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 西洋楼 区断柱残垣的美感

北京圆明园遗址、残迹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俗称所谓“西洋楼”区的断柱残垣。(图一)“西洋楼”于1745年(清乾隆十年)在长春园北墙外陆续兴建。1864年毁于英法侵略军之手。现今只剩下断垣残壁、孤柱独持，蒿草丛生，满目疮痍，于晨晖、夕照之际显出力度感很强的悲壮的美，它是近代中国饱受外侮之屈辱的象征，直至今天，每一个有血气、有良心的炎黄子孙，无不感慨系之。所以，多少年来，“西洋楼”残迹，常常被摄入电视镜头，无数游客在这里摄影留念，追思如烟的岁月，企盼伟大中华辉煌的未来。张爱萍曾填《如梦令》词：“秋日偷闲郊游，圆明遗址人流。怒目看废墟，不齿联军寇仇。整修、整修，还我河山锦绣。”魏传统于“秋十月游圆明园，得爱萍同志如梦令。予以浣溪沙酬之”：“圆明水系依旧流，断桥风物满目秋，昔日福海变田畴。欣君赢得如梦令，时人勿须空发愁，步履同吊西洋楼。”而艺术家王昆仑则高吟：“对此真应大笔书，国仇民恨敢模糊。振古兴今非易事，心齐万众有前途。”(以上三诗见《圆明园》第一辑)所有这些感受与诗作，充满了对圆明园“西洋楼”残迹之美的爱恋，这是一种审美移情的表现。

这种美感，来自对圆明园遗址残缺之美的审美移情。自然，不是所有建筑形象都具有美感，也不是所有建筑形象都具有这悲壮之美，更不是这圆明“残迹”对一切人都能激起审美移情，只有那些契合了人一定的审美生理、心理机制的建筑形象，才能给建筑之美的审美移情带来契机。建筑“空间对于我们要成为充满力量和有生命的(引者：即能引起审美移情的)，就要通过形式(建筑形象)”。“因而，审美的空间是有生命的受到形式感染的空间。它并非先是充满力量的、有生命的而后才是受到形式的。形式的构成同时也就是力量和生命的形成。”(立普斯《空间美学和几何学?视觉的错觉》)

这就是说，当圆明园这样的“空间意象”即建筑形象被审美主体所感悟时，就意味着本来不具有 “力量”和“生命” 的建筑物被 “生命化”、“人格化” 了。

这便是建筑之美的审美移情的奥秘。

这种中国建筑美文化的审美移情所应强调的本质，是审美主客观的统一，即“对象”的审美“自我”化(人格化、心灵化)，审美 “自我” (心灵) 的 “对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