斗争仍在继续。由于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激化，给经学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影响;也由于古、今文经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东汉中期以后，双方在斗争中趋向统一和融合。这一工作是由郑玄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