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民俗文化

青海现在的多民族与多元文化格局是元明之后形成的，但是在这之前的几千年乃至几万年间，也有部族或氏族长期繁衍生息在这里，他们的民俗文化也是青海民俗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是源头之一，所以这里就民俗考古发现作一介绍，作为补充。

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工作者在青海西部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湖边采集到了112件石器，有雕刻器、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大部分是用石锤直接打击而成的，这些石器表明在距今3万年左右时，就有人类生活在这里，而且已经会打制简单的劳动工具了。20世纪80～90年代，考古工作者还在格尔木市南的东昆仑山、黄河上游龙羊峡等地发现了骨器、贝壳装饰品等。大量石器的加工中有琢修技术。这些都说明了大约在距今1万年到4千年前时，先民们在劳动工具的打制上有了明显的改善，同时开始使用装饰品。

公元前3800―前2000年是著名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在青海的遗址遗存相当多，1990年时已发现917处。众多的遗址遗存使我们对这一时期先民的民俗文化有了较多的了解。首先，他们以氏族为单位而定居生活，一般居住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上。住房大多是半地穴式，呈圆形，也有的呈方形，屋中有灶，房屋周围还有储藏物品的窖穴。其次，他们以原始农耕经济为主，主要的粮食作物有粟、黍等。同时还饲养猪、狗、羊等家畜。第三，他们的制陶业非常发达，大量精美的彩陶说明已有一定规模的制陶作坊。彩陶以当时流行的主题纹饰与其他花纹搭配，组合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并刻有各种符号。这些符号多达139种，是最初的“文字”。彩陶中著名的有：1973年在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饰彩盆，盆内壁绘有15人分3组集体舞蹈的图案，细腻生动，反映了先民的歌舞情景。1982年还在同德县宗日出土了一件24人分两组舞蹈的彩盆，图案与前一件彩盆相似。这两件彩盆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青海先民在5000年前就能制作非常精美的陶器，同时也反映了先民们的审美观。第四，他们已有了原始的纺织业，即捻线与纺织相结合的手工技术，出土了不少捻线的纺锤，一些墓葬的人骨周围发现有布纹痕迹。此外，已大量使用海贝、蚌壳、绿松石等装饰品。第五，异性二人合葬墓说明他们的婚姻状态已从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

马家窑文化之后，青海地区由新石器时代逐渐进入青铜器时代。这时期的齐家文化较早，约在公元前2000―前1600年之间。从考古发现可知，这时的先民们不仅使用石斧、石刀、石铲等石器工具，而且还开始使用由红铜或青铜制成的刀、锥等，并且有铜镜、铜指环等生活装饰用品。其中在贵南县尕马台墓地25号墓出土的青铜镜，是我国最早的青铜质铜镜。他们的住房一般是四方形半地穴式，地面和四壁涂以0.5厘米厚的白灰，不仅平滑美观，而且防潮。饲养的家畜种类增多，除猪、狗、羊外，还有牛、马、驴等。这一切都说明这时期的民俗有了较大变化。特别是成年二人异性合葬墓明显增多，表明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基本形成。

宗日舞蹈彩? (兰生忠 摄)

卡约文化是青铜器时代青海特有的考古文化时期，时间在公元前1600―前740年之间。这时的先民们虽然仍有住半地穴式房屋的，但也出现了地面式房屋。房内地面大多抹一层红胶泥，坚实、平整、美观。住房选在河流两岸台地上的仍居多，主要因为便于用水。在生产方式上农牧业并重，后来以牧业为主。铜器更多了，出土的就有铜斧、铜钺、铜弋、铜矛、铜镞、铜刀、铜镰、铜铃、铜环、铜扣等，湟源县还出土了表铜鸠首牛犬杖首、四面铜人饰、鸟形铜铃等，造型精致，工艺复杂，堪称精品。如鸠首牛犬杖首的造型、鸠头状杖銎上面，一边是昂首、张口、翘尾的猛犬，一边是耸肩前倾、怒目而视的母牛，犬和牛相对形成决斗之势，而母牛腹下却是一头正在吃奶的小牛。这样造型复杂逼真的铜器，不仅说明了当时冶铸技术的高超，而且说明了先民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艺术想象，反映了先民们的审美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卡约文化中很流行二次扰乱葬，占到已发现墓葬的70%。所谓“二次扰乱葬”，就是将亡人埋在地下一段时间后，又把墓挖开，放乱亡人的尸骨，甚至砸碎部分尸骨，或者拿走一部分尸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死者的灵魂与尸体分离，使灵魂尽快升天或摆脱纠缠。这对我们研究先民们的灵魂信仰与葬俗很有帮助。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墓葬中大量出现了人殉、人祭，牲殉、牲祭等现象。在湟中县潘家梁墓地中，人殉墓葬约占10%。人殉一般一至三人，有的作跪伏状，有的作侧卧挣扎状，骨骼上有绳子捆过的痕迹。而在循化县阿哈特拉墓地中，有大量随葬品，在棺板和二层台上还放置许多羊角，都是财富的象征。这类葬俗反映了阶级产生后残酷的奴隶制现象，同时也反映了先民们灵魂不死的观念。

诺木洪文化也是青海特有的考古文化时期，距今2900年左右，相当于西周时期，有的延续到汉代。遗址集中在柴达木盆地东南部，因先在诺木洪发现此文化而命名。依据遗址，这时期先民们的住房又有发展，有的建在土坯围墙中，用木架支撑屋顶，木构件上有榫卯，说明相互可以套构为整体。屋墙用土坯砌立，外表用草拌泥涂抹。住房附近还有家畜圈栏，积有羊粪及马、牛、骆驼的粪便，证明骆驼等已被先民们所驯化，用作交通工具。同时还发现了破残的两块木车。此外，这里还出土了陶器、铅器等，还有毛布、毛线等，有的还经过了染色。还发现了用牛皮制作的革履，构件分为帮、底两部分，缝粘而成，这些说明他们的服饰等也有了明显进步。从出土的大量石、骨等制作的农具及麦类作物痕迹，可知诺木洪文化属农耕文化。

在都兰县城察汉乌苏东南约10公里处有一条山沟，在绵延50多公里的山沟里有一个吐蕃早期的大型葬群，被称为“热水”吐蕃墓葬，共有墓葬200余座，工程浩大，气势壮观。其中最大的一座高11米，东西长55米，宽31米。墓堆下面还有3层用泥石混合夯成的石砌围墙，高1米，宽3米，往下每隔1米左右，就有一层横跨墓丘的柏木围墙，高1米，宽3米。往下每隔1米左右，就有一层横跨墓丘的柏木，粗细一致。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这种柏木层共有9层。墓中除了所葬主人外，还有不少陪葬物，很有原始风格。有一座动物陪葬墓是用石块砌围而成的，墓内有70多具马、牛、狗、鹿等动物的遗骸。再往下是由五层屋室组成的陪葬室，中间为木棺，东西南北四室是石室，各室之间有回廊相连，随葬品也很多，有木雕、古藏文木片、彩绘木片、木制餐具、衣饰等。热水吐蕃墓葬的发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被列为我国1983年重大考古发现成果之一。如今青海省文化厅投入很大力量集中发掘这个墓群。1982年，在距西宁市西340公里的同德县境内宗日遗址(马家窑文化) 出土了继1973年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出土舞蹈纹彩陶盆后，又一具有重要价值、称之为稀世珍宝的舞蹈彩陶盒(有两组分别为十一人和十三人手拉手舞蹈图)出土，这一消息大大鼓励了吐蕃墓群发掘工作者，他们决心更加努力，继宗日发掘后再报喜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遗址将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甚至还可能会成为一个旅游热点。

吐蕃大墓

从这些考古发现可以推断： 马家窑以来的诸文化属于羌人的可能性大，因为早期羌人在青海的活动时期正好与这些文化的时间吻合。羌人是藏族的族源之一，也是华夏族的重要构成部分，所以考古发现的这些民俗文化与今天藏汉等民族的习俗有一定的源流关系。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民俗考古发现只是羌人或“准羌人”民俗文化的一小部分，而绝非全部。同时从考古发现的一般都是物质民俗的，如生产方式、服饰、居住情况等，而精神民俗则因不易保存而很少发现。所以，以上的民俗考古发现并不代表羌人的全部民俗文化，有些方面还需从文献记载去佐证或补充。如根据史书记载，西周到汉代的羌人整体上以游牧文化为主，逐水草而居。由于“羌”为西戎牧羊人，因此崇拜羊、牛等牲畜，有人称之为羊图腾或牛图腾，也有一些道理。青海羌人中的一部分还以虎为图腾，因而神话中的西王母以“虎齿豹尾”的形象出现;西汉末年王莽在青海湖西北建西海郡，并树“虎符石匮”作为标志，至今民间犹有“於菟(虎)”舞遗存。诸如此类，无不证明了青海民俗文化的源远流长。

但也毋庸讳言，由于青海历史上民族变化较大，现在的青海各民族中直接源于远古羌戎文化的不多，即使藏族、土族的来源上有羌人文化因素，也不是主要的和直接的，而是次要的或间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青海远古的这些民俗考古发现大多仅属于那个时代，而较少直接传承下来，颇难与现在的各民族民俗简单地印证。反言之，也不能轻易忽视这些民俗考古发现，它们是青海这块地方上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不仅有其民俗史料的价值，还为现存民族民俗文化的形成发现提供了参照系乃至某些营养，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值得我们去谨慎地梳理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