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六宗

奈良时期(710―794)是中国宗派传日的初期。传入的派别有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和华严宗。严格来讲，前四宗的传入均在迁都奈良以前，因其兴盛在迁都之后，故也划在奈良佛教内。各宗皆以当时京城奈良为传教中心地，日本佛教史习惯称为“奈良六宗”。

三论宗是日本有佛教宗派的肇始，由曾入唐随吉藏受教的高丽僧慧灌传入。推古三十三年(625)，慧灌初来日时，正逢大旱年景。他奉敕讲三论求雨而奏效，得到日廷的赏识，被授与僧正，奉旨在宫中讲三论宗。其门下人材颇多，如在大化革新中鼎力相助的僧?及慧云、灵云等都为其高足。其弟子智藏于天智朝入唐(具体年代不详)，拜嘉祥大师亲受三论要义。回国后在法隆寺盛弘三论宗。701年，其弟子道慈随第八批遣唐船入唐，留学十八载，从吉藏法孙元康受空宗奥义，并历访了诸山名僧。因广学多闻，学业颖秀，曾被选入唐宫讲《仁王般若经》。归国后居大安寺，传三论宗，兼传法相、律宗等。史称慧灌、智藏、道慈“三论一宗从唐土传入有三代传”。

三论宗传入日本三十年后，中国法相宗也传入日本。其最早传播者是元兴寺沙门道昭。653年，道昭随第二批遣唐使赴唐，投玄奘三藏门下，受到亲切的扶掖，授以观门。道昭在唐七年，还傍学了禅学，归国后以元兴寺为中心，巡历各地，盛张法相法筵，此为日本法相宗的初传。698年，他以七十二岁圆寂于元兴寺，据他的遗言举行大葬。这是日本举行火葬的开端。658年，智通、智达乘新罗船入唐，谒玄奘、窥基学法相教义，业成返国。以上两传称日本法相宗的南寺传或元兴寺传。703年，智凤、智鸾、智雄相偕入唐，受学于仆阳智周，为日本法相宗第三传。716年，智凤的再传弟子玄?与第九批遣唐使团同行入唐，仍就学智周习法。归住奈良兴福寺。以上称法相宗北寺传或兴福寺传。这样，通过四批日僧的弘化和努力，中国法相宗逐渐在日本发展起来，尤其在奈良时代和平安初期，该宗人材济济，对唯识论、因明学、瑜珈论的研究甚是精细，涌现一大批学识渊博的高僧学者，成为当时日本佛教思想的主流。

成实宗和俱舍宗是作为三论宗和法相宗的附宗一并传入日本的。其研究及弘布均由三论宗僧和法相宗僧担当，并未开创寺院，独立传教。

日本华严宗一般以新罗僧审祥为初祖，日僧良辨为第二祖。但华严章疏的传入，则是唐大福先寺道?于736年渡日带来。审祥曾师事我国华严宗集大成者贤首大师，精通华严宗深义。据传，审祥初来日时，居大安寺，其才学德行能还不被世人所知。740年，日僧良辨受梦境所托，特邀审祥在金钟寺首次开讲《华严经》，一讲便是三年。此为日本华严宗创宗之始。该宗传到日本后，很得日本朝廷的信奉。圣武天皇治世时达到顶点。圣武天皇试图以华严思想来实现其政教一致的理想，敕诸寺讲说经论要以华严经为本;敕中央寺院东大寺为华严宗大本山，封户五千，水田一万町，并亲写愿文“以世代国王，为我寺檀越。若我寺兴复则天下兴复，若我寺衰弊则天下衰弊”，告诫后世不道之主，苟犯此命，必堕地狱，永无超脱之期，诸天善神，必降大祸与后世子孙。华严宗俨然成为国家宗教的象征。

中国律宗传入日本可谓是坎坷艰辛。日本的戒律，最初是司马达等之女善信尼前往百济受戒传来的，推古朝虽有律师来日，但不足称道。678年，天武天皇朝道光入唐受传戒律;735年，道?应入唐求律僧荣睿、普照之邀来日，在大安寺宣讲所携来的《律藏行事钞》。但以上两师未举行过登坛授戒仪式，不能称纯粹的律宗在日植根。至742年，唐高僧鉴真受荣睿、普照的盛情相邀，率众弟子携经论法物来日，建戒坛授大戒，遂开创日本律宗，鉴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

通过对以上诸宗的剖析，可以看出，奈良六宗的法系源于中国，教义也基本承袭中国宗教的固有教义，没有什么创新与发展。因当时的信奉者主要是朝廷贵族，他们只期望借助佛教延年益寿，消灾治病，祈雨护国，并不求明了经义，因而佛教多在建寺、造像、写经、诵经方面兴隆。另外，奈良六宗虽称六宗，但宗派间的界线并不严格。其区别主要在对佛经的学习、注疏的侧重面不同，而不是源于信仰的分歧。因而当时一寺不单单弘布一宗，一人兼学二宗或三宗者也很普遍。日本已故的著名佛教学者村上专精又称奈良六宗为“学派佛教”，反映了中国宗派间较融合和宽容的特点。

玄奘三藏像(日本宝严寺藏)

十三世纪描绘鉴真东渡的日本名画《东征传绘卷》(局部)

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为了削弱奈良佛教的势力，下种种诏敕，革厘佛教，并积极扶植从唐新传入的天台宗和真言宗，终使两宗成为日本平安时代的代表宗派。

天台宗传日功归最澄。804年，最澄乘第十七批遣唐使船舶入唐，求取尚未传到日本的天台宗经释典籍。他先后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教义，受菩萨戒;随?然学牛头禅;师事越州龙兴寺顺晓习密教，受秘密灌顶。在唐一年，所学法门遍及天台、密、禅、戒。805年归国，入京师奉天皇敕命为南都八高僧讲授天台宗法门，又在高雄山寺建筑法坛，为八大德授灌顶。这是日本有灌顶之始。后扩展比睿山规模，以此作为弘传天台宗的基地。最澄为了兴隆大乘戒法竭尽努力。他力排奈良僧众的非难，上奏朝廷，请求敕准睿山脱离僧纲的统摄，在睿山另建大乘圆顿戒坛。822年，大师未能如愿而圆寂。灭后翌年，天皇批准大师的奏章，准予传授大乘戒，并赐延历寺敕额。此后，天台睿山呈繁荣盛况。 日本天台宗弘传中国智法系，并在此基础上，接受了禅、密二宗及菩萨圆顿戒，主张圆教(天台)、禅、圆戒(大乘戒)、密教合一。后在密教的发展上尤为突出，故有“台密”之称。这是有别中国天台宗之处。

真言宗的传日者是空海。804年，他与最澄同期入唐，拜长安青龙寺惠果为师，得受金刚、胎藏两部密法，继密宗第八代祖位。又从般若三藏等人受学《悉昙》。806年归国后，于东寺和高野山创根本道场，树立真言宗规模。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空海所著的《十住心论》十卷。这是日本佛教史划时代的著作，也是日本最早的一部宗教哲学思想史，深刻地体现了空海尊崇真言密教的思想及其发展过程。书中将佛教按深浅高下分成十个阶梯，把显教即大小乘、报身说、应身说均列入前九心，密教置于最高位的第十心。称要登上最顶点的秘密台，必须经过显教九心的阶梯。

平安初期正值盛唐中期密教风行时期。当时凡入唐求法者无一不接受密教传授，归后皆弘布密教化的佛教。在此唐风的薰染下，日本朝廷也非常相信密教咒力的灵验。屡屡招请诸高僧修加持祈祷，奖励各地讲师专修密教，使得平安佛教密教盛极一时。834年，空海上表朝廷，提议仿照唐朝的神龙道场，在宫中设立如法修行的真言道场。翌年，仁明天皇准奏，于宫中建立真言院，设曼荼罗坛，每年正月八日到十四日七天中，空海亲自任大阿贽梨，薰修真言秘法，成为当时密教兴隆的中心。据传，在平城、嵯峨、淳和、仁明四代天皇时，空海建坛修法五十一次。为迎合朝廷显贵的风习，博取上层社会的支持，其余各宗几乎全部按密教改革。天台宗睿山只有宣扬“圆密一致”的台密系统兴隆。圆仁曾奏请文德天皇，仿照唐朝，按新密法设立皇帝本命道场，修炽盛光法，祈祷宝祚的长久;并设总持院，置十四僧，以护国基。在南都奈良，密教也以东大寺为中心而风靡一时。当时从唐土传入的秘密修法，不下数十种，随时修演，几乎达到日夜不断的程度。因而，有的学者将平安佛教称之为“祈祷佛教”。

平安时代，日本对唐朝佛教的输入与吸收，已不像前朝那样一昧地照搬和模仿，而开始注意在继承、研修的基础上，加以某方面的创新与改造。上述天台宗的密教化和空海对密教理论的新发展都是例证。另外，佛教自传入日本以后，就遇到了日本传统的神道信仰的挑战。佛教僧侣为了使人们接受佛教思想，巧妙地将佛教和神道信仰揉和在一起，佛成为众神之一，人们也把佛陀作为“异域之神”来接受。奈良时期，佛教得以广泛传播，在国民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遂出现了在神社境内建佛寺，佛寺境内设神社这一神佛调和的迹象，如气比神宫寺、鹿岛神宫寺、多度神宫寺等。进入平安时代，神佛结合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为“本地垂迹说”，形成佛教菩萨与神道之神的融合，在观念上，开始从“神主佛从”转化为佛居主导，神归于佛的从属地位。主要表现为以佛教的释迦现世、普济众生的思想，来解释日本的诸神。譬如，“神依靠宿业而成为神，还要从神身升至佛之境界”、“神和佛本是同一的，本地(佛陀)在印度为佛，为拯救迷茫中的民众而降生到日本列岛，化身为各地诸神”等诸种说法，其中心只有一个，即强调佛远比神优越，称神虽比人高超，，但仍有烦恼缠身，要摆脱烦恼，必须求助佛法的普度。于是，日本诸神成为佛和菩萨的“分身”或“垂迹”，也出现了把神称作菩萨，神前读经、写经奉纳的现象。如天台宗与神道结合称“山王一实神道”，认为释迦牟尼是一神的本体，大本山比?山保护神“山王”为释迦牟尼的化身。真言宗与神道结合的“两部神道”，认为大日如来是统一金刚界和胎藏界“两部”的本体，一切神都是大日如来的化身。伊势神宫内宫所祠的天照大神是胎藏界的大日如来，外宫所祠的丰受大神则为金刚界的大日如来。这一神佛相融的倾向，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提出“神佛分离”之说以后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