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建筑发育齐备

中国建筑文化发展到明清，各类、各门的建筑已是发育齐备，它们共同奏响了这一时代雄浑的乐章。

居住类建筑的圆熟

自从中国人发明最原始的穴居与巢居，居住类建筑就是漫长之建筑文化史常恒不变的主题，否则天下之无数芸芸众生居于何处呢?所以，从史前、先秦到明清，居住类建筑是每一时代、每一地域、每一民族最普遍、最基本的建筑门类。然而，明清时期居住类建筑，应当说发展到了顶峰。且不说其数量尤其之众多，而在技术、艺术上亦是颇为高超的。

典型的明清居住类建筑，是北京的四合院，这是中国北方所常见的民居形制。

四合院的造型与结构已经进入“圆熟”程度。一般房屋为抬梁式木构、其外围砌为厚实的砖墙，屋顶以硬山者为多见，次要房间筑为单庇顶或平顶，由于地处北方，防寒保暖为第一需求，故四周墙体与屋顶都较厚重，这使得四合院的形式外观有稳重、平实之美感。中庭可设水井，常以方砖铺地、室内设炕取暖。室内空间以罩、?扇、门、博古架之类按使用功能进行划分，顶棚装纸，有美观的装饰。一般四合院为青灰色墙面与屋顶，贵族门户时采朱红或金黄色、覆琉璃瓦。四合院有“冬暖夏凉”之优点，唯采光不足，好在有中庭作为共用空间稍作弥补。在文化审美上，四合院具有东方古代浓厚的“家”的气氛，内向而崇中，伦理内容亦颇丰富。

另外，还有生产类建筑的大量建造。生产类建筑是从原始居住类建筑中分化出来的。原始狩猎者住在穴洞中，这是他的居住空间，原先除了自身，家徒四壁。后来打的猎物渐多，一时吃不完就存放在“家”中，这便是生产类建筑仓库的起源;活的野兽圈养在“家”，这便是生产类建筑饲养场的起源。明清时期，随着冶炼、制陶、制铁等业的发展，各类手工作坊应运而生。

宫殿、陵寝和坛庙建筑的空前发展

宫殿、陵寝与坛庙等，是明清成就最大的建筑门类。

比如北京故宫，诞生于明代初年不是没有历史原因的，它首先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强化的产物。虽然其宫殿群体，在面积、占地、规范上尚小于汉唐宫殿，虽然是仿南京明初宫殿而建造的，实际上却综合了我国历代宫殿之长，特别是受到了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影响。元大内在中轴线上主要有两组建筑，前为大明殿一组，后为延春阁一组，都是工字殿，两组之间隔着东西通道。明清故宫前三殿、后三宫都建在工字形台子上，实际就是两座把穿堂处断开另加建小殿的工字殿，乾清门前横长广场即相当于东西通道，很明显是受到大明殿和延春阁间东西横街的影响。但明清故宫为了附会古代天子“三朝五门”之说，又在午门前加端门、天安门、大明门，与太和门一起凑成五门，又以前三殿为三朝，加强了宫前的纵深布置，这是元宫所没有的。

同时，北京故宫在空间布局与技术处理已是超越了前代。它具有布局紧凑有序、空间序列在严整中求丰富多变以及用材精良、工艺精巧的特点。仅以瓦技而言，元及元之前的重要宫殿已复以琉璃瓦，其色彩虽较灰瓦为美观，毕竟工艺较粗疏，其色不甚醒目。明代始，整个故宫均复以黄色琉璃瓦，全宫有金碧辉煌之感，极为壮丽。在用材上，明代宫殿以质地优良的楠木建造，其材来自湖广、川贵边陲，一路运输，民工们吃尽千辛万苦，费时旷日，无可比拟。太和殿、中和殿与保和殿在明嘉靖年间曾经重修，它的用以铺筑御路、雕以龙饰的巨石来自北京房山，巨石“移出矿坑即需工万人以上，又用民工二万人造旱船拖运，每一里掘一井以浇旱船，二十天始运抵北京，用银十一万两。仅此一事可以想见建造它所耗的劳力之大”(《北京古建筑》，第18页)。而此时台基形制亦已发育成熟。(图二)

就陵寝、坛庙而言，现存中国古代陵寝建筑之地面部分，其辉煌程度，没有能超过明之十三陵的了，因为这个问题在第三编还将详细论述，这里暂且从略。而这陵体一项就有创造性。我们知道，北宋之前，中国古代之皇陵、平面基本上为方形，故称“方上”，北宋之后到明代初年，朱元璋加以“革新”，改方形而为圆形，故明代之陵丘凡地位高贵者，其平面均为圆形。然而发展到清代，陵丘平面又演变为前方后圆即南方北圆形，将陵丘的方、圆加以综合，综合地象征了“天圆地方”文化观念。十三陵之长陵堪作代表。(图三)

从坛庙建筑门类来看，明清的坛庙建造成就远远超过前代。北京天坛是其代表。坛庙之建造文化观念起自对天地的崇拜，远古祭天有燎柴以祭的传统，那时还没有建筑。后来建坛以祭，这便是圜丘的起源。汉代已有圜丘之建，“在长安治内四里，居德坊东南隅。”(《长安志》引《括地志》)《水经注?渭水》与《三辅黄图》云：“汉圜丘，在昆明故渠南，有汉故圜丘。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规模都较小。汉代有天地郊祭制度，《三辅黄图》云，“天郊，在长安城南。地郊，在长安城北。所属掌治坛

郊宫岁时供张，以奉郊祀。武帝定郊祀之事，祀太乙于甘泉圜丘，取象天形，就阳位也。至成帝徙泰畴后土于京师，始祀上帝于长安南郊，祀后土于长安北郊。” 陈直校注： 根据《汉书?成帝纪》：“建始二年春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诏曰： ‘乃者徙泰畴，后土于南郊、北郊，朕亲饬躬，郊祀上帝。’”天郊在长安城南，地郊在长安城北，与颜师古注文并同。然当时天地坛的规模均较小。

发展到明代，便有宏大天坛建筑之建造。这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天地同祭制度而建造的 (参见本书第三编关于天坛的论述)。这是农业文化的产物，改天地同祭而独祭于天，是时代发展到明清即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在中国古人的文化观念中崇天甚于亲地之故。但祭天并不排斥亲地，故天坛坛墙之平面为南方北圆形，象征中国自古以来的 “天圆地方”观念。

天坛的建筑文化成就，表现在圜丘结构的“阳九”模数制(参见本书第一编)。其次，圜丘不设屋顶，坛面圆平，象征以自然之天穹为顶，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比较罕见，构思极佳。又次，天坛总体布局的特点是在广阔的平面上只布置很少建筑物，其博大的美感超过故宫宫殿建筑群。故宫之博大，是在人渐渐行进中观照领悟到的，而天坛呢，可以一目了然，极目天宇，壮伟而崇高。并且轴线鲜明而强烈，形制浑朴而简洁、色彩庄重而辉煌，在大批没有建筑物的空地上，被浓郁、虬劲而茂密的古柏之林所覆盖，古柏森森、皇家气象。而祈年殿等建筑物高出林表，有与天相接之美感。祈年殿的结构与藻井等，也具有高度的建筑文化价值。

图二 北京故宫的石台基

图三 前方后圆： 长陵总平面

园林建筑的收获季节

明清是中国园林文化的成熟期，无论皇家园林，还是私家文人园林，都处于灿烂辉煌的“收获季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园林建筑是圆明园和颐和园。

被毁于1860年英法侵略战火的圆明园，经过清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近百余年的大事修造，成为中国造园史上的杰作，它是清代所谓“乾嘉盛世”皇家园林文化也是中国园林文化的高峰与终结。

圆明园是一座大型皇家园林，既是皇家避暑、游憩胜地，也是较长时间在这里的理政、居住之处，故于园林前部建有“外朝”、“内寝”的宫廷区，既不同于大内御苑，也不同于一般的行宫与赐园，是一种兼备“园苑”和“宫廷”双重功能的皇家园林，可称为“离宫型皇家园林”。该园位于北京西郊海淀附近，为环绕福海的圆明、绮春、长春三园之总称。周长10余公里，堆山理水、遍植奇花异木，罗列国内外胜景四十余处，有建筑群一百四十五处，其中胜致，难以遍览，其艺术文化价值之高，冠绝当时，被称为 “万园之园”。

圆明园是道、儒、释三家文化的融和总汇。既为园林文化，必有回归自然、避弃尘俗、寄情山水、作 “逍遥游”的一面，这在文化性格上则无疑是属于“道”的;但圆明园又是属于皇家的，具有尤其浓烈的儒家入世精神，这一点，仅从该园园林建筑景物之命名亦可见得很清楚。如“正大光明”、“勤政亲贤”等处，显明的皇家本色，又如“保合大和”，典出于《易传》。《易》为儒家奉作经典，后世不断对其解读，浸透了儒学精神。同时，在圆明园文化中，也渗透着佛教文化因素。别的不说，在圆明园之长春园区域中，设有法慧寺一处胜景，其中包括法慧寺、福佑大千、法光无量与多宝琉璃塔等多处佛教景物。而“圆明”一词，典出于佛教。“圆”者，有圆心、圆仁、圆合、圆光、圆佛、圆妙、圆成、圆空、圆果、圆相、圆海、圆悟、圆通、圆寂之意; “明”者，放大光明之意，指佛教的涅?智慧。“圆明”是一个渗融着中华传统文化意识的佛之智慧境界。所以应当说，圆明园这一园林建筑文化，实际是道、儒、释三学的总汇。

圆明园早已被毁，只剩下若干遗迹寂寞地在西风残照中诉说着它那悲壮的历史。而现存的北京颐和园，同样是一座建于清代的皇家园林。(参见本书第三编)

颐和园位于北京西郊约10公里处，全园面积约为3.4平方公里 (圆明园全园面积约为8平方公里)。其中北部为山地，占全园面积三分之一，海拔约为60米，自乾隆十五年(1702)大规模建造园林建筑于山地之上，称为万寿山，南部为湖区，称昆明湖，全园是一种山水格局。光绪帝“执政”中叶，慈禧那拉氏挪用海军建设费用2000万两银子修复此园，于公元1888年光绪十四年完成，更原名清漪园为颐和园。

该园的文化形制与观念类似于圆明园，大凡由四部分构成。(1)万寿山东部区域。由东宫门、仁寿殿等所构成的离宫型建筑，具有宫殿气质，而体量缩小，不施琉璃瓦，庭院花木扶疏，居住气息比较浓郁。(2)万寿山前山区域。以排云殿和佛香阁为中心，构成十数小型建筑群，体量比较巨大。佛香阁原址建有佛塔，高九层，现存佛香阁为八角四层之建筑。排云殿给人以气宇轩昂之感，它与佛香阁共同标示出万寿山园景的轴线，成为前山大小建筑群的注意中心。万寿山下有“天下第一”长廊和连绵不尽的白石栏杆，更加强了全部建筑群的统一性。(3)万寿山后山、后湖区域。其后山的主题建筑是一组喇嘛庙，花树繁丽，环境幽清。后湖溪水曲致，设计中原先的溪流中段两岸有苏州式临水街道，颇具江南风情。(4)昆明湖南湖，西湖区域，主要以大片水面取胜，水中设岛屿，上建有不同风味的房舍，以十七孔桥与龙王庙岛控制湖面格局。湖西的长堤上建桥六座，形制丰富，有“拂堤杨柳醉春烟” 之美，宛若水乡江南。

综观颐和园全景，其实也是一个道、儒、释三学相融合的美之园林，所不同于圆明园的，由于慈禧更为佞佛，故颐和园的佛教意味更重些。

明清尤其清代，皇家园林文化很发达。与此相媲美的，是南地私家文人园林文化的崛起。明清是文人园林文化的高峰。此时，中华大地尤其在南方究竟建造过多少文人园，不能确指。其中著名的，有苏州园林，扬州园林、杭嘉园林、金陵园林以及上海园林等。仅苏州一地，从明嘉靖至清乾隆之间，大小官宦、地主、商人(其中许多兼为文人)竞相造园，成一时风尚，炽然三百年之久。太平天国以后，一批封建官僚、文人又来苏州大造第宅园林，使造园之风，又呈一次高潮。以拙政园、网师园、留园、狮子林、沧浪亭、怡园、耦园、环秀山庄与畅园等为苏州园林的代表之作。上海豫园以及上海郊外的嘉定古漪园等，亦闻名于时。明清两代的文人学子，多雅好园事，不少文坛风流竞为园林作“记”，以抒寄情怀。如明代文征明曾为王献臣所筑之拙政园与江苏宜兴玉女潭山居作“记”，一时传为美谈;明代潘允端自四川右布政使任上解官归隐，在上海城隍庙筑豫园，有“构以娱亲”之意，自撰《豫园记》;明代文人王世贞亦为江苏无锡之安氏西林与?山园作园记，王世贞雅好游园之举，还有《游金陵诸园记》与《灵洞山房记》传世;清代著名文人叶燮作《涉园记》、袁枚作《随园记》以及钱大昕作《网师园记》等，均以史笔与诗墨记述当时的造园盛事、艺术特色与文化意蕴。

这种私家园林的“文人”性格是显然的，这些园林，一般占地不大，大者不过数十亩，小者仅一亩半亩，但其建造文化观念，却在象征“壶中天地”，象征宇宙，有以小见大、从有限见无限之性格。同时，在私家文人园中，自也渗融着一定的儒、释思想，即具有或曰沾溉了一定的入世与弃世、厌世精神，但其最根本的文化气质，则是属于“道”的。“道”尚无为，有出世之思，筑园以事“逍遥”，放浪形骸，寄情山水，是其第一要旨。为此，江南私家文人园林的面积、房舍、叠山理水、种树植草的文化尺度均比较趋于小型化，具有空间组接多变、主题突出、浑然一体、曲致为上、自然朴素、优美幽静的特点。

正因为明清造园实践具空前之势，早在明末，有造园大家计成(计无否)撰《园冶》一书，总结了明之前的中国造园文化实践，又以系统、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造园理论，指导了清代的造园实践。

计成生于明万历十年，即1582年，这是以其 《园冶》一书之自撰跋语推算出来的。

计成是当时造园大家，其所造园，现见于古籍记载者，大凡有三。即常州吴玄东第园、仪证汪士衡寤园、扬州郑元勋影园。据记载，计成还曾在镇江等地为他人叠过一些石壁，据阮大铖《冶叙》云，曾请计成“资营拳勺”，以便自己“读书鼓琴其中”，看来这是一次小型的园林之叠山理水之举。

《园冶》原名《园牧》，全书中心思想，可以计成自己在 《园冶》所说的八个字来概括：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园林文化是人工的创造，但要达到回归于自然(天开)的境界。这十分精辟而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本质。中国古代园林文化包括其中的建筑部分，一则以自然为本; 二则将其融渗于人工造筑的山水、花木之中，以此创造深邃的意境。中国园林中的一切，包括叠山理水、绿化筑路以及建筑之修造，均应以自然为本。如叠山一艺，计成曰：“最忌居中，更宜散漫。”我们知道，在中国宫殿、陵寝、民居等建筑样式中，“居中”是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它们一般都有明确的中轴线，此乃 “居中”也。而造园却“最忌居中”，这是计成的高论。这是中国园林文化一定程度上冲破儒家规范、反对“居中”，入于自然曲韵、向往山水自然的美学表现，是自由文化心态的表现。又如空间布局，以曲为上，处处追求曲折幽深，计成说，“随形而弯，依势而曲，或蟠山腰，或穷水际，通花渡壑、蜿蜒无尽”，这是指观赏路线，游廊的造型也是“宜曲宜长则胜”。所以，中国园林文化所追求的自然，不是本来面目的自然，而是经过人工艺术地改造过了的自然，但这改造又以不破坏自然原朴的神韵为上。为此目的，计成还具体探讨了许多造园手法，如“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就是一例。这里，“因”者，依凭也，即造园不能凭空幻构，须以地基、建造材料与建造之总体构思为凭，从实际出发。计成说，“因者，随基势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所谓 ‘精而合宜’者也。”凡此一切，都在为求达到 “宛自天开”的境界。而整部《园冶》，从其文化观念与文化兴味上分析，实际上是围绕着“幽”、“雅”、“闲”三个字做文章，表现出很高的园林理论的造诣，而全书所集中体现的，是道家文化观。

长城建筑的完成与完善

在明代，长城建筑达到它的辉煌发展时期。(图四)明长城全长约11300华里，分属九镇。明长城与秦汉长城相比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图四 明长城北京八达岭段

一是形制巨大。秦长城全长6000余华里(据《史记?蒙恬列传》)，明长城比它长近一半，这还不包括长城复线在内。

二是材料与技术提高。秦汉长城一般以土版筑或土墼，现存临洮秦长城即版筑而成，玉门关一带之汉长城以沙砾石、红柳或芦苇建成，山地、溪谷一般以木石建筑，其所遵循的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之原则，而垒石之墙体具有明显收分。明长城的取材仍然遵循“因地制宜”原则。长城之墙体，一般有条石墙、块石墙、砖墙与夯土墙。特殊地域劈山崖建雉堞为墙，在辽东地区有木板墙及柳条墙，因为那里盛产木材与柳条，在黄河突口处冬季以冰为墙(当然是临时性的)。而从全长城来看，以夯土墙与砖石混构墙为多见。北京八达岭长城段，以砖石为材，在堆垒技术上，仍见明显收分。由此可见，从秦汉到明代，在长城的用材与技术上，是有所进步的。而进步最明显的，是修筑了更多的敌台，重要地段每隔30至100米便建一座，有实心与空心两种形制。前者仅供在顶部掺望出击之用;后者则其下层用来掩体、住人，上部供掺望出击或射击用。明代战争中已有火器之使用。具有内部空间的敌台，是明代长城建筑的新创造。明代长城还建有烽火台，为战事报警之设施。它是一种墩台建筑，居高临下，相距可在1.5公里之内。每逢军情紧急，白天点柴焚烟，晚间靠举明火传递信号。明长城关隘段的建造尤其坚固，往往纵深建造城墙多层，固若金汤。如雁门关建于两山之间，多重城墙阻隔，据明代《嘉靖三关志》，原设三道大石墙、二十五道小石墙，真所谓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三是文化意蕴的深化。长城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实用性建筑，无论秦汉还是明代长城，都具有这一基本的文化属性。但明长城比秦汉之长城，用材比较精良，做工比较考究，形体比较巨硕，设施比较齐备，这在基本方面，进一步完善了长城的实用性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其文化意蕴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如北京八达岭长城段建造得十分雄伟，这固然为防御之需，也是审美的需要。这里，砖艺水平较高，长城之造型显得十分巍峨壮丽，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脊梁，它在群山峻岭中逶迤无尽，极目天外，由于总是沿山峰、山脊而造就，清晰地勾勒出山脉的走向，是人的伟大力量飞越群山所留下的巨大的轨迹，显得无比雄奇而险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