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变，道亦不变

远在商周时期，我国中原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以君王为权力中心的统一国家。战国时代铁器的使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在此时进入先进的封建社会。秦始皇灭六国之后，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后，这种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在我国竟延续了二千余年，经济结构也始终以自我调节和完善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人们的生活相对来说是平和、稳定而有限制的，他们没有古希腊人那种敢于探索的冒险精神，也没有热烈而奔放的宗教和艺术之追求。对于建筑，他们也没有看得很重，认为只是人类遮风避雨的一种日用设施。这样，只要满足了使用，也就不大想着去改造它。特别是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意见，确立了儒家学说为古代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似乎从思想上规定了我国文化稳定渐进的框框。儒家学说尊重宗法和提倡中庸之道，这就带有着传统主义和稳定抗变的倾向，对建筑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小影响。

“中国生活方式一贯的主要特点就是传统主义和反对改革，他们的建筑史最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M.Sullivan《中国艺术的遗产》) 西方史学家的这一评述，基本上是客观的，像“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样的警句，的确是古代文人行为的一种准则。建筑上最早的祖宗之法是被周天子纳入礼制的 《周礼?冬官》，因原书亡佚，汉代起便以类似的古籍《考工记》替之，于是里边记载的宫殿和城市的布局规则便成为历代建筑营造的法规，一直到明初营建北京城，还是遵守了它“前朝后寝，左祖右社” 等的规定。

敬重祖宗、恪守祖制的思想与一贯的追求大一统、稳定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结构的小农性质是合拍的，要求对先前的建筑形式、结构技术不要多去改动。所以我国古建史上就不可能发生西方那种风格的突变和技术手段的更新。在建筑立面形象上，从秦汉到清两千年中，台座(或台基)、柱子加斗?、大屋顶这三段式的基本造型依然如故;在平面组合上也往往不分使用要求，都以单体和院落沿地面向外扩展，形成层层相套的院落。日本建筑史家伊东忠太曾归纳了我国各类古建筑的平面形式，结果发现彼此均很相类似。当然，他所举的实例都是较正规的著名古建筑，是属于“官式”一类的。要说古代各地的民居小筑或花园中的亭台，变化和发展还是很明显的。就是“官式”建筑，在历史长河中也在不断发展着。以大屋顶来说吧，从汉唐到明清，其坡度越来越陡，出檐越来越小，斗?也由结构构件渐趋装饰化，显出汉魏的古拙、唐辽的遒劲、两宋的舒展、明清的严谨。然而，这些局部的变化似乎还不能带来整体风格的多样性，某种意义上只具有渐变的特点。

梁柱组合的木构框架从上古一直沿用到清末，是我国建筑文化系统稳定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人类早期的建筑活动，出于取材加工的方便，一般都以树木为主要结构材料，随后渐渐被石材所代替。在西方许多地区，这种替代发生得非常早，前边提到的古埃及、古希腊的重要建筑都经历了这一结构的转变。特别是神庙建筑，为了确保其永久性，往往逐步以石构件来代木，如希腊奥林比亚的希拉神庙，每当围廊木柱朽坏一根，就代之以石柱，由于替换是在很长的时期中进行的，以致换上去的石柱根根不同，明显带有各时期的风格特色，有较强的历史可读性，而这种替代却没有在我国古建筑中发生。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石材加工曾有一定水平，能加工硬度很高的玉。到汉代，工匠们已经建造起恢宏精巧的石阙，墓室中不但使用了石仿木的梁式结构，还出现了砖石的拱券。隋代，著名匠师李春造的赵州桥已科学地应用了带有小敞肩券的大型浅弧状?，净跨达37.37米，而西方出现类似的?桥，则在一千多年之后。这说明，在古代，我国的石结构技术并不逊于同期的西方国家。但是，为活着的人服务的正规建筑却一直没有砖石结构的地位，人们感兴趣的是对木结构系统的不断改良，以维护建筑文化的同一性。

当代西方著名建筑理论家拉普普在 《住屋形式与文化》一书中，曾对有些建筑型式历久不变的原因作过一些分析，似乎也适于我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系统：

某些形式被当然地接受而历久不变，是由于它所在的社会常常趋于传统指向的，它说明了形式和其所由生的文化间的密切联系以及某些形式固守了如此之久的事实。……这个“模式”慢慢地调整，直到满足了大部分文化，实质和维持方面的要求，就成了 “定型”。

毫无疑问，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我国封建社会是趋向于传统的，木结构建筑系统历久不变正是由这种社会趋向与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其中，古代正统的哲学思想影响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