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

元明清三代钦定的儒教经典。具体指 《大学》、《中庸》、《论语》和 《孟子》。《大学》和《中庸》原是 《礼记》 中的篇目，与 《论语》、《孟子》 合为一书，始于宋代。北宋程颢、程颐兄弟 (所谓 “二程”) 受时代思潮影响，厌弃汉唐经学咬文嚼字的繁琐学风，批评汉唐诸儒曲解古圣传经的真义，以至儒教在中国人心目中，逐渐变成了进入官场的敲门砖或咬文嚼字的死学问;而不是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他们从佛教禅宗那里受到启发，也假设了一个历圣相传的“道统”，声称这个 “道统” 由孔子经曾参、子思，三传至孟子，此后就中断了。据说，程氏兄弟才首次发现这一秘密，而且终于从古圣遗经中发掘出这一被湮没千载的 “道统”，这就是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中一脉相传的 “圣人之学”。按照程氏兄弟的说法，《大学》是 “初学入德之门”，为孔子弟子曾参所述;《中庸》是 “孔门传授心法”，为曾参弟子子思所述; 而孟子是子思门人，这样，从孔子而曾参，而子思，而孟子，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授系统。程氏兄弟自称直承千载不传之绪于孟子，也就是要超越汉唐经学，直接跟历圣相传的道统挂上钩。南宋朱熹祖述程氏兄弟的观点和做法，将四者合为一书，并为之作注，号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 《四书集注》，这就是 “四书” 一名的由来。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以理学思想为标准，广采博收诸家注释，故称 《集注》。《四书集注》 一反传统阐释学的神秘、附会，尤其是唐代义疏之学的烦琐，而代之以一种简明、平易、洗练的风格，体现了宋代经学注重义理的时代特色，是儒教在佛道二教流行之际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需要的成功尝试。朱熹注释《四书》，前后四十多年，据说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 《大学》 的注释，以求尽善尽美，可谓 “死而后已”。自元朝仁宗时，科举考试始以 《四书集注》 为钦定标准，明清两朝不变，因此，在这六百多年的时间里，《四书集注》 继唐代孔颖达主编的 《五经正义》 之后，成为读者最多的儒教经典。从经学历史来说，《四书集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汉唐是 “ 《五经》 时代”，而宋代以后是 “ 《四书》 时代”，而宋代理学因而曾被称为 “新儒学”。

说称四子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宋以前诸史 《艺文志》均将《论语》列入经部，将《孟子》列入子部。《大学》、《中庸》均为《礼记》 中的两篇。宋儒程颐、程颢表彰《大学》、《中庸》，与 《论语》及《孟子》并行，奉为理学经典。至朱熹完成《四书章句集注》，始有《四书》之名。自南宋以降诸朝，《四书》受到重视，列入宫廷教育内容。明清时被作为经筵、日讲的主要教材。同时，自元皇庆二年 (1313)，规定为考试课目必须在 《四书》 内出题，并以朱熹集注为依据。

儒家四部经典的合称。指《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两篇。《大学》提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庸》肯定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是“中庸”。《论语》和《孟子》则记载了孔子和孟子的言行思想。宋代，《孟子》由子升经而与《论语》并为科举试士之书，《大学》和《中庸》亦受到空前的重视，司马光、二程等皆为作说解。宋儒将四者并列，作为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认为其代表着由孔子经曾参、子思传到孟子这一儒家道统，反映了儒家的主要思想，是学习“五经”的阶梯。朱熹尤倾毕生心力撰成《四书章句集注》，构筑了从“初学入德之门”到“孔门传心之法”的完整思想体系。自此，“四书”之名始立，地位亦日益显要，诠释“四书”之作接连问世。南宋末年，许多学校用“四书”作课本。元延钓初年，科举考试规定第一场考试须在“四书”中出题。此后，“四书”遂代表最基本的儒家经典，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教育的官定必读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

古代教学用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合称，与《五经》一起长期作为封建时代的教学课本，并被定为科举应试的标准用书。《大学》、《中庸》均为《礼记》中的篇名。《大学》为古代论述“大学”道德教育的目的、内容、程序的专著;《中庸》为系统反映儒家认识问题与处理问题的观点、方法的哲学专著;《论语》是孔子的后学以语录体形式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一向被奉为“圣人之言”;《孟子》为孟子的弟子与后学所记述的有关孟子的言行，始为宋代儒家尊为经典，列为必读课本。后因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才有《四书》之名。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的合称。宋代以《孟子》升经，又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配合。至淳熙年间(1174―1189)，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的说法开始被人们接受。此后，长期成为封建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封建政府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