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

西汉辞赋家。旧时酿酒业所崇拜的行业神碉之一。字长卿，小名犬子。因慕战国时赵国大臣蔺相如为人，改名相如。蜀郡成都人。喜好读书击剑，汉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后称病免官。客游于梁，与当时文苑名流枚乘等交游，工于辞赋。曾奉使西南，对于西南的开发有一定的贡献。后转迁孝文园令。晚年免官闲居，郁郁而死。酒业供司马相如为祖师概因与他和卓文君卖酒有关。民间相传卓王孙女文君，丧夫后家居，与司马相如相恋，一同逃往成都，不久又同返临邛，自己当垆卖酒。后人将司马相如奉为酒神，并适时举行祀神活动，焚香跪拜，以祈保佑，畅饮饱食，尽兴方散。

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年轻时被派往长安学习儒家经典，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后为梁孝王门客，与枚乘等游。归蜀，冲破贫富樊篱，娶临邛(qióng穷)富商女卓文君。武帝用为郎，奉使西南夷，对于加强与西南少数民族联系有一定贡献。晚年任文园令，以病免。《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29篇。今仅存5篇。《子虚上林赋》为其代表作，此赋竭力铺陈描写帝王奢华和富有，劝百而讽一，欲讽而反谀;结构宏伟，铺写夸张，气势宏大，词采斑斓富丽，但多奇词僻句，形成汉赋固定格式，代表汉赋最高成就。成为后世刻意模仿的样板。其《长门赋》表现手法、风格近楚辞，富于抒情，在题材上对后世“宫怨诗”有深刻影响。

西汉辞赋家。字长卿，少名犬子，后慕蔺相如的为人，更名相如，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年少时好读书舞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至梁，为梁孝王门客，与梁孝王的文学侍从邹阳、枚乘同游，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蜀，途经临邛(今四川邛崃)，结识富商卓王孙寡女卓文君。文君善鼓琴，慕相如才华，相如以琴心挑之，便与之私奔归成都。因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便同返临邛关一酒舍，令文君当垆卖酒，自与庸保杂作于酒肆中。后卓王孙分给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夫妇乃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武帝即位，读了他的《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旋献《上林赋》，倍得武帝喜爱，拜为郎。后擢为中郎将，曾奉使西南，使得邛、归、冉、?、斯榆之君皆归附汉朝，边境日益开广。并且修通灵山道，架孙水桥，以通邛、归，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后因事免官，转迁为孝文园令，因郁郁不得志，常称疾闲居，病免，一直到死。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方面。《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29篇，现仅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等6篇，另有《梨赋》、《鱼塞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司马相如主张作赋要“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包括宇宙，总览人物”，说明他在作赋时比较重视资料的广博、辞汇的富丽、文采的华茂，相对忽略思想性。尽管如此，他的创作实践，丰富了汉赋的题材和描写方法，使之成为一代鸿文。另外，司马相如还著有散文《上书谏猎》和《封禅文》。诗歌仅存《琴歌》和《郊祀诗》。《史记》、《汉书》有传。

汉赋的代表作家。字长卿，原名犬子，因仰慕战国蔺相如为人，更名相如。蜀郡成都 (今属四川) 人。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汉景帝时曾为武骑常侍，任务是随从皇帝田猎。后免官去梁，与枚乘、邹阳、庄忌等文人同游于梁孝王门下。梁孝王爱好文学，在其封国内筑有一座 “梁园”，为游玩与延宾之所，司马相如自然是座上客。他写了一篇 《子虚赋》，借子虚、乌有先生两人之口，极尽铺陈排比、搜奇炫异之能事，来描绘楚国云梦泽的壮观和齐国山海的壮丽。但不久，梁孝王死了，“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司马相如只得回到成都老家。因家徒四壁，连生计都难以维持。临邛令王吉与司马相如有故交，便邀他前往临邛。一天，他们应邀到当地富商卓王孙家作客，酒酣耳热之后，司马相如即兴演奏一曲，后人附会其词为《凤求凰》： “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 原来，司马相如听说卓王孙有一女儿卓文君新寡，故以琴心挑之。卓文君悄悄从窗户窥视，一见钟情。就趁黑夜随司马相如私奔成都，卓王孙大怒： “女儿这样不争气，我不忍心杀她，但她也休想得到我一分钱!”卓文君跟着司马相如过了几天穷日子，实在熬不下去，就劝司马相如： “我们且回临邛去，找兄弟借贷也足以为生，何必自己折磨自己!” 夫妻回到临邛，卖掉车骑，买下一小酒店，文君站柜台，相如穿着犊鼻言 (短裤衩)洗杯盘。卓王孙又羞又气，杜门不出。后经文君兄弟劝说，卓王孙不得已，才分给女儿僮百人，钱百万。司马相如夫妻回到成都，过起富家生活。这时，《子虚赋》 已流传到长安，汉武帝在皇宫中读到这篇奇文，击节赞叹，恨不能与作者同时。狗监杨得意是蜀人，便对武帝说： “臣的同乡司马相如曾说这是他作的赋。” 于是司马相如应召入宫。他对武帝说： “ 《子虚》乃诸侯之事，不值一提。臣请再作一篇天子游猎赋。”于是就有了与《子虚赋》齐名的 《上林赋》。后来，他就做宫廷文学侍从，虽然曾奉命出使巴蜀，安抚当地民心，但他对从政并不热心。卓王孙对这位乘龙快婿改变了态度，又给女儿分了大笔财产。司马相如不愁衣食，不慕官爵，常称病闲居。后来，他又写出了《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封禅文》等作品。相传《长门赋》是司马相如代陈皇后作。陈皇后失宠，别居在长门宫，于是奉黄金百斤，请司马相如为她作一篇解悲愁之辞，司马相如就写了 《长门赋》。据说汉武帝被这篇凄婉悱恻的文章打动，遂与陈皇后言归于好。不过，最能代表汉赋特点的，还是 《子虚赋》和《上林赋》。这两篇大赋以铺张扬厉的风格、华丽典雅的词藻，将山海河泽、宫殿苑囿、林木鸟兽、土地物产、音乐歌舞、服饰器物、骑射酒宴等，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画面似的呈现在读者眼前，造成一种视觉上的美感和心灵上的愉悦。今天的读者却很难感受到这种美感和愉悦，因为其中那些成堆的怪字、奇字，早就把人弄得头晕脑胀如坠五里云雾。但在汉代，这却是最时髦的文学，当时没有字典或类书，一个人能运用这样多的怪字和奇字，能知道这么多的飞禽走兽、奇花异草，就够令人惊叹的了。司马迁惜墨如金，却在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中，将这两篇与国计民生毫不相关的大赋一字不漏地全文载入。最有趣的是，《上林赋》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渲染着皇家苑林的壮丽和天子游猎的盛况，最后笔锋一转，归结到 “节俭”的道德教训上来。“曲终奏雅” 后来就成为汉赋的一种结尾模式。扬雄说： “如孔氏之门用赋，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

古之陕西，乃文人墨客荟萃之地，历史上不少著名的文学家与诗人，均与陕西有不解之缘。西汉时的司马相如就是这样一位文学家。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他喜欢读书击剑，为人口吃，不善言辞，但擅长于写作，尤其是在赋这种文学形式上更有功力。他曾任职长安，不久称病免官，游学于梁(今河南商丘及安徽砀山一带)，并在那里作了《子虚赋》。几年后，相如又回到蜀郡，认识了卓文君，二人遂私奔成亲，留下一段千古风流佳话。

汉武帝看到《子虚赋》后，十分欣赏其文笔，于是召见他，任以官职，相如遂定居于陕西。他曾奉命出使西南夷，对于开发当时的西南地区，安抚当地少数民族，沟通中原与西南的交通和往来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出使过程中，他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名篇，它们既是有用的政治檄文，也是难得的散文名作。《汉书?艺文志》载他有赋29篇，现在只能看到《子虚赋》、《上林赋》、《哀秦二世赋》等6篇。其中《子虚》、《上林》二赋是其代表作，主要描写天子诸侯田猎时的盛大场面。文章辞藻华丽，修饰排比，无所不用其极。赋中歌颂了大一统中央王朝的气势和声威，在赋末对帝王的过分奢糜也有一些委婉的讽谏，使统治者能有所警觉。虽然这样并不能使帝王真正收敛，但正是从他开始确立了汉赋“劝百讽一”的文学传统。

司马相如的作品文采焕发，尤其是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更有特色。他写景有色有声，给人以如在画中游的感觉。且极尽夸张铺饰之辞，凡是想得出的东西，都可以写在赋中;不管是否真有其物，都会在他的文章里看到。结构上，追求赋体的宽大宏阔;形式上，讲究句型的排列美;遣词造句上，大量堆砌词汇，纵横自如，多加渲染、夸饰，同时对于词句的排比对偶与声韵的和谐他也十分在意。其赋带有浓重的散文意味，叫“散体大赋”。由于他对文字、音韵等有较深的功底，因而在写作中，常常使用一些生僻字，借以炫耀知识的渊博。正因为此，他的文章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几乎没有什么实际东西。与他相去不久的许多文人学者也竞相仿效，如班固所著《汉书》就有此疵病。这种文风对于魏晋文有也有很大影响。

晚年，他因病去官，家居茂陵(今陕西兴平茂陵)，直到去世，临终前曾为书一卷，劝汉武帝举行封禅大典。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西汉蜀郡成都人。司马相如是我国著名的词赋家，也是巴蜀地区第一位著名的文学家。

司马相如自幼喜好文学，勤奋好学，对于历史有较多的了解。司马相如因仰慕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和为人处事的宽怀大度，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自名为“相如”。汉景帝时就离蜀入仕途，在长安任武骑常侍。当时司马相如就已写有词赋，但汉景帝不重文学，因而司马相如难于施展自己的才华。当他见梁孝王喜爱文学时，就辞去官职，投于梁孝王门下。当时在梁孝王处的还有枚乘、邹阳、严忌等文学家。司马相如受枚乘的影响最大。如果说枚乘《七发》奠定了逞辞大赋的基础，那么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就是完成逞辞大赋的代表作。《子虚赋》仍采用了《七发》的问答形式，以子虚、乌有先生的答话，描写了宫庭的富丽奢侈生活。据《汉书?艺文志》载，司马相如共完成了词赋29篇，但目前流传的只有6篇，其中有几篇的真伪还有争论。尽管如此，司马相如的词赋仍然被后人高度评价。汉代文学家扬雄说：“长卿之赋，非自人间来，神化之所至也。”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则说：“长卿之赋，赋之圣者。”鲁迅先生则评论说，司马相如的赋是“广博宏丽，卓绝汉代。”司马相如不仅词赋颇有名气，而且对经学也有较深的研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也是汉代的经学重要著作之一。

更令人熟悉的，则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它不但在历史上广为流传，而且编成戏剧上演。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只好返回巴蜀。途经临邛(今四川邛崃)时，去会见好友王吉。当时王吉任临邛县令，在好友的挽留之下，司马相如就暂住临邛都亭。一日，临邛富豪卓王孙宴请县令王吉，王吉则邀司马相如一同前往。司马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有一个新寡的女儿，既美丽端庄，又懂文学喜音乐，可谓才貌双全。酒席之间，王吉请司马相如弹奏绿绮琴助兴，司马相如趁机弹奏了《凤求凰》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意。卓文君也曾读过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十分佩服其文学天才，现在又偷看其人，相貌堂堂，举止文雅;细听琴声，婉转悠扬，情意绵绵，爱慕之意不禁由心底而起。自此，两人已有私通。但卓王孙却坚决反对这门婚姻。卓文君为了反抗父亲的阻挠，终于和司马相如私奔回到成都。富豪之女与文学才子的私奔，自然就成为人们传说的话题。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到成都时，“家徒四壁”，难为生计。卓文君写信给其父亲，请求给一点嫁奁，也遭到拒绝。迫于无奈，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不得不重返临邛，卖掉车马作资本，当街开一酒店。卓文君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则身穿“犊鼻裤”做店内杂活。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行为轰动临邛县城，卓王孙也因感到羞辱而闭门不出，但仍然不承认这门婚姻。直到卓家的叔、伯、兄弟的多方劝解，卓王孙才同意给一些钱财、僮仆作为陪嫁。这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才重返成都，成为富户。当年卓文君在临邛卖酒用过的井，现被称为“文君井”。用这口井水酿出的酒，清醇可口，称之为“文君酒”，并已成为巴蜀名酒之一。

司马相如回到成都后，潜心读书，立志有为。恰逢汉武帝喜爱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又重召司马相如入朝为郎。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武帝派唐蒙到巴蜀，打通通往夜郎、焚中的道路。唐蒙在巴蜀征集了数万役民修建“南夷道”。由于工程险峻、艰难，路途遥远，气候多变，数年间死亡人数已过半。唐蒙求功心切，一面大肆征集役民，另一面又采取十分残酷的手段强迫役民加快修筑。这在巴蜀居民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为了避免应征筑路，巴蜀居民或者四处逃亡，或者自残身躯。南方少数民族部落也趁机起事，反抗朝廷的统治。巴蜀局势已动荡不安。此时，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入蜀安抚，紧接着又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招抚“西南夷”。为了及时说明安抚之意，司马相如写了《谕巴蜀檄》《难蜀父老》两文。这两篇文章不仅安定了巴蜀居民的心理，稳定了巴蜀地区的政治局面，而且文章本身也颇有特色。清代学者浦起龙说：“谕告篇，于触碍中境开;诘难篇，于怯馁时气旺。”这次司马相如返蜀安抚，也是赤车驷马衣锦还乡。当初司马相如初去长安之时，就在成都北门外七里的?仙桥柱上题词说：“大丈夫不乘驷马车，不?过此桥。”如今如愿以偿。此后，?仙桥就改称驷马桥，至今尚保留此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