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

在方志等有关资料记载中，秦汉以前的潮汕地区被目为“蛮夷之地”，“声教罕通，文物未著，荆榛瘴疠，山林海市”，由于交通闭塞，与中原地区联系较少，经济发达程度不高。气候温热，开发较迟，所以这里在北方中原人士眼中显属未开化之地。出于一种尊崇名家、需由名家显者提携一地的心理，不少文人均称，潮州地区的开化只是由于韩愈贬潮为官八月才得到改变，“自昌黎刺郡，以诗书礼乐为教，始知文学”。当然也有不同看法的，如府志即称：“潮州自文公未到已有文行之士如赵德者，盖风俗之美久矣”! 尽管如此，潮汕地区在唐宋以来经济文化发展速度明显加速，成绩斐然，可说是无可置疑的。由于中原移民大批南迁，各种不同地域文化交融加速。特别是中原文化影响，潮州声教日盛，享“海滨邹鲁”、“岭海名邦”之盛誉。

显然，唐宋潮州已确立了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古代封建文化的主导地位。一套套符合封建社会道德礼教如忠义孝悌、温良恭俭让的文化意识已深入潮民之心，因而颇受外省至潮地为官的地方统治者首肯，如陈尧佐称：“潮人虽小民，亦知礼义”，至于“人通孝经，家尚周礼。女无失德之讥，男有古人之风”。宋代文学家苏轼也对潮人备加赞誉：“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号称易治”。尽管如此，潮州人南蛮遗风犹在。以中原文化标准来衡量，潮州尚是“俗未淳，与中州稍异者，妇女敞衣青慎，多游街陌，子父多或另居。男女多混淆宴集，婚姻或不待媒妁，是盖教化未洽也”。依此看来，其时潮州地区的民众倒还是相当开放自在的。

唐贞观年间，广大西北地区是当时的主要牧区。甘肃因牧养大量牛、羊、骆驼一跃而成为当时畜牧业发达的地区。而到宋代，农耕和蚕桑的重心明显由黄河流域转移到了南方。

唐宋时期的生产方式在古代文献以及文物遗留中均有记载和保存，特别在敦煌壁画中亦有广泛的描绘。敦煌２３窟北壁壁画反映了盛唐时期的农耕场面：“地上绘一农夫头戴斗笠，一手扶犁，一手扬鞭在雨中挽一牛耕地，旁有一人挑运粮捆，地边另有老少三人席地息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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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１９６窟北壁壁画：“画面上一农民挽二牛耕地，另有一人收割，并绘二男人持连枷对打粮食，一妇女站在三脚高凳上双手举簸箕向下扬粮食，另一妇女在粮堆上用扫帚扫，旁边有等待拉运的车和卧在地上的牛。其他如４４５窟、榆林２５窟等也都大同小异地绘出了这样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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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幅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出盛唐时期的生产方式基本沿袭了前朝传统，但是此时的农业器具要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具有科学价值。据王进玉先生研究，“敦煌壁画农作图中最有科学价值的是盛唐４４５窟弥勒经变中的曲辕犁，它是敦煌壁画众多农作图中惟一的一幅十分珍贵的形象资料。……在画面上看到了大堆的粮食，巨型的斛斗，场屋里戴软巾的地主正在吩咐管家如何处理收获的粮食。其余几十幅单长辕和双长辕与汉代及魏晋时期的牛耕图相比只是在犁的零部件上稍有改进，挽牛多用肩轭，也有曲轭，运用牛环、牛辔导牛也有所描绘。由此可以看出：汉画像砖上的牛耕图，始终是两千年来农业技术的现实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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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描写中，我们至少能找出三种科学因素：一是曲辕犁的省力度；二是曲辕犁与耕畜的连接合理性；三是曲辕犁以牛环和牛辔导耕的方便作用。

吐蕃时期莫高窟修建的１５９窟中的“耕作图”，“画面上一农夫头戴草帽，身着短袖绿袍，挽一牛耕作，这头牛不像其他‘耕作图’中的耕牛，而像少数民族使用的牦牛，这种形象正好描绘了唐代王建《凉州行》‘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出现在各时代壁画中的农作图，不仅反映了旱田地区的生产场面，也同样反映了水田生产场面和少数民族的生产场景。河西地区历来干燥少雨，所以所有犁耕场面都反映了这一特点。在敦煌卷子中多处记载着‘割稻、舂米’的农事活动，五代洞窟中农夫头戴草帽，弯腰插秧的生动场面，再现了当时敦煌水稻生产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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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甘肃农业结构，即旱作农业与水稻业同时并举的农业形态。从画面描绘推断，这种农业结构是西域少数民族首先引进并传之敦煌的。

宋代的生产方式在敦煌壁画中反映亦很充分，是我们了解并能直接目睹的最佳材料。敦煌壁画中的农作图熏描绘了多种农业生产情节……这些农作图为我们展示了唐宋间农业生产从播种到打碾的全过程，是研究唐宋农业文化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既反映了唐宋时期的农业经济结构与形态，同时也反映了敦煌农业文化与佛教的关系以及甘肃古代人的经济意识与观念。当然，我们还要看到敦煌壁画中的农作图所描绘的唐宋时期的农业、牧业以及养蚕业是全中国经济繁荣和科学进步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