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

一、吴敬梓的生平与思想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晚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吴敬梓出生于世代书香门第的地主家庭，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方?《文木山房集序》)，祖辈也多出显达。但是到了他父亲吴霖起，家道开始衰微。吴霖起是康熙年间拔贡，做过江苏赣榆县教谕，曾捐家资兴办教育，结果反而招忌丢官。吴霖起为人方正恬淡，不慕名利，对吴敬梓的思想和创作有一定影响。吴敬梓年幼聪颖，才识过人，少年时曾随父宦游大江南北。23岁时，父亲去世。吴敬梓不善治生，又慷慨好施，结果家道中落，被族人视为败家子。33岁迁居南京，尽管家境已很困难，吴敬梓仍然爱好宾客交游，“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金和《儒林外史跋》)。吴敬梓早年热中科举，曾考取秀才，后来由于科举不得意，饱尝世态炎凉，从而厌弃功名富贵。36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他应博学鸿词考试，他以病辞，从此不再应科举考试。此后，吴敬梓的生计更为艰难，靠卖书和朋友接济度日。这种艰难困苦的生活经历，使他一面深恶痛绝名利场中那些形形色色的丑恶灵魂，一面更加向往儒家礼法。在他40岁时，为了倡捐修复秦伯祠，他变卖了最后一点家产――全椒老屋。1754年，吴敬梓在扬州结束了他穷途潦倒的一生，由友人帮助归葬于南京清凉山下 (一说在凤台门)。

吴敬梓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思想实质是儒家正统思想。吴敬梓自小受 “孔孟之徒” 的熏陶，尽管他的思想由于受顾炎武、黄宗羲、颜元等人的影响而包含有许多新的进步因素，但是并没有跳出 “名教”范围。闲斋老人 《儒林外史序》说道：“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他的朋友程晋芳介绍他的思想，说他“好治经”，把“治经”看作“人生立命处”。这些均表明，吴敬梓对现实并不全部否定，也绝无消极遁世之心。他主要是憎恶清朝外族的黑暗统治，憎恶文人士子们醉心八股制艺、热中功名富贵，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堕落衰朽的社会风气。显然，吴敬梓是要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立脚点，以与清统治下的现实社会及政治制度相对抗; 并且也是以一种自以正统儒者的思想观念，以一种热爱自己民族与社会的积极态度，欲罢不能地对当时罪恶窳败的政治与社会痛加针砭，深入地进行了批判。

要了解吴敬梓所持的正统儒家思想的实质，以及他所谓 “治经” 和认为它是 “人生立命处” 的实际意义，我们还必须结合明末清初的思想运动的背景来加以说明。

明末清初的学者，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首，提出了“经世致用” 的宗旨、“实事求是” 的精神，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和社会的情况，以及政治的弊端，均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由他们发起的思想运动的主要精神大致有这样几点： 第一，他们斥理学“儒表佛里”、“佛老混杂”，主张“穷经”，反对理学家们“束书不观”; 第二，他们攻击理学只空谈而不实践，主张“致用”与“力行”，并付诸实践，他们不仅是卓越的思想家、学术家，而且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第三，明亡以后，在清朝外族统治下，他们始终与清朝政府相对抗，保持凛然的民族气节，因此他们发起的思想运动具有明显的复古倾向和强烈的民族色彩;第四，他们反对理学，实即具有明显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因素，含有反对封建主义政治与文化的要求; 第五，他们反对科举制度，认为“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顾炎武《日知录》)。这个思想运动波澜壮阔，从顾炎武到戴震历时约一百多年之久，其影响是很大的，乾嘉朴学虽然变了质，也是它的余绪; 至清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维新变法运动，还接受了这个思潮的传统。

吴敬梓生当这个新思潮运动的末期，其思想一方面与顾炎武、黄宗羲显然一脉相通，一方面又与后起的戴震的学说有共同之点。他说“治经”是“人生立命处”，正反映了这个新思潮的特点。但是他的先辈大师们的“治经”，是拿来反对当时居于权威地位的理学思想;到了吴敬梓的时代，理学已经失去了它统制思想的力量。因而他就转而与当时特别猖獗、严重腐蚀着民族与社会的八股制艺风气作战。再则，他的先辈大师们之“治经”，是为了 “经世致用”，也就是 “救民水火”、“匡复明社”; 到了吴敬梓的时代，清朝统治已然巩固，民族斗争已趋消沉，政治环境不同了，所以其“治经” 只能具体表现为讲 “文行出处”，只能以 “治经”来作为个人与清朝外族统治下的腐朽社会和黑暗政治对抗的思想武器。但是，他的 “治经”和戴震以后的乾嘉学者们有根本不同。乾嘉朴学完全脱离实际，丢开了古学的思想内容，实际是为清朝统治者服务; 而吴敬梓不只想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准则，而且以一个所谓正统儒者的精神热情地关心着现实社会，热爱着自己的民族和人民，他始终对黑暗窳败的清朝封建统治保持着抗拒的和不妥协的态度，应该说，他的先辈大师们发起的思想运动的基本精神就是爱国主义; 这一基本精神被在他以后的乾嘉学者们完全抛弃而且走到相反的路上去了，但是吴敬梓却仍然保持着这个思想运动的基本精神，他仍然是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官僚地主家庭的破落，使吴敬梓走出了贵家公子狭隘天地;自身社会地位的下降，缩短了他和广大人民之间的距离; 生活的贫困，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变化，逐渐看清了封建社会的脓疮; 现实世界的污秽，又不断使他增添厌恶，形成叛逆的思想; 时代的先进思潮，给了他批判的武器; 与社会上各种人物物广泛交往和接触，使他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熟悉了生活： 这是吴敬梓创作的他的诗、词，特别是小说《儒林外史》的思想和生活基础。

二、《儒林外史》 的思想内容

鲁迅先生曾经针对资产阶级买办文人关于 “中国没有伟大文学”的叫嚷指出： “《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作 〈丰收》序)又说： “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确，《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部最杰出的讽刺小说。

《儒林外史》成书后，开始仅以抄本流传。第一个刻本是作者死后十多年由金兆燕在扬州任官期间 (1768―1779) 刻的，但是这个刻本至今尚未发现。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 (1803) 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其中最末一回与全书的主题思想和写作风格大不相同，显然不是出于作者之手。解放后几次出版的《儒林外史》，基本上都是根据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删去第五十六回，保留最后的《沁园春》词为结束。根据程晋芳《怀人诗》(写于1749) 中“外史纪儒林，刻来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的说法，可以知道这部书最晚在吴敬梓49岁时就已经完成。又根据王又曾 《书吴徵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有序》： “闲居日对钟山坐，羸得儒林外史详。”可以知道它是吴敬梓寄居南京秦淮时创作的。

《儒林外史》 中的人物、事件，大都有当时真人真事作影子，为避免清代统治阶级的迫害，作者有意把故事背景说成明代。闲斋老人 《儒林外史序》说：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 有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 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 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这段话说明了小说的主题。小说正是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并旁及当时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以至整个社会风尚的。它通过鲜明、生动的形象，从揭露作为上层建筑的科举制度的罪恶入手，深刻地剖析了封建社会末期各种知识分子热衷功名的肮脏灵魂，暴露了他们空疏无知、堕落无耻的丑恶面貌; 无情地鞭笞了封建统治阶级中昏聩无能、贪赃枉法的大小官吏和专横暴虐、贪吝刻薄的豪绅地主;辛辣地讽刺了虚伪、残忍的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活生生的封建社会的百丑图。与此同时，作者还描写了一些轻视功名富贵、鄙视科举制度的知识分子，歌颂了淳朴单纯、自食其力的下层人民，揭示了在地租、高利贷等残酷剥削下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悲惨命运，也从侧面透露了人民大众在封建黑暗统治下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奋起反抗的音信。

作者在小说的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 “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的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学问渊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和权贵相与。作者借王冕之口对科举制度进行了直接的抨击：“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才堪称“品地最上一层”。吴敬梓的这一思想是受了顾炎武等人的影响，在当时是具有一定批判意义的。从这一思想出发，作者通过具体的人物、事件的描绘，对腐蚀灵魂的八股科举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

小说一开始就通过周进、范进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科举制度怎样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以及士子们热中科举的原因。60多岁的周进，因未曾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节，忍受着新进学的梅玖的奚落和凌辱;还替前科新中的王举人扫了一早晨“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后来连教馆之职也失去了，只得去给商人记帐。当他一见贡院号板，就禁不住万感俱发，一头撞去，哭得死去活来。而当商人们答应替他捐个监生时，他竟爬到地上磕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周进这样一个被科举等级制度压迫而又如痴如醉地追求功名的迂腐儒生的形象，描绘了这一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性。作者在刻画这个人物时，鄙薄中带有同情，他是要通过对这个人物的描写，揭露科举制度的罪恶。

范进是深受科举制度毒害却又名绾利牵、沉迷科举的又一典型。范进是个连考20余次不取的老童生，发榜那天，家里没有早饭米，只得抱了正在下蛋的母鸡到集上去卖。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 ‘噫! 好! 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直到挨了丈人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从此他就“平步登天”，有许多人来奉承巴结他，不到二三个月，田产房屋、奴仆丫鬟都有了。周进因不能参加乡试而悲不自胜，头撞号板，昏厥于地; 范进因考中举人而大喜过望，痰迷心窍，发狂失态。两者异曲而同工，殊途而同归。吴敬梓以他那惊人的艺术手笔，通过对这二人中举前后悲喜剧的描写，充分揭示了当时知识分子受科举制度腐蚀而又热中于科举功名的严重状况。

但是，小说没有停留在这点上。《儒林外史》对科举制的批判的深刻之处，在于它进一步揭示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小说描写了周进、范进中举以后政治、经济地位的迅速改变以及人们对他们态度的骤然变化，这就是当时知识分子那样沉迷于科举功名的社会根源。周进、范进如此疯狂地追求科举功名的 “典型性格”，正是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形成的。小说中写臧蓼斋说他为什么拼命花钱补个禀生时道：“禀生，一来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几年贡了，朝廷试过，就是去做知县推官，穿螺蛳结底的靴，坐堂、洒签、打人。”也清楚地说明了，知识分子之所以热中科举，不过是为了爬上统治阶级的地位，升官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它对读书人的灵魂的腐蚀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小说中的马二先生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 ‘言寡尤，行寡悔’ 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 ‘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另一个人物鲁编修认为： “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在他的影响上，女儿鲁小姐也在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 甚至因丈夫八股 “不甚在行”而愁眉泪眼，怨他误了自己终身。匡超人出身贫寒，原本也还纯洁朴实，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自从听了马二先生的 “劝导”，逐渐热中举业。后来得到李知县的赏识，追求功名富贵之心更热切了。为了府考，竟丢下重病的父亲; 当他考取秀才后，就在杭州与那些斗方名士鬼混，选文章、骗饭吃;以后又到京城攀高结贵，抛弃原妻，并恬不知耻地说：“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又何妨!”就这样，吴敬梓通过一连串人物活动，揭示了八股文、科举制度怎样使一些朴实的年青人，逐渐堕落为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变成了忘恩负义的无赖! 猛烈抨击科举制度，全面而深刻地揭露科举制度所造成种种败坏人心、祸国殃民的罪恶，这是 《儒林外史》 的中心思想。

《儒林外史》不仅深刻批判了八股科举制度，而且对虚伪的程朱理学、吃人的封建礼教也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和鞭笞。吴敬梓是把反科举制度和反程朱理学、反封建礼教结合起来的。他在小说中明确否定科场考试以朱熹的 《四书集注》为标准; 他讽刺马二先生选批八股文章 “总是采取 《语类》、《或问》上的精语”而不敢稍有出入; 他嘲笑鲁编修女儿日夜教子读经的丑恶行径，抨击解经“只依朱注”;他挖苦穷得平日连粥也吃不上一餐的假名士杨执中，住在一间破草屋里，还要满壁悬挂着楷书写的 《朱子治家格言》。这些方面，作者攻击的矛头是十分清楚的。当然，吴敬梓的思想是复杂的，他并不完全否定封建礼教，比如对于 “孝”、“悌”，无论在 《儒林外史》或者他的其他作品里都抱着肯定甚至赞扬的态度，显然，吴敬梓并不反对作为封建礼教组成部分的“孝”、“悌”，而是反对对“孝”、“悌”的违背。尽管这样，《儒林外史》还是从一个侧面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性。

范进的母亲死后，范进家门上挂白布，厅上糊白纸，请和尚，邀道士，既念经，又拜忏，日日追荐，忙了七七四十九天。张静斋拉他到汤知县家打秋风，吃饭的时候，范进为了表示 “居丧尽礼”，竟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摆在前面的银镶杯箸。后来汤知县叫人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举”，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正着急 “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了下来，象牙筷子不肯举，却挑了个大虾元子往嘴里送，这就有力地揭露了这个“孝子”“克尽孝道”的虚伪做作。其他如中了进士、做着工部员外郎的荀玫，严监生的小舅子王德、王仁，都是典型的假道学，满口 “孝道”、“悌道”，一碰上功名富贵，便在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

如果说吴敬梓对于“孝”、“悌”等封建礼教内容是从维护的立场出发，讽刺了虚伪腐朽的道学家，那么他在妇女的“守节”问题上，则完全是抱着反对的态度，直接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小说中写王玉辉劝女自杀殉夫一章，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王玉辉是个受理学毒害极深而几乎丧失了人之常性的迂拙夫子，同时又是个封建统治阶级以 “理” 杀人的操刀手。他的大女儿早已守节在家里，三女儿“出阁不上一年多”，也死了丈夫，她“哭的天愁地惨”，要“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公婆两个听了，“惊得泪下如雨”，反复好语相慰。然而王玉辉不仅不予阻止，反而劝导女儿的公婆道：“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罢。”并鼓励自己女儿说： “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他不顾亲家和老妻的再三反对，执意要让女儿“殉节”。八天以后，女儿终于绝食而死。她母亲“伤心惨目，痛入心脾”，哭得死去活来，王玉辉却走到床前说： “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 ‘死的好! 死的好!’ 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王玉辉这种不近情理的言论举动，在今天实在难以令人理解，然而它确是当时社会现实写照。翻开正史，宋、明以来关于 “节妇烈女” 的记载越来越多，各府、县志的末尾，都有大量的 “烈女传”，便是最好的证明。剥下封建礼教道貌岸然的画皮，揭露它的鲜血淋漓的吃人本相，这是吴敬梓的 《儒林外史》 的巨大功绩。

吴敬梓《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时弊”，从批判科举制度出发，对封建社会中上自各级官吏，下达乡绅地主，旁及名士山人、盐商富贾，乃至和尚道士、媒人牙婆、老鸨龟奴、妓女嫖客、骗子赌徒、光棍无赖、阴阳先生和种种帮闲篾片、势利小人，无不作了 “烛幽索隐，物无遁形” 的揭露与批判。它使人清楚地看到： 这个百孔千疮、霉烂发臭的封建社会，是个蛆虫横行的世界。

那些从科场出身的官僚，昏聩无能，文不能安邦定国，武不能临阵对敌，真可说是百无一是。然而，他们却是封建统治阶级十分得力的奴才，压迫、剥削人民非常出众的 “干才”。《儒林外史》生动具体地描写了这帮吸血鬼横征暴敛、鱼肉人民的情形，从而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窳败。王惠当了南昌太守，一到任就问： “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他念念不忘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弄得衙门里的满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高要县汤知县为了表示“清廉”，竟枷死向他行贿50斤牛肉的回教老师父，引起回民鸣锣罢市。彭泽县大姑塘附近两只盐船被抢，告到县里，反而挨了知县的二十大板。这些官吏就凭藉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性特征。即使不做官，他们也能以贡生、举人的特权，通过同年或师生关系，勾结官府，鱼肉人民。退仕的张静斋就是本乡的恶棍。严贡生横行乡里，强圈别人的猪，没有借给别人钱却向人要利息，讹诈船家，霸占二房产业，是个典型的劣绅。

在讽刺举业中人物的同时，小说还用了大量篇幅刻画了那些“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的人物。他们大都是科名蹭蹬的读书人，以风流名士自居，过着无聊的寄生生活。娄三、娄四公子因功名失意，满腹牢骚，回到家乡，自命为少年名士，把那些假名士、假高人、假侠客尊为上宾，结果落了一场没趣。无数斗方名士靠胡诌几句诗，沽名钓誉。连医生赵雪斋，开头巾店的景兰江，盐务巡商支剑峰也假托名士，趋炎附势。小说通过他们的所谓诗酒风流的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径，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封建文士们的真实生活，抨击了科举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

除了儒林群丑外，小说还揭示了一些承平表象下的黑暗现实。官府衙门从上到下贪污成风。“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有了钱就是官”，万青山假中书变成了真中书。像潘三这类差役，也处处为非作歹，把持官府，包揽诉讼。而真正做些好事、较为清廉的官吏，却往往没有好结果，肖云仙罚款、汤镇台被贬，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儒林外史》描绘的黑暗现实，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有些不近情理，但在封建社会里却大多实有其事。《松风阁笔乘》云：“或象形谐声，或瘦词隐语，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绎而参稽之，则十得八九矣。”由此可见，吴敬梓确实是以当时的一些实有人物作原型，概括了生活中曾经有过和可能会有的事情，并加以集中、典型化，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由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魑魅魍魉组成的鬼蜮世界。剥开清代“太平盛世”的外衣，露出遍体溃烂腐臭的脓疮，使人们看清它的腐朽和丑恶，这是吴敬梓所写的 《儒林外史》 的又一贡献。

《儒林外史》还对广大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进行了真实的描写，小说中出现的投水自杀的农民，无法安葬母亲的杨裁缝，卖了儿子的倪老爹，山中剪径的木耐夫妇，作者都以深切的同情，描绘了他们活不下去的惨境。吴敬梓虽然在 《儒林外史》里对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削受压迫的情形只零碎地写了几个片断，但是它们却有力地说明了：从北方到南方，从农村到城镇，从天子身边的彰仪门外到 “鱼米之乡” 的江南地区，从万物收获的秋冬之际到百花盛开的春夏之交，一年四季，全国各地，疮痍满目，民不聊生。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概括，为我们点染出了一幅封建社会广大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图景。这是对封建社会愤怒的控诉，也是对统治阶级的强烈的抗议。

《儒林外史》不仅有讽刺，有批判，而且有寄托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个贵公子，在他身上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叛逆精神。他慷慨好施，轻视科举制度和功名富贵，反对多妻，崇敬具有反抗性格的沈琼枝，并不顾他人的讪笑，与妻子携手同游清凉山，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个性解放的要求。作品中的沈琼枝，敢于反抗封建社会的压迫，以刺绣卖文为生，自食其力，是个新的女性形象。此外如讲究文行出处而轻视举业虞育德、庄绍光和迟衡山等也是作者所肯定的人物，他们企图以祭泰伯祠的迂阔举动，来挽回世道人心，实际上表现了吴敬梓思想中的落后因素。小说中那些置身功名富贵圈外的小商人和手工劳动者，也是儒林群丑的明显对照。牛老爹、卜老爹、鲍文卿等都是忠厚诚笃的下层人物，鲍文卿爱惜人才，凭自己本领吃饭，认为 “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而拒绝纳贿，鲜明地反衬出那些读书人的丧尽廉耻。小说结尾，儒林寂寞，市井中出现奇人。贫苦的季遐年，字写得最好，却不贪钱，不慕势; 卖火纸筒的王太以下棋为快事; 开茶馆的盖宽，无事就在柜台里看书、画画; 裁缝荆元则敢于把他的“贱行”提到和读书、识字平等的地位。在理想的真儒、名士消磨尽了以后，面对这些自食其力，不图富贵，不伺候人颜色，自由自在的人物，作者流露出无限倾慕的心情。

《儒林外史》的题材主要是儒林，它就着重地从和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方面批判了当时腐朽黑暗的社会。虽然这个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的问题和丑恶的事物并不只是这些，《儒林外史》 丰富的思想内容及其强烈的批判性，使它在中国古代的为数很少的几部最为杰出的白话长篇小说中具有独自的特色和成就，丰富了我国古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宝库。

三、《儒林外史》 的艺术成就

《儒林外史》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它的结构艺术和讽刺艺术。

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是独树一帜的。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是书体例精严，……观其全书过渡皆鳞次而下，无阁东话西之病，以便读者记忆。”鲁迅先后针对胡适等人对《儒林外史》结构的片面批评和错误论断，明确指出： 《儒林外史》 的突出特点是 “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它的表现形式是 “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来，亦与其去俱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些都是很精辟的见解。

《儒林外史》全书五十五回，由楔子、主体、尾声三部分组成。楔子、尾声各占全书首尾一回，主体部分占五十三回。长篇小说有楔子和尾声是吴敬梓的首创，它通过主体部分之外的人物、情节，首尾呼应，又通过思想内容上的似断实连，居高临下地统摄全书，直言不讳地点明了主题。第一回用 《蝶恋花》词开篇，以王冕故事为楔子; 最后一回用 《沁园春》词收束，以市井四大奇人故事为尾声。楔子和尾声里的人物、故事与主体部分虽无情节上的联系，但与全书思想内容却是统一的，一脉相承的，犹如一幅长卷的神韵完足的款识，使整个画卷主题更豁朗，布局更加严整匀称。

主体部分五十三回，大致按儒者、名士、贤豪、恶俗等描写对象分为四个段落，中间用一条清晰的思想线索贯穿到底，层次分明，脉络清楚，布局匀称，体现了作者构思的精严。从第二回到第十七回是第一个段落，主要写举业道上的三种人： 一种是像周进、范进那样，忍辱挣扎，终于如愿;一种是像王惠、汤奉、严贡生等，借功名，凭势力，中饱凌人; 一种如娄?、娄瓒，因科名蹭蹬而满腹牢骚，又异想天开地想做古贤人。小说通过这三种类型的人，直接揭露了八股科举制度造成的畸形现象和罪恶后果。从第十八回到三十回是第二个段落，主要写杭州、扬州、南京的三批名士的庸俗无聊。他们想攀高扬名，又不肯苦读文章，科场夺名; 要作出饱学清高的姿态，又不肯潜心向学。这些人实际上是科举制度下的畸形儿。从第三十一回到四十三回是第三个段落，主要是通过作者所肯定的人物的际遇，如杜少卿、迟衡山、萧云仙、沈琼枝等，反映礼乐兵农改革社会的理想的不可实行，并表现了深深的悲愤。从第四十四回到五十四回是第四个段落，主要写社会的腐败庸俗，从正面揭示社会的不可救药，可见，《儒林外史》 的主体部分构思严整，层次分明，它和楔子、尾声构成鲜明的对照，使全书思想线索一贯到底，布局较为统一。这是 《儒林外史》在安排全书思想内容上的结构艺术。

一部结构严谨的作品，除了要有完整的构思、和谐整一的布局外，还要反映出所描写的生活现象存在和发展的真实性，人物和情节相互联系的必然性，以及安排布局、转换衔接的艺术性。《儒林外史》“全书无主干”，没有贯串始终的中心人物和主要情节，而是分别由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其他一些人物作陪衬，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由此，人物各自起讫，也就成了 《儒林外史》结构的特殊形式。

人物各自起讫，是由作家所掌握的素材和创作目的决定的。为了把各自起讫的人物及故事情节联缀成结构严谨精巧的长篇，作家确实施展了许多技巧，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全书除了楔子和尾声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外，从第二回到五十四回，作者把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人物、难以数计的大大小小事件，有机地组织起来，使人物的来去、故事的起讫，都井然有序，来有踪，去有迹，名个故事之间，如连环套结，环环紧扣，体现了全书精湛的结构艺术。以第二回到二十回为例。从第二回至第七回，周进是书中的第一个重要人物，写周进，先从薛家集办学堂请先生写起，然后写他失馆、作书记、撞号板，商人助资捐监生，科场连捷，任广东学道，由学道临案，引出老童生范进; 由范进中举、暴富、老母欢喜而死，引出高要县打秋风，再引出趋奉知县的严贡生，转到严贡生与严监生兄弟的故事。由严贡生霸占严监遗产而成讼，严贡生败诉，到京冒亲投拜已升国子司业的周进，被进京应考拜师的范进说穿，周进拒绝接待，又回到范进故事，构成了书中的第一个环节。从第七回到第九回，由范进任山东学道，引出选拔恩师周进在薛家集的学生荀玫; 由荀玫、王惠为同科进士相拜，回应第二回王惠所说的梦，转到王惠故事。王惠任南昌太守，引出前任蘧佑和蘧?夫祖孙， 由蘧?夫慷慨资助逃窜中的王惠， 王惠留下枕箱作伏笔，构成书中第二个环节。从第九回到第十二回，由蘧、娄两家亲戚关系，引出娄?、娄瓒兄弟关系。由二娄要做礼贤下士的古君子，引出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然后通过莺?湖宴集作一收束，再垫一“虚设人头会”，构成第三个环节。从第十三回到第十五回，由蘧?夫转思举业，引出程墨选家马纯上，由马纯上的三个故事构成第四个环节。从第十六回到第二十回，由马纯上勉励匡超人做举业，转到匡超人故事，通过写他周围集结的几种人，表现了匡超人堕落的过程，构成第五个环节。《儒林外史》其余部分也大致都是这样辗转呼应，一环扣一环的向前推进的。这种结构模式比较适合它的人物各自起讫的基本特征，有的人物在一个故事里是中心人物，在另一个故事里便是次要人物，以突出另一个中心人物，加强故事之间的联系。这样的安排，给《儒林外史》在塑造人物方面带来了新的特点，它不像其他结构模式那样，对主要人物进行反复地多方面的刻画，而以敏锐的艺术眼光捕捉人物最具有性格特征和典型意义的语言、行动，用典型化的白描手法，形象鲜明地刻画出来，以适应众多形象的塑造。同时，这种结构模式在由一个故事过渡到另一个故事时，中间往往安排一个过渡性的人物或事件，使故事之间相互粘连得十分紧密，因而每个故事的转换，都很自然合理，毫无拼凑、割裂、突兀之感。可以说，这种适应全书人物各自起讫的要求的连环推进的结构模式，是 《儒林外史》 的一个创举，也是它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儒林外史》还成功地运用了一些具体的结构方法。书中众多的人物，不是一个连一个地平列展现，而是以十几个主要人物为中心，围绕这些人物，又有若干次要人物，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如写周进，便以薛家集的夏总甲、申祥甫、荀老爹、梅玖、金有馀等人物作为陪衬。书中还用了若干长短不一的伏线，贯串一些主要人物和故事，从而使全书结构严密紧凑而不显零乱。细读全书，从整体来看，针线细密。有伏笔，有照应;有长短不一的许多伏线，纵横攀结牵连; 没有游离的人物，也没有游离的情节，尽管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线索，也没有贯串始终的主人公，它的结构仍然严整紧密。从局部来看，有些情节虽经作者匠心安排，终因缺乏生活实感，留下了明显的斧凿痕迹，不过这些细部缺陷都不是其结构模式本身必然带来的。总的看来，吴敬梓《儒林外史》的结构模式是独具特色的，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我国的讽刺文学产生很早，先秦诸子散文中已有许多讽喻的寓言，此后，在魏晋小说、唐宋传奇、元明戏曲中，也间有讽刺的作品或带有讽刺意味的描写。吴敬梓继承了我国文学史上讽刺艺术的优秀传统，吸收前代讽刺小说创作成功经验，根据自己对于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创作了 《儒林外史》这部我国古典文学中最好的讽刺小说。

鲁迅说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儒林外史》 的讽刺艺术正体现了这个精神。它所讽刺的种种丑恶的人物和事情，都是当时封建社会里实际存在着或者曾经出现过的事实。王惠、汤奉那样的贪官酷吏，严致中、张敬斋那样的土豪劣绅; 周进、范进等人的热中举业，匡超人、牛浦郎等人的精神堕落;……在当时社会上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足为奇，但是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便都成了生动、有力的讽刺。例如小说写马二先生游西湖，西湖的秀丽景色没有引起他的兴趣，而酒店里挂着的透味的羊肉，盘子里盛着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等，却使他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仁宗皇帝的御书又使他马上磕头下拜。他见了游西湖的女客就低头不敢仰视。在书店里看到自己的八股选本就打听它的销路。在这些看来似乎漫不经心的描写里，马二先生思想的迂腐和精神的空虚，已相当生动地表现出来了。小说中很多地方，就是运用这种贴近生活真实的白描手法，来达到讽刺效果的。当然，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艺术的真实不仅需要集中和概括，而且容许在真实基础上的夸张。讽刺艺术更是这样。周进撞号板; 范进中举发疯; 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 严贡生发病闹船家等精彩描写，都因合理的夸张，取得了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更形象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发挥了深刻的批判作用。

由于作者态度的严肃和爱憎的分明，小说还能针对不同人物、不同环境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他对王惠、汤奉等贪官酷吏的讽刺，是无情的揭露和严厉的鞭挞; 而对具有善良诚笃性格、能急人之难而又庸俗、迂腐、迷信科举的马二先生，则是讽刺中寓含着同情。另一方面，作者的讽刺有时还随着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品质的变化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如范进未中举以前，境遇相当可怜，作者虽对他有一定讽刺，但主要是取同情态度; 后来他中了举，做了官，变得很恶劣，作者对的嘲讽则取辛辣的批判态度。总之，吴敬梓的讽刺艺术不仅分寸掌握恰当，而且能将矛头直接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其讽刺是严肃而深刻的，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

把相互矛盾的事物放在一起，突出它的不合理，这是《儒林外史》最常运用的讽刺手法。杜慎卿公开表示对天下女人深恶痛绝，暗里却到处托人找妾; 口头高喊最讨厌“开口就是纱帽”，实际上却留着几千两银子准备活动做官：这是用他自己的丑恶言行，打他自己说得 “高尚” 的嘴巴，从而揭露他卑污的灵魂。严贡生正对范进、张静斋说：“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话音未落，便有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跑来向严贡生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这是用突然间出现的第三者无意的插话戳穿谎言的办法，揭露严贡生伪君子的本相，讽刺效果异常鲜明。作者在具体运用这一手法时，不拘一格，变化多样，使人读来没有单调重复之感。这是 《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高明之处。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从对现实的处理方面看，是取传统的史家态度而加以发展; 若从表现手法或技巧方面看，则可称为“史笔”。“夸而有节”，这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显著特点，由此形成其“婉而多讽”的艺术风格。因为写得委婉曲折，“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人们称之为“皮里阳秋”。卧闲草堂本评词所多次指出的作者 “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 的 “绘风绘水手段”，大约也针对其夸张渲染而近乎自然、不违真实的特点说的。当然，《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的，与它的准确、鲜明、带有个性化的语言的成功运用，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儒林外史》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使它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惺园退士序云： “慎勿读 《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 《儒林外史》。” 可见其反映现实的巨大批判力量。《儒林外史》成书之后，就有抄本流传，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和好评。当时程晋芳就说： “《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 ( 《文木先生传》) 据不完全的统计，自清以来，撰吴敬梓传、年谱和谈到 《儒林外史》及其作者的书不下六七十部，专门研究 《儒林外史》 的著作、资料集也有一二十部。《儒林外史》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晚清的“谴责小说”，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等，不论是它们批判现实的精神、艺术表现上的讽刺手法，还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连缀而成的结构模式，都明显地受到了《儒林外史》的影响。鲁迅在论及《官场现形记》时指出：“头绪既繁，脚色复伙，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 《儒林外史》 略同。” ( 《中国小说史略》)指的便是后者。鲁迅极其推崇《儒林外史》，他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特别是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和《儒林外史》也有一定的关系。在今天，《儒林外史》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认识黑暗腐朽的封建社会，而且它那对于丑恶事物的尖锐批判和对于劳动人民的热情赞美，它那高度的现实主义的讽刺的艺术技巧，对文学创作也仍有其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