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

南宋哲学家。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淳熙五年(1178)进士。召为太学正，迁博士，累官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为人志意慷慨，素以经济自负。能知人善举，时称得人。政治上，反对“和议”，以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捍卫江防颇力，升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后韩?(tuō托)胄伐金战败被诛，适亦受劾夺职。杜门著述，自成一家，晚年讲学永嘉城外水心村，学者称水心先生，为永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哲学上，认为天地万物皆由统一之“气”所化生，反对理学家“太极”说。强调“道”存在于事物自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性命道德，未有超然遗物而独立者也”(《水心别集?大学》)。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批判朱熹等人学说为“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讲究“功利之学”，说：“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习学记言》)。反对传统“重本抑末”(重农轻商)政策。著作有《习学记言》、《水心先生文集》等。参见“永嘉学派”。

南宋思想家、散文家。字正则，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学者称水心先生。出身于“贫匮三世”的家庭，自称“少曾读书，颇涉治乱”，“独有忧世之心”(《上西府书》)。淳熙五年进士及第。召为大学正，迁博士。宁宗时，累官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时韩?胄伐金失败，他严防江淮，颇有功绩。后中丞雷孝友劾他依附韩?胄，遂被罢官。被劾归乡里后，“研玩群书”，经十六年，乃成《习学记言》一部有系统的、以经史百家为条目的哲学著作。他力主“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疏通货币。”大胆批判曾参、子思、孟轲等儒家代表。反对其时理学家空谈性理，提倡“事功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注重对事物作实际考察，以为“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他指摘理学家揉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谬妄。总之，他继承并发展了永嘉学派进步的思想传统，对唯心主义理学和心学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成为独立一派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叶适的散文，“在南宋卓然为一大宗”(《四库提要》)。他的政论文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常引经据典，条分缕细，议论风发，厚重有力。淳熙十五年的《上孝宗皇帝札子》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另外，他的许多“记”和“碑版之作”，亦能独运杼轴。对于散文的功用，他以为“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赠薛子长》)。总之，他的散文与胡铨、陈亮等的作品，共同继承了北宋古文运动，成为南宋文坛的强音之一。有《习学记言》、《水心先生文集》等。资料可参见上述两书及《水心外集》等。

南宋思想家、教育家。字正则。晚年讲学永嘉城外水心村，人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1178)进士第二。历任太学正，历太常博士、国子司业、权兵部、工部侍郎。开禧年间对金用兵之议起，以人望召入朝。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建议节用减赋，宽舒民力;加强边防，整训士卒，待机而出，必能无败。韩?胄急于功利，不听所言。开禧二年，北伐兵败。适击退来犯金兵，又派兵袭击江北金兵，迫其退去。次年，迁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司，招集民众，屯田练兵，修筑坞堡，积极措置防御，反对朝廷求和。旋被诬附会韩?胄，夺职遭逐。返乡家居，以讲学、著述终其身。

教育思想　叶适认为教育目的在于“造士，使之俊秀”，培养德才兼备、文武兼资、博学多能的真正之士。使天下之人，有羡于为士，而无羡于入官。士以其道义、修养、事功、学问，为人信服，一旦出仕，不致病民，而能致治。士由学校培养，以满足皇帝对贤材的需要。学校尚需传授文献，以六艺经传、百家典籍、史籍志乘等为教材，并加以发掘、考订、整理。要求门人从所载的治迹治道中，得到启发参证，以研究当前事物器数，因时制宜，发为可施于民生日用的实事。艺能学习，也为教育内容，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皆为学问，都应在学校讲习。反对观心空寂、默视危坐，指斥道学家将彼从佛门引入，贻误后学。提倡不以须臾离物、耳目与思考相结合、注重实用锻炼的治学方法。

哲学思想　叶适之学批判老庄，指斥佛佗，集永嘉之学自成一家，与同时并世的晦庵理学、象山心学相鼎立。以宇宙为气，流行变化而有五行八卦;五行八卦及其所成之物，又最终化为气。认为在五行八卦之外，别论“太极”、“无极”、“动静”、“男女”、“清虚”之类，只能自贻蔽蒙混乱。气之形于天地之间者，皆为物。物之所在，即道之所在。离开天地物人，无道可言。天下事物，皆成于两。阴阳、刚柔、逆顺、向背、奇偶、离合、经纬、纪纲皆两。凡天下可言者，皆是为两非一。矛盾普遍存在，其作用使事物变化，前后发展延续以至于无穷。又强调矛盾双方可以调和。借助中庸之道，有以为异的双方，可以无以害异。天人关系上，重视观察自然，强调认识来源于天地万物，受制于客观世界。格物即“以物用而不以己用”，主张认识符合于事物的性质功能，反对主观想象事物的性质功能。主观自用危害客观事物、违背外界规律，使自己陷于谬误、困境。尽观客观事物而行动，则无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又认为情欲源于人体需要，不当放纵，更不能灭绝，只应该以礼调节。

政治思想　叶适反对以礼与理为法。批评儒生欲行尧舜制度，是失古人意，以虚文追怀帝王制度。指出秦汉以来历代制度虽增损厚薄，微有不同，大抵皆商鞅遗术，司马迁等抨击商鞅，非为公允。但视刑赏为极至的政法观念，极害义理，亦无益于治。治理天下，当以德教为本。否定崔?“刑罚者乱世之药石，德教者兴平之粱肉”的观点。认为乱世也需德教，兴平无乏刑罚。锄治过恶，使其断绝，善道方长，为治务必刑德相参。(贺圣迪)

法律思想　叶适的法律思想主要有：一、主张朝廷当以隆礼御其臣，以恤刑爱其民。此二者乃国家之大本，无穷之大祚，不可变之俗。认为以刑法御其臣，则其臣轻为奸而多犯法。国家以恤刑之仁行制刑之仁，重先入之坐，厚雪冤之赏，则天下安宁，无横行之变，无谋上之奸。二、主张任人以行法。认为人不平而法至平，人有私而法无私，但法是由人去贯彻实行的，唯有任其足以行法之人，而后法可行。他认为朝廷制定的法典有三害，凡天下事无不备于法典，人们只知奉行而智虑不能出于法典之外，执法者易生搬硬套法令，国家人材因此浸以颓惰。他指出法典“备其文不备其实，备其似不备其真”，不任人以行法，事事皆机械地套用法典条文，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势必使法令日坏，人材日消，以至于法坏道穷。只有任人以行法，法令可行，人材亦因此以见其实用。三、抨击宋代吏胥之害，建议改革吏治，以新进士及任子之应仕者更迭为之，三考而满，常调则出任州县官。士人惜身畏法，受财鬻狱现象得以减少，吏曹清则庶务举。更迭为官，则无根固窟穴之害，无保引私名之弊，亦可稍去冗官之患。四、认为法度以密为累。他说宋代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人们摇手举足辄有法禁，使人才不获尽，人志不获伸，人人“昏然?首一听于法度”，从而治道不举。主张法度应当疏松。他还强调国家纪纲以专为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使朝廷无所寄任。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朝廷所独当，天下州县束手无策，不能为国家分忧解患，此“夷狄所以凭陵而莫御，仇耻所以最甚而莫报也”，而至于国威不立。主张纪纲应当分散之。(戴建国)

经济思想　在功利与道义问题上，叶适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与陈亮同为宋代功利主义经济思想的倡导者。在理财问题上，他将理财置于国计民生全局性问题的首位，但认为理财不单纯指政府财政税收，而包括生产与消费、流通与供给、导源与节流等国民经济一系列问题。批评王安石变法以来的青苗、市易诸法不是理财而是聚敛，主张“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肯定“富人为天子养小民”的历史合理性。在土地问题上，抨击宋代经济思潮中恢复井田制的主张，以为是历史的倒退。主张将穷苦无地者向空旷地区移民，“去狭而就广，田益垦而税益增”。在货币问题上，主张必须恢复对铁钱的信用，铁钱才能在民间流通。这就必须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在江南亦实行铁钱对铜钱的兑换;铸造钱文、轻重、大小应该统一标准，以官铸优质钱来战胜、取代私铸劣质钱。对政府纸币发行过量，铜钱积贮过度所造成的钱重楮轻、物贵币贱、物价上涨、商品短缺等现象也从货币理论上进行了分析与批判。

叶适是永嘉事功学派的领袖，亦是浙东学派中坚。他的思想贯穿了社会批判的战斗精神，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鲜明的特色与重要的地位。他的著作除读书札记《习学记言序目》外，还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今经整理将其《文集》、《别集》编定为《叶适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