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民俗文化的特色及其演变

天津的民俗文化有着深厚丰富的内涵和突出的特色。表现在建城设卫、生产、商贸、文化、饮食、服饰、家族、民居、交通运输、人生礼仪、岁时节日、信仰及民间艺术与游艺竞技诸方面。

天津老城城墙

明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年）朱元璋去世后，其孙朱允?继位为帝，其子朱棣以“靖难”为名，向其亲侄子朱允?发动了争夺王位的战争。建文二年（１４００年）九月，朱棣率军由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昼夜兼行”，破沧州，打通了南进之路。赐直沽以“天津”名，意为“天子济渡之地”。为此，天津老城北门外的渡口处，曾建有“龙飞渡跸”的牌坊以示纪念。

朱棣称帝后，认为“直沽海运商泊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于是，在明永乐二年至四年（１４０４―１４０６年）先后设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于直沽，并令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等筑城浚池，建天津卫城。

天津卫城垣有“赛淮安”之美誉。其长９里１３步，高２丈５尺。设４门，门上建有城楼。城垣东距海河２２０步，北距卫河（南运河）２００步。由于初为土筑，故至弘治初年已颓圮不堪。弘治四年（１４９１年）天津兵备副使刘福积累帑项，于弘治六年（１４９３年）委都指挥使陈达用了两年的时间用砖包砌，在四门之上重建城楼并为四门题“镇东、定南、安西、拱北”之名。

明代天津的城市生活，具有典型的封建性。在城市上层中，“日以戈矛弓矢为事……争相骄侈为高。日则事游猎，从歌舞，俱在绮纨绔之间。”

清顺治九年（１６５２年），天津三卫合一，统称“天津卫”，这一名称也成为天津城市的代表。

天津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天津农、林、牧、副、渔、盐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中作为经济支柱之一的渔、盐及手工业生产习俗颇具特色。行业有组织，生产有规程，开工须祭神。特别是随着元代漕运的发展，为之服务的手工业发展更为迅速，各类作坊相继应运而生。尤其是开埠以后，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又从客观上刺激了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以三条石机械工业区为代表的民族工业形成规模。到了清朝末年，天津已成为华北地区民族工业的重要基地。

明代筑城后，漕运发展，商业繁荣，财聚四海，“民喜为商贾”。天津凭借海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汇南北舟车，集八方商贾，迎海运漕粮，纳吴越百货，成为华北地区商业中心。清代漕运、盐业、粮业更发达，经济空前繁荣，“轮蹄辐辏，舳舻扬帆，往来交错，尽昼夜而无休止”。东门内、北门内及东门外宫南宫北大街，商号林立，钱庄、银号栉比，商贸发达，各业俱兴。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民众惨遭烧杀抢掠，商民损失巨大，元气大伤，商业萧条。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城墙拆除后，改为东、西、南、北４条马路，店铺贾摊沿街而立。继而北马路的北洋第一商场、国货售品所以及商业总会、天津工商研究总会等私商机构相伴而起，形成以东北角为中心，向北马路、东马路延伸的商业区。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３０年代，商业中心逐渐南移到租界地。劝业场、小白楼等街区日渐繁华，周边形成规模商业区。商业资本大量投入，旅店、饭店、商店、影剧院、歌舞厅栉比鳞次。尤其是入夜，灯火通明，觥筹交错，轻歌曼舞，是闻名全国的享乐之乡，并有“东方小巴黎”之称，成为天津重要的商业、娱乐、休闲中心。

天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２０世纪以后出现的“银行热”，尤以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以后进入繁盛时期。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银号，发展更为活跃。由于天津金融业可以一直辐射到华北、西北腹地，因而成为北方地区的金融中心。就金融业的总体规模而言，天津仅逊于上海而跃居全国第二位。

随着天津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商人阶层尤其是盐商阶层的迅速崛起，使城市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清代中叶著名学者纪昀到天津后曾写道，天津擅煮海之利，故繁华颇近于淮扬。……文士往来于斯，不过寻园林之乐，作歌舞之欢，以诗酒为佳兴云耳。豪于家财而风度彬雅的大盐商们广交、延揽南北名士，附庸风雅，形成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圈。驰名中外的由查氏盐商修建的私家园林―――水西庄就曾经是当时全国各地文人墨客聚集结社的著名场所。商人的倡导和世俗化的倾向以及城市社会商人与官僚身份的结合成为清代以来天津城市文化的最显著特点。

带有商业色彩的地域文化，影响着城市居民的风俗习尚。特别是自清代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以后，天津开为商埠，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典型城市。西方文化的侵入，加之天津人杂五方，使天津的民俗风情丰富多彩，形成了以老城为中心的民间传统文化，以九国租界区为中心的租界文化和以海河三岔河口为中心的漕运（码头）、妈祖文化。三种相互交融又各具风采的民俗文化风貌，具有都市民俗所特有的个性和魅力，成为浓缩中国近代历史的宝库。

津地饮食丰富，民众爱吃会吃，尤喜食海鲜，素有“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之俗语。“二月河豚八月蟹”，应季时鲜，到时必吃。民谚“天津卫三宗宝，银鱼、紫蟹、大红袄”中之银鱼、紫蟹皆为天津特有的名贵海鲜。另有将银鱼、紫蟹、铁雀谓之“三珍”之说。由于曾有许多清朝遗老遗少、文人、政客、军阀等寓居津门，商人之间的交易和达官显贵的宴饮，影响并形成了津人好“下馆子”之风尚。每遇熟人在饭庄相遇，还讲究“添菜”之礼。津人擅长烹饪，口味既有“南甜”，又有“北咸”，且酸、辣、香、麻一应齐备。津菜菜系以扒、烹、烧、炒、煎、烙、烤、煮、炝、腌、酱、凉拌等为主要烹调方式，并以“八大碗”配置宴席菜肴。当时的“八大成”、“十二楼”等２０多家饭庄的菜肴各具特色，享誉全国。

天津民间小吃风味独特，特别是适应旧时河海南船北马的劳动人民需要而出现许多即食快餐，这些民间美味小吃不仅可在饭店享用，也可在街头巷尾行走食用。像后来的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桂发祥大麻花等民间小吃不仅是旧时朝廷指定的御膳，也是今天享誉世界的美食佳品。

天津服饰颇具特色。富足者衣饰追求华丽气派和时尚，面料考究，做工精细，款式新颖，极尽豪华奢侈，且不同场合穿用不同服饰。女服更讲镶滚沿边，色彩艳丽，雍容华贵，有“贫学富，富学娼”之俗语。无论贫富，皆崇尚红色，尤以新妇为甚。而贫困游民，其指身为业，日挣日吃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服饰具有典型的职业特点，夏着“短打儿”，冬着“二大棉袄”、“空堂”棉裤，脚腕扎腿带子。妇人则多着“一裹穷”。贫富差异相当明显。

天津旧时曾出现许多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其存在和发展的共同特点是必须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同时家族的维系还必须靠家族成员间共同经营一种产业来作为依托，实行家长制管理。一般大家庭都有严格的家规家法，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富足者均有家塾。另对祖先极为崇拜，推崇孝道，兴建家祠、宗庙，兴修家谱。但天津市区的家族观念不如郊县农村强烈，特别是清代乾隆、嘉庆以来，城市商业经济不断增长，社会控制松动，家族的外部职能受到更多的重视，“家族主义”淡化，大家族减少，并逐渐由复合家族向单一家族过渡。

至于亲族关系则重视母亲家族，“娘亲舅大”，舅舅的权威性可决定外甥的婚姻、分家等诸多事宜。

另对结拜兄弟、姐妹及拜认干娘等干亲比较讲究。

传统民居以四合院为主，并有三合院、筒子院、独门独院和门脸房等。尤其推崇大四合套院落，以横向连接的两侧跨院多为富，以纵向连接的进深院落层次多为荣。并讲究装饰砖雕、木雕和石雕。城厢内民居多坐北朝南。

随着前清遗老、军阀、政客等寓居津门，在租界区内相继营造了不少风格各异的花园别墅、洋楼。这些带有异国风情的豪华邸宅多由外国人设计，造型美观，装饰考究，内部均有栏板护墙，雕刻花卉、动物等吉祥图案，大多为二至四层楼房。像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张学良以及庆王府庆亲王奕?的邸宅均为上乘。有的采用中西合璧的手法，将中国古典园林与西欧建筑风格有机结合，清雅别致。

郊区运输，除河船外，多系单套或双套的两轮木制马车；市内运输，则多为人力双轮或独轮车；一般小贩和短途运输则为肩挑。

城市上层人物代步的交通工具为轿和马，轿又分四人官轿及两人轿。官员乘轿要求走得平稳，而商人乘轿却要轿夫“飞轿”，跑步行进，以示有“派儿”；两人轿，多为妇女乘坐。乘马者多为武官，间有英武少年骑马游猎于近郊。２０世纪初，租界地外侨和中国官僚、军阀均拥有私人汽车。有轨电车也以环老城４条马路和日、法、意租界区域绕行。人力车、四轮马车和自行车得到广泛使用。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为中国北方“泽国水乡”。水路交通运输主要靠摆渡、浮桥和陆续建的可开启的钢桥。中国革命著名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就是在金汤桥会师的。

人生礼仪纷繁复杂，多姿多彩。虽为工商大都会，但仍有较浓厚的封建小农经济意识，崇尚封建孝道和伦理，追求多子多福，家大业大，子孙满堂，以养育五男二女为理想生育模式。求子育子诸礼莫不以祈求福寿安康为目的。

婚姻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彩礼重聘。无论娶媳聘女皆大操大办，讲排场，比阔气，奢靡至极在所不惜。

丧葬之礼更为奢华，缛节俗例比比皆是，推崇大出殡，重棺椁，重寿衣，事死如事生。旧时，祝寿（一般五六十岁的人才开始做寿，年轻人一般不过生日，一是怕折寿，二是会被大家耻笑）讲究宴请宾朋，请戏班唱堂会，尤其对６６岁生日格外重视，有“六十六不死掉块肉”之俗谚。

津人为公好义，受元代漕运及居民多为明代屯兵后裔人口杂处五方的影响，码头习气、行武之遗风尚存，民众多聚义互助，热心公益，不仅有水会、杠子房、小大院儿等社会公益职能组织，还因其商贸发达，成立了许多相对具有约束力的民间职业社团组织及客商寓居津门所建的会馆、乡祠。普通居民喜出入相招，守望相助的邻里之情，但攀比之风颇重，好散财“买脸”。

长期漂泊无定的生活，培育了津民喜团聚、好热闹，钟情年节时令的庆贺活动。尤其对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民俗节日倾注了大量心血，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火暴、喜庆，尽力渲染和营造年节气氛，并形成诸如“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合子往家赚”的春节期间特定的传统食俗惯例。

民间信仰广泛庞杂，清中叶以前，共有各类庙宇５００余座，儒、释、道及民间或地方崇拜诸神无所不有，为全国罕见。自然物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民间杂神崇拜以及跳大神、算命、看风水等活动极为盛行，特别是对神灵的信仰目的性极强，多祈求保佑现世生人，功利色彩较重。

在诸多民间信仰中尤以对海神天后崇拜顶礼至极，其与天津本土文化紧密结合，成为护佑三津的福主和城市保护神。津门历史也多与天后文化紧密相连，不仅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历史佳话，而且对天津经济、文化、风俗习尚等诸多方面均产生重大的影响。

天津民间工艺美术受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及世俗欣赏需求影响，形成了种类繁多，地域特色浓郁的特征。“泥人张”彩塑、“风筝魏”风筝、“刻砖刘”刻砖、面塑、木雕、石雕、根雕、杨柳青年画、塘沽版画、剪纸、彩灯、地毯等众多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被称为民间艺术之绝品，名扬海内外。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相声、时调、大鼓、快板等大众化戏曲和曲艺在津十分兴盛，这些戏曲虽大都起源于他乡农村或城市社会下层，但有的最终在天津形成正式的艺术流派，有的在天津成熟或“走红”，从而使天津成为中国主要戏曲艺术产生的摇篮。特别是名角儿的演唱，不在天津唱红叫响就难以走向全国，过“天津关”是演员成名的标准，因而天津也是培养戏曲名家的摇篮。戏曲的繁荣也使茶园、戏园大兴，成为旧时民众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

民间音乐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演出团体多以“老会”、“圣会”呼之。法鼓、大乐、十番、杠箱、高跷、秧歌等传统乐舞十分普及，各会所在社区居民均以公益事业视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平日自娱自乐，为茶余饭后消遣之乐事。逢年过节或重大庙会活动出会表演，为本社区增光添彩。闻名于世的天津皇会，在举办期间，曾是民间各道乐舞老会、圣会大显身手，争妍斗艳之大好机会，故每逢皇会举办之时，全民热情参与，最多时有１１０多道会的表演，近５０００位演员。《天津天后宫皇会行会图》中就有对此的详细记载。这一调动全民情绪，达到万人空巷的民间盛会终成为当时“全国各省惟一的神话盛事”。这些民间音乐舞蹈已被当今各道民间花会所继承。

民间游艺竞技项目十分丰富，除放风筝、抖闷葫芦、踢毽等全民性普及竞技游艺项目外，部分群体以玩鸟、玩鹰、斗蛐蛐等为乐事，少年儿童尤其是男童的游艺竞技项目则多为室外追逐内容。租界社区侨民则多以舞会、音乐会、赛马会、击剑、草地网球、水上快艇、板球、马球、回力球等为消闲方式，这些项目也影响了近代天津的城市生活。

为了更好地突出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独特风韵，本书将围绕天津地区汉民族民俗进行描述，并以记叙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民俗事项为主。同时以“旧时”一词作为断代时间标志，将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范展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