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作用

前已述及，远古的姓是血缘群体的标识，用以表示有血缘关系的世系同族；氏为同一血缘群体所衍生之分支的标识，用于表示氏者的根蒂。所谓“姓者，生也，以明世系而别种族；氏者，犹家，所以表家门也”。随着先秦封建宗法制度的建立，姓氏的单纯标识作用，与封建宗法制紧密相连，用于“别贵贱、分尊卑”。在商代就只有贵族才称姓，谓之“百姓”、“百姓王人”。周代也是只有贵族有姓氏，一般平民和奴隶都是只许有名字而不许有姓氏的。《通志?氏族略序》中说：“三代以前，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随着奴隶社会的衰落和封建社会的崛起，姓和氏开始合而为一，其用于“别贵贱”的功能渐趋淡化，但仍然主要起着“分血缘、别婚姻”的作用，如《白虎通义》论述姓氏的作用时所说的：“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纪世别类，使生相亲，死相爱，同姓不得相娶者，皆为重人伦也。”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士族门阀制度兴起，将姓氏分等差以别贵贱之风也随之而起，至魏晋时期达到极盛。曹魏初年，行“九品中正制”，在中央政府选定一些大族名士官员，按照其籍贯，让其兼任本州、本郡的中正。中正以“家世”为准，将籍隶本州本郡的士人，定为九品。由此产生了由官方主持制定的“家族谱系”。东晋时又排定士人等差，以中原地区的诸士族大姓为“郡姓”。郡姓内又分作“膏粱”、“华腴”和“甲姓”、“乙姓”、“丙姓”、“丁姓”等。“凡得入者，谓之四姓。”选取高官，必选“四姓”内之人。后又将姓氏系以“郡望”扩大姓氏贵贱等级的标准，如荥阳市郑氏，便是以姓系郡望而具声名的大姓。北魏也崇尚士族门阀，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承认中原郡姓以示对中原士族大姓尊敬的同时，又将其帝室宗亲的８氏１０姓等比“郡姓”。将归附的各部族，依其军功、官品大小，拟定姓族３６族９２姓，并号“河南洛阳人”。士族门阀制的盛行，一些世族大姓，或“自恃郡望，耻与他人婚”，或“自恃矜尚，自为婚姻”。姓氏成为其耀武扬威的依恃。至五代、宋初，士族门阀制渐为收敛，然姓氏等差观念仍甚浓，如宋初所编之《百家姓》，便将宋朝皇帝之赵姓列为“国姓”、首姓。宋以后，随着门阀制的衰亡，开始了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门阀。但千余年来，以皇室国姓为尊、士族大姓为贵、庶姓小姓为卑之观念一直存在，直至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宪法规定：三代近亲（多为同姓）为血缘亲，不许婚配，故以姓氏别婚姻的作用尚存。同时，姓主要作为人们相互交往的标识符号，见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但是在民间，以姓氏为标识的户族观念仍很浓厚，人们常用“一笔难写两个‘某’?指某个姓?字”、“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谚语，来说明和强调同姓之间的亲近关系。对于同姓之人，往往以“一家子”、“宗家”相称。在乡间，一些大姓对杂姓、小姓之家的歧视及自恃姓大族众之事还可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