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

西周时代，楚国的市场还不大健全，商业利润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还无足轻重。到了春秋中期，随着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商业也日益兴盛起来。及至战国时期，楚国已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百货通流的贸易大国。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了孟子与楚人许行弟子陈相的一段对话：孟子“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这里，“以粟易械器”的是农民，“以械器易粟”的是手工业者。然而，这种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交易通常只是地方性的，楚国商业发达的重要标志是与列国之间的土特产贸易和手工业产品贸易。楚国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蕴藏着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楚国有堪称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出门类齐全的商品。这些，是楚国在国际商业活动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先决条件。

楚国的矿产资源在列国中首屈一指。《史记?货殖列传》记：“江南出……金、锡、连、丹沙。”又说：“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集解》引徐广曰：“连，音莲，铅之未炼者。”同书《夏本纪》列举荆州的贡品中有“金三品”，据孔安国的解释，就是金、银、铜三种金属。在这些矿产中，最为中原人所欣羡的是铜和金。近年来在大冶铜绿山和麻阳九曲湾发现了两处大型的古代铜矿遗址，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确是南方的冶铜中心，也是铜的最大输出国。迄今为止，中原尚末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冶铜基地，当时诸夏所需的铜，当有很大一部分取自楚国。而在楚与中原未正式通商的西周时代，中原诸夏获得铜的唯一手段便是武力掠夺――俘金，跟随周王南征荆楚的过伯等人，就用其战利品“孚金”(铜)铸造成过伯簋等器物。《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观兵周郊时说：“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由此可见楚国铜产之丰及其在国际交往中的特殊地位。至于黄金，楚国更是唯一产区，因而楚国也是铸造金币最早也最多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楚地出土的楚国金币已超过六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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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金币投入市场，无疑会给商品经济特别是国际贸易注入一股巨大的活力。因此，楚怀王才敢在张仪面前夸下海口：“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战国策?楚策三》)而齐国的管仲才会把楚金当作不竭之财源：“使夷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勿耕而食，女勿织而衣。”对黄金之渴求溢于言表。

丰富的森林资源，也是楚国投入国际市场的重要物产。《史记?夏本纪》记荆州贡品有：“?、?、栝、柏……??、?……。”同书《货殖列传》又说：“江南……多竹木”。胡渭《禹贡锥指七》说：“古矢苛之材有竹有木。竹二：扬之河，荆之?也。木二：荆之?，冀之蒲也。”《国语?楚语下》记：“楚之所宝者……又有薮曰云连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战国策?宋卫策》也载：“荆有长松、文梓、? 、?豫樟。”楚国的木材，不仅为邻国所需求，而且远销到晋国。《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蔡声子答楚令尹子木问说：“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楚木晋销的话出自蔡国人之口，说明楚国木材大量出口已是列国皆知。

名贵的水产品，同样是楚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史记?货殖列传》记：“楚越之地”，“饭稻羹鱼”，“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战国策?宋卫策》云：“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其中，享有盛名的是《吕氏春秋?本味篇》说的“洞庭之

”、《战国策?楚策四》说的“湘波之鱼”和《逸周书?王会解》说的“长沙鳖”。这些水产，除了供国人食用外，还大量销往他国。从《左传?室公四年》记郑公子宋把楚人所献之“鼋”视为“异味”，从而“染指于鼎”的趣闻中，已可看出中原人对楚国水产品是何等厚爱。此外，《国语?楚语下》说的“龟”、“珠”和《史记?货殖列传》说的“?瑁”、“玑”等，也是国际市场上的稀有之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椟，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世人常据此讥笑楚人卖物”喧宾夺主”和郑人购物不识贵贱，殊不知这恰恰反映了楚人十分注重商品的装璜艺术和中原平民阶层对珠玑的陌生。

奇禽珍兽，更是楚人销往国际市场的紧俏商品。《战国策?宋卫策》云：“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同书《楚军三》也说：“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这里所说的动物，或直接投入中原市场供诸夏食用和充实苑囿，或以其皮毛或皮毛制品行销国内外。据《管子?轻重戊篇》记：“桓公即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楚民即释其耕农而田鹿。”又记：“管子告楚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生鹿二十，赐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说明齐人为了得到楚地生鹿，不惜对楚商贾付以重金。正由于生鹿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奇货可居，楚国的农民才会弃农饲鹿以获取更大的利益。不过，作为商品，流通更广的还是禽兽的“角、齿、皮革、羽毛”(国语?楚语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晋重耳对楚成王说：“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皆君之余也。”李斯《谏逐客书》中提到由各国输入秦国的贵重特产，就有楚国的“犀象之器”。战国晚期楚都东迁寿春后，它以南的合肥便成了楚国最大的皮革集散地，故《史记?货殖列传》称：“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此外，《史记?夏本纪》记楚国还盛产“砺”、“砥”、“丹”以及供缩酒用的“菁茅”和作为石中矢镞的“冲”。这些物产除完成周王室的贡品外，有相当一部分通过贸易形式流入中原。还有《吕氏春秋?本味篇》所说的“云梦之芹”、“云梦之柚”和《史记?货殖列传》所说江陵之“橘”，都算得上是中原诸夏几案上的美味。至于《史记?夏本纪》所说的黑色和绛色的染料――“玄楞”和《左传?成公三年所记的丝絮――“褚”，更是中原诸夏所酷爱的手工业原料。甚至《史记?货殖列传》所称的连楚人作为调料和药材的“姜桂”，也成为中原不可或缺的物品。而中原诸夏要想获取上述物品，最主要方式还是假手于商业贸易。

如果说，在楚与中原的贸易中，楚国输出的主要是自然生长的土特产，那么，恰恰相反，它输入的则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楚辞《招魂》、《大招》、《国殇》等篇中说到的“秦篝齐缕”、郑卫妖玩”、“晋制犀比”、“赵箫”、“吴戈”这些产于秦、齐、郑、卫、晋、赵、吴等国的手工业制品，都是楚人经由与中原通商而得来的。吕振羽同志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提到，在齐国故都临淄出土的陶器上，可以见到“楚贾购口口里豆”的字样，说明楚商人有运往齐国定购陶器的。将这一记载与《左传?成公二年》记鲁赂楚“以执

、执钺、织?皆百人”联系起来看，楚人从齐鲁进口的手工业品当为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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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与西南邻邦的经济关系则与其同中原有异。这主要表现在楚人对西南邻邦输出的主要不是土特产，而是工业产品，而输入的则为各地的特产。另一方面，在西南与中原之间，楚国则发挥了物资中转站的作用。《荀子?王制》说：“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这里的中介，就是楚国商贾。楚国向西南各地的输出品以铁器为大宗。《史记?南越列传》记高后时有司清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说：“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可见由长沙供应南越铁器是汉初以前就已形成的传统，其始可溯至楚国。六十年代在广东始兴县白石坪山出土的两件战国铁器――斧和锄，都与楚墓中出土的同类铁器相同，可见是来自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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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的商路不仅遍布城内诸国，甚至伸展到域外的中亚、东欧和西亚、南亚。如在今苏联境内阿尔泰山脉的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葬中发现的刺绣丝织物，无论是纤维结构、龙凤纹饰，还是锁锈工艺，都与长沙烈士公园3号墓中出土的战国时期龙凤纹刺绣相同，而且同墓还出有楚国的典型铜镜――山字纹镜，这些丝织物和铜镜应是经由楚商来到异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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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丝绸也远销到印度，公元前四世纪古印度

胝厘耶的《政事论》就讲到，“产生在支那成捆的丝，贾人常贩至印度”。张正明先生也据此推论在楚国与西亚和南亚之间，存在着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条“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50年代初，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过两件琉璃器，方国瑜先生认为，这是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由楚国商人经由身毒国输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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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楚国同西南亚之间有一条商路存在。

楚地丰富的物产资源和精美的手工业产品，不仅吸引着他国商人不顾“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墨子?贵义篇》)而趋之若鹜，更重要的是为楚国政府和商人提供了获取巨额利润的良机。因此，重商便成为楚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随武子称赞楚国“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这与《管子?小匡》“士农工商”的排列次第不同，说明楚人对商业的态度与诸夏迥异。为沟通中原商路，楚国与晋国所订盟约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凡晋楚无相加戎……交贽往来，道路无壅。”(《左传?成公十二年》)楚人在重视商业的同时，也尊重商贾，这突出表现在对外国商人的优待上。《左传》所记郑贾欲救晋荀?，可见郑贾在楚国的厚遇。范蠡经商致富后，因次子杀人触犯楚国刑律求助庄生向楚王说情，楚王竟“欲行大赦”，说明楚人对富商的敬重几乎到了任其放纵的地步。正是在楚国重商政策的鼓励下，一些豪商巨贾应运而生，一些大宗买卖几乎全由他们操持。在这些大商人中，可称作巨头的又要算是那些身为封君、享有特权的官商，鄂君启便是其代表。从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的铭文来看，他的商队陆路可带车50乘，水路可带船150艘，并可持金节免予征税，其活动范围则包括整个楚国④。

伴随着商业的发展，一些繁华都市在楚国形成。楚国商业发达的城市，主要有郢、鄢、宛、寿春、陈、上蔡、下蔡、吴等通都大邑。南郢是当时楚国的商业中心，也是各诸侯国中为数不多的几座大都会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记：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桓谭《新论》曾这样描绘南郢市面繁华景象：“楚之郢都，车

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宛，是楚国的铁器冶铸和贸易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说：“南阳西通武关入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位于今安徽寿县的寿春，既是战国晚期楚国的政治中心，也是繁荣的商业都市，故《史记?货殖列传》说：“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位于今江苏苏州的吴，本吴国旧都，自楚灭越兼有吴越之地，吴便成了东南商货辐辏之区。鄢是汉江中游在春秋时代已兴盛的城市。陈与上蔡、下蔡，分别为陈、蔡旧都，成为楚国都城或别都后，其商业繁荣程度有增无已。

在城市进行具体的商业活动的，主要还是一些中、小商贾。其中既有行商，也有坐贾。前者如《鄂君启节》铭文中“不见其金节则征”者和《韩非子?内储说下》所谓“贩茅者”;后者主要指零售商人，如《庄子?外物》所说的经营“枯鱼之肆”的小店主。此外，还有许多自产自销的农民和工匠也参与了城市商业活动。同对豪商巨贾采取保护政策一样，楚国对中小商人和小生产者的商业活动也基本持奖励政策。《史记?循吏列传》记楚令尹孙叔敖的政绩时说：“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鄂君启金节》车节说：“如载马牛羊以出内关，则征于大府，勿征于关。”这虽说是指对豪商巨贾的税收政策，但不可能不惠及中小商人。

楚国还专门在城市中设置了管理市场的官员――“市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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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一个专门市场又设有专职管理人员，如经营蒲席的市场便由称作“胥师”的官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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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管理人员的职能除维持市场秩序外，更重要的是征收市税。商业税是楚国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商业的繁盛，必定刺激货币的发展，这正如《史记?平准书》所说的：“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货币发展史上，有一个由物品货币到金属货币的演进过程。楚国的早期货币，也是一种天然贝――海贝，河南淅川下寺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海币，便是物证。随着黄河流域货币制度影响的不断深入，楚人跳越了从金属器具(一般商品)蜕变为货币(特殊商品)的阶段，直接以金属铸币，其时始于春秋晚期。事实证明，楚国是后来居上的，在战国七雄中，楚币的发展形态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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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越世家》说：楚国“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这“三钱”，大概就是现在已知的金币、银币、铜币三种金属货币。金、银、铜“三钱”齐备，唯楚独有。而以铸造时间论则以铜币为先。

楚国铜币，以形制分，则有蚁鼻钱、铜布和其他铜币。以它们的铸造时间来看，蚁鼻钱为最早。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楚蚁鼻钱大概始铸于春秋晚期。迄今为止，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陕西等省都有蚁鼻钱出土。蚁鼻钱是当时各国金属货币中最轻小的，每枚都在五六克以下，但其个体差别很大。这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铸造的蚁鼻钱也会不同，总的变化趋势是由大而小。蚁鼻钱是等量货币。比起刀、布、圜等形制的铸币来讲，蚁鼻钱具有体轻形小、含铜量少、价值低和以个论值等特点，所以它一出现就是等量货币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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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同时期流通的其他金属货币都还处于称量货币形态来说，这是其进步之处。铜币是等量货币这种币制，始于楚国，后来成为中国古代金属币制的基本形态。至于铜布币、圜形铜币和方(刀)形铜币，则是在中原货币形制的影响下铸造的，且为地方性货币，因而为数不多且流行不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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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币是楚国的主要货币形式之一。现有资料表明，楚国是最先铸造金币的国家，也是金币最多的国家。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先秦黄金货币都是楚国的。史称楚金币为印子金、版金、金钣、饼金等。现在一般将楚金币称作爰金。爰金是目前我国发现并已著录的最早的黄金货币。在已发现的爰金中，钤印有“郢爰”者占绝大多数，而且只有郢爰是全国性货币，其他则都是地方性货币。由于郢爰铸行时间最长、流通地域最广和出土数量最多，故通常以郢爰代指爰金，也就是楚金。从出土情况来看，楚金币的大量铸行是在战国晚期。铸行的金币就是爰金，有一定的单位重量，而且逐渐统一于郢爰。

楚金币是称量货币。其形制可分两种：一种是成方形或长方形的金版，一种是成扁圆形的金饼，二者都取象于龟。完整的一块，重250克左右，与楚制一斤(天平砝码一斤重251.53克)相近。“爰”字本来是金的重量单位(即重量标度)，标志楚金一版的重量，进而兼作币名。爰金(金版、金饼)中多数都有钤印，也有少数无印记的。山东峄县曾出土两件铜印，圆锥状，一端较细呈方形，刻有反书阳文“郢爰”二字，另一端有捶打痕迹，这就是钤打爰金印记的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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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现的爰金中，整版整块的金版金饼很少见，一般为散块状，存一印或两印，有的仅残存半印，形制又不统一，说明爰金多半是被切割后使用的。这样，尽管爰金已经具有某些铸币的特征，如钤打表示名称、重量等的印记，但仍未脱离称量货币的性质。爰金使用时必须观成色、称重量，才能定其价值，这是早期黄金铸币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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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金铭文都标明楚国都邑，而非某个大商人的印记，说明楚国政府已经掌握了铸造权。在已发现的楚金币中，除极少数为墓葬出土外，绝大部分出于窖藏。大量窖藏这一现象，说明楚金的主要表现形式还是贮藏财富。从文献记载可知，黄金的流通限于上层社会，而且只在国际礼聘、游说诸侯、国王赠赏、大宗交易时才使用。使用时动辄百金、千金，至少为一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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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楚金的流通范围。

以银铸币，始于楚人。楚银币的形制不止一种，与金币一样，也是称量货币。不过，它已迈出从称量货币向等量货币过渡的第一步，比金币发展要快，处于较高一级阶段。迄今所见的18块铲状银币，全部出土于河南扶沟古城村，同出的有还有楚金币392块，可知非楚币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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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银币铲首形状不一，即有长有短，有方有圆，有空有实;按布身长短不同，又可分为长、中、短三型。但是，18件银布之间的重量则差别不大，可能已是计个论值。据有关专家研究，楚国也有银版和银饼，但迄今仍未能获得这方面的确凿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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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以银为币材，是楚国货币文化的特点;以布为币形，是中原货币文化的特点。银布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统一，典型地体现了两种货币文化的融合。这是楚人对异族文化善于吸收的文化方针的真切再现。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度量衡走向定型化和制度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转折的历史进程中，楚人可谓捷足先登，尤其在衡器方面更是如此。

楚国的度器，迄今只出土过两件，均为铜尺。一件出土于安徽寿县楚幽王墓中，长22.5厘米;另一件出于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长23厘米。其形制与中原接近。

楚铜量已在安徽、江苏两省发现数件，说明楚国的量制比较完备。根据已发现楚铜量铭文可知，楚国政府为了通商和理财，颁发了标准的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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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已发现的楚量实测，其量制大致如下：1斗=10升≈2000毫升(或2250毫升);1=5升≈1125毫升;1升≈225毫升。

楚国的衡器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的楚墓中都有发现，而尤以湖南出土最多。楚国的衡器包括一根天平杆，两个天平盘和一套砝码，已知一全套砝码最多者为10个。据丘光明先生研究，楚国的衡制大致如下：1斤=16两≈250克;1两=24铢≈15.6克;1铢≈0.69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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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德俊先生研究，“楚国一套砝码中存在着等比数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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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楚人对数学科学的又一贡献”。

汉初统治者继承了楚国的重商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以致楚地商业在经受秦人的摧残后获了复苏并日益显示出蓬勃生机。据《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和《盐铁论?通有篇》等文献记载，先秦时期楚国繁华的都会，汉代仍旧是“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楚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和丝绸，仍然是国际市场上的俏货。《盐铁论?力耕篇》说：“……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由此可见，汉中央政府往往是凭借楚地的特产去换取异域他邦的珍奇之物。商业的繁盛使得一些富商家累千金，甚至出现了一些高利贷者。如《东观汉记》所记南阳人樊重“好货殖，治家产业，……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显然是一个高利贷者。西汉初期，楚地还一度使用过楚国的货币。在长沙地区的西汉早期墓中，出土有大量郢爰泥版，以及印有“金”、“两”、“黄金”、鄢”、“吴国茜郢”、“赐上金称于郢”等字的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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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是仿金版的明器。它反映了汉代楚人后裔对祖先贷币文化的向往和怀念。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汉平原优越的地理条件使之成为重要的商业绾?。《南史?蔡廓传》谓江陵是“雍、岷、交、梁之会”，同书《张敬儿传》也谓此地”良皮美临、商赂所聚”，甚至出现“郡少农桑，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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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江汉平原商业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当地矿冶业暂时停滞而导致的生产力系统中的缺陷因素，从而对楚地乃至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隋唐时期，江汉地区的商业也非常发达。襄、荆、鄂三州位于交通要道，起着联系外埠、转运物资的重要作用，因而带来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称“贾于蜀者，道出荆襄”。《全唐文?土?镇保宁记》说鄂州一线“大江浩浩，横注其下，其余控荆衡，走扬越，气势雄杰，……至于士民工商，连樯如云，心将沿于斯，溯于斯，……输其缗钱、鱼盐、丹漆、羽毛。”元稹《估客乐》诗云：“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这些记载都指出江汉诸州是商贾行贩的起至之所和必由之路，并强调了长江水道在东西贸易中的纽带作用。今南昌即隋唐时的洪州，其境内的赣江至唐代即成为南北商路的要道，商贾往来如织，甚至吸引着波斯人来此经商，《太平广记》就载有波斯胡商病死于洪州建昌县逆旅，为李灌收埋的事。据《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记载，唐代湘南同岭南地区已有水路可通并形成巨大商业网络，“私行商旅，舳舻相继”。

在宋代，楚地的商业活动也十分活跃。对此，当时著名学者杨时在给友人的信中曾作过如此描绘：“夫荆湖，望高地重，譬之据九达之衢，舟车之会，四方百物，盖衔尾结辙而至，明玑翡翠，夜光之璧，照乘之珍，为不乏矣。有人于此持千金之资，坐市区，售奇货，宜无不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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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长江中游两岸商业的发展，沿江城市人口急剧上升，以至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如《读史方舆纪要?南昌府》记“宋筑洪州城又倍于旧”。宋代鄂州城的发展更是惊人，陆游在由长江入川过鄂州时称其盛况云：“……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也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

元代，楚地商业极为繁盛，这当与元代政府积极推行重商政策有关。早在忽必烈即位初期，位于今湖北光化的光化军就是南北互市的三大榷场之一。由于湖广商贾川流，货财盈积，诱使盗贼横行，商旅货财时有被剽之虞。为保护商贾安全，哈刺哈孙曾率剿杀，自此“水陆之途始皆无梗”(《元史?哈刺哈孙传》)。当时长江中游的商业中心，主要有南昌、武昌、江陵、襄阳、谭州(长沙)等，它们控扼江湖，为南北贸易之枢纽。元末南方最大的农民军势力陈友谅汉政权建都于武昌，考虑到的不仅是军事地理方面的优势，而且也包括长江中游具备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一因素。

明清时期，楚地商业的发展以汉口的崛起为重要标识。明成化年间，汉水主流改由鲁山北道出口，其余诸道口相继淤塞，召来更多的拓荒者。明中期以后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经济发展的自然内力给汉口带来了新的活力。从四面八方迁入此地的居民利用四方商会带来的信息灵、市场近因而商品生产成本低和资金周转快等经济优势，促进了汉口地区商品生产与贸易的迅速发展。至明崇祯初年，汉口已呈现出“两岸居民，不啻若九牛一毛，而万舰千艘，有如?者，如革履者，如箕如斗者，?尾络绎，被岸几里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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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观。进入清代，汉口商业在明末战后复苏且再趋繁盛。目睹商镇盛况，清初历史学家潘耒写下了“汉通江水势斜，兵尘过后转繁华”，“北货南珍藏作窟，吴商蜀客到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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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诗。当时广东的铁制品、苏木、蒲葵、蜡等，福建的蔗糖、烟草，河南的棉花，江西的瓷器，云贵的木材，四川的粮食等都云集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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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成为与京师、佛山、苏州并驾齐驱的“天下四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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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的发展，同样标志着明清时期楚地商业的繁荣。刘献廷曾评价“荆州沙市，明未极盛，列巷九十九条，每行占一巷，舟车辐辏，繁盛甲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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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口和沙市相同，宜昌也是楚地一个商业兴旺的口岸城市。康熙时，“夷陵扼荆襄之门户，川楚之咽，商贾辐辏，舟车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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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繁华程度可想而知。

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城市为依托，而城市的兴盛又以商业贸易的发展为前提。从明清时期楚地长江沿岸商业城市崛起的史影中，我们不难窥视当地整个楚地商业贸易发展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