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民俗的形成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既有共性又具自身特点的商业民俗。上海地区商业民俗的形成和发展，同其他民俗事象一样，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唐宋以来，上海由于其有利的地理自然条件，得到了较快的开发，盐业、棉纺业、航运业迅速崛起，同时出现了一些因商贸活动而繁华的城镇，如北宋雍熙年间的华亭县，已是东南地区的名县了，每年的商税已达六万多贯。其所属的青龙镇已是一个海舶辐辏、烟火万家的重镇，有水道与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苏州、嘉兴相通，是苏州及东南地区主要的海上门户和河口港，来自漳州、泉州、明州、越州、温州、台州及广南、日本、新罗（朝鲜）的商船云集于此，可以想见当时商贸活动的繁盛景象。此后的上海镇（县）也是“氓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因纺织业而繁荣的如嘉定县安亭镇，至明代已有大小商店１５０多家，镇上布庄林立，成为土布交易的一个集散地。娄塘镇的土布市场，各地客商争相前来采购，装货的船只动以百计。浦东高桥镇不仅是棉纺业的重要集镇，而且是布匹贸易的大市集和重要港口，远销牛庄、营口等地。此外金山的朱泾、枫泾，宝山的罗店镇、大场镇，奉贤的邬家桥等，都已成为商贸集镇。但总体而言，在明朝中期之前，上海地区的商业活动基本上仍属于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集市贸易，店铺规模较小，以家庭式的经营为主。

明朝中期以后，东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海地区的商业资本日益活跃起来，不仅出现了数十个行会性质的会馆、公所，如商船会馆、布业公所、药业公所等，还兴起了早期的金融业――钱庄业。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年），加入钱业公所的钱庄已达１４９家之多。在有些行业内，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业资本控制生产的现象。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地区的经济已相当繁荣了。以棉纺织生产、贸易为中心的市镇多达１５０余个，其中的居民绝大多数从事手工业或商业，少则数百户，多则上千户。地处“浦流江汇”的上海县城一带，更是人烟稠密，商业兴隆。

开埠以后，上海的商业出现了畸形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与中国固有的集市贸易通过冲突和融合，逐渐形成了既不同于中国原有商业习俗又不同于西方商业习俗的一系列具有上海特色的商业民俗。

上海商业民俗是在商业活动中逐渐完善而形成的。如一些大型的商店都有一套较为成熟的店规店俗，但它的形成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我们在下文要分析的协大祥店规，从１９１２年开张时的“范围簿”到１９４７年《协大祥同记棉布庄店员规例》的１７章１６６条，其补充完善的过程前后达３５年之久。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商业民俗，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商业以赢利为目的的特性，既有良俗，又有陋俗。如旧时商家对职员的要求极为严格，客观上对提高职员的业务水平、提高商家的信誉及竞争力等都有很大的益处。如棉布店的职员必须掌握服装算料的本领，根据不同幅宽的布料以及各种布料的缩水率，再根据顾客的高矮瘦肥，帮助顾客算出该买多少料，方便顾客。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对于进货，规定不准收买来历不明的货物，同业务往来厂家发生交易关系必须开具正式发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以权谋私，防止假冒伪劣商品进门。又如对待顾客，职员不能有丝毫的怠慢，协大祥的店规中就明确规定“职员、学生如有侮辱、谩骂买客者，罚减俸金或立即开缺”。为了争取顾客，提高销售，店家往往动足脑筋出奇招，不断丰富商业民俗的内涵。如旧时上海的棉布店的商品都是不标价的，价格由职员随口报出，顾客购买时很方便。专营洋布的日新盛布庄老板就出过一个“招牌术”：叫人制作十几块吊牌，上面一一列上本店所售洋布的名称：“羽毛缎、三磅原布、细布、粗斜纹、细斜纹、毛哔叽、哈利呢”等等，并详细标上各类商品的幅宽、质地、用途，如“羽毛缎、羽绫，适宜于做鞋子面料、女子衣服”，“哔叽、红绿色的适宜于做孩童衣服”等。有了这一系列详细说明和介绍，顾客纷纷称便，生意自然兴隆，同行仿效，蔚然成风，成为一种新俗。

当然，受利益的驱动，旧时上海商业习俗中陋俗也是很多的，“以次充好”、“暗中调包”等屡见不鲜。如在介绍衣料的时候，为了提高料作的身价，都往著名产地上靠，国产的说成是进口的。在试穿衣裳时，如发现衣服太大，就在顾客的身后拉一把，有时还说，这件衣裳没有好好洗过，等落水洗后，还要缩小一点，使顾客打消疑虑，促成交易。如看到顾客试穿衣服稍小一点，就说这种衣裳穿起来宜小不宜大，现在穿穿正好，衣服也落水过了，不会缩小了等等。

总之，上海的商业民俗是伴随着商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完善的，演变的速度相对于其他习俗来说要快一些。同时，由于上海开埠以后，大量西方商人、商店进驻上海，受西方商业习俗的影响也要比其他地方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