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尺度

宋元时期，诸多城市都获得了发展。北宋首都东京(今开封)、南京(今洛阳);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辽代南京与金代中都 (均位于今北京西南郊); 元代大都(今北京)以及手工业、商业都会扬州、平江(今苏州)、广州与泉州等，形成了群星璀璨的局面。

北宋首都东京，原是唐代之汴州，位于黄河中游平原、大运河交通之中枢，宋太祖建都于此。该城周长，为唐制20里许，称为内城。又有外城，周长为宋制48里许，为周显德所筑。(图一)太祖略筑城之东北一隅，仿洛阳营国制度修筑大内宫殿。宋真宗时，因“都城之外，居民颇多”，“复置京新城外八厢”。宋神宗、徽宗再缮修外城，则城域又稍增广。(参见 《宋史》)

图一 北宋东京平面简示图

据文献所记，北宋之东京为三重城制，此即外城、内城与宫城 (大内)，每重城墙之外均有护城壕渠环卫。今测得外城周长19公里，城墙每百步 (约155米)有防御设施。其南为三门、另筑水门二，西设五门，北与东各为四门，其门制颇随意，不符《周礼?考工记》之制。每座城门上建城楼与敌楼。内城即唐汴州之外城，位于外城中部稍偏于西北，周长9公里，每面各设三门，符合 “考工”之制，这里是部分宫殿以及衙署、寺观、贵族住宅以及商店、作坊之所在。宫城又位于内城之中部偏西北每面各设一门，凡四门。城之四角建角楼，南城墙有正门丹凤门 (宣德楼)、设五门洞，其周长当更小。从这东京的面积、规模看，已难与唐都长安之广阔相比，长安面积84平方公里，有街衢宽至200米，最狭的也有50米，东京的主要街道都通向城门，一般也是较宽畅的，但决无200米之巨，相反，许多街路均较狭窄。如太宗年间，东京城内 “比汉唐京邑繁庶，十倍其人” (《宋会要》)，这是商贸繁华之故。致使“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汴京遗迹志》)，以至于迄北宋盛世，有 “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宋会要》)之叹。可见其占地未广，有局促之感。

又如元大都，其规模不可谓不广，周长南北为7400米，东西为6650米，面积约50平方公里，但比起唐都长安，又相去甚远。这种城区的缩小，说明处于宋元时代的中国人，其文化心态与审美理想是，宁取造物之精致而少恋其广大。

这一点也同时表现在陵墓建筑上。以北宋从太祖之父的永安陵到哲宗的永泰陵这八陵为例，它们就比较拥挤地集中在河南巩县洛河南岸的台地上，分布于相距不过10公里的范围内。宋陵的葬制大体沿袭唐风，但不同的是，宋陵规模一般都较唐陵为小。这固然因为宋代帝王一般不在生前为自己修建陵墓，规定在驾崩七个月内即须下葬，因而从选择陵址、采石运料、到建造陵墓，时日短促，这限制了陵寝的规模。而更重要的，是经济实力使然，宋室对外族常赔款求和，他们再怎么残酷盘剥老百姓，也囊中羞涩，也就拿不出更多的钱财来建造巨硕、豪华的冥府。以宋仁宗之永昭陵为代表，由鹊台到北神门，南北轴长551米，城墙长242米，陵台底部方56米，高13米，亦不算高巨，不能与唐太宗的因山为陵的巨大规模相比。南宋诸多帝陵的规模更为“寒酸”。由于心理上总感到偷安于临安，日后收复中原，还将回葬于中原大地，故其帝陵的兴建带有临时性质。如在绍兴一地兴建的陵墓，虽设上下宫，而无神道之石像生，且将棺木藏于上宫献殿后部的龟头屋内，用石条密封，以待迁移，其规模更显狭小。

这自然不能一概而论，错以为宋元之所有建筑类型在尺度感上均小于隋唐及秦汉之制。但在宏观尺度上，比如城市、宫殿、陵寝之规制上，确有明显的尺度大为减缩的趋势，从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心态是值得注意的。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云，“宋朝建筑的规模一般比唐朝小，无论组群与单体建筑都没有唐朝那种宏伟刚健的风格，但比唐朝建筑更为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在装修和装饰、色彩方面，灿烂的琉璃瓦和精致的雕刻花纹及彩画，增加了建筑的艺术效果。”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亦指出，“北宋宫殿布局不如唐代恢宏，因为它的宫城是在州级子城的基础上扩张而成，仅2.5公里周长，规模受到局限。它的轴线从宣德门只到主殿大庆殿为止，内廷不复保持对称格局，这些都是气局不大之处。”都城规模不大，必影响宫殿建筑群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