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哲学思想

哲学是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的学问。哲学思想是对世界本质的看法以及如何认识和对待客观世界的问题。孔子的哲学思想重在论述社会人伦，对世界本质论述很少。诚如蔡尚思先生所说：“关于哲学根本问题的论述，他远不如道家;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他远不如墨家。然而，关于伦理道德观念的论述，他却远远超过先秦各个学派。”

①

(一)天命观

天人关系是先秦哲学争论的中心问题。殷人“杜天事鬼”，周人“敬天保民”，神权开始向人权转化，但仍然把“君权神授”作为信条，信奉天命，把王权神化，以加强统治的权威。孔子继承周人传统，形成了自己的天命观。

首先，他相信天命，“畏天命”。《论语》载孔子说：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予所否者，天厌之! 天厌之! (《雍也》)

天生德于予，桓趔其如予何! (《述而》)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子罕》)

吾谁欺? 欺天乎? (《先进》)

颜渊死。子曰：“噫! 天丧予! 天丧予!”(《宪问》)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斯人而有斯疾也!”(《雍也》)

五十而知天命。(《为政》)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子罕》)

从这些有关天和命的论述看，孔子似乎相信天有意志，能左右人的命运;人的生死、贵贱，道的兴废行否，都与天命有关。天命不仅存在，而且还可认知。他自诩“五十而知天命”，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认为，天命不可违抗，所以“畏天命”。

但是，另一方面，孔子又怀疑天命，把天视为自然之天，认为命运是可以违抗，可以不顾的。《论语?阳货》：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这很明显指的是自然之天。天不说什么，四时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天与人的命运无关。孔子的两个学生，颜回学问德行第一，但相信天命，经常受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而子贡不相信命运，不受命运摆布，去经商做生意，猜测行情，每每猜中，发了大财。《史记?货殖列传》说：“七十子之徒，赐最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孔子对这两个学生的评价是：“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对子贡的不听命运摆布充满了赞赏之情，对颜回拘于命运而受穷感到惋惜。其实孔子自己也是不安于命，不受命运摆布的人。他一生怀才不遇，四处奔走，栖栖皇皇，好像丧家之狗，但却说：“不怨天，不尤人”(《宪问》)他自认为“五十而知天命”，看清了其道难行的前景，但他却违命而行，“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表现了其尽人事而应天命的态度。这种怀疑和不安天命的态度是积极的，是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的。

(二)鬼神观

对待鬼神，孔子像对待天命一样，是宁信其有，不言其无，但却不迷信。《论语》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子路请教如何事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这都表现了他对鬼神是怀疑的，既说不清，就不去说它的谨慎态度。但是，他又相信其有，如他推崇大禹，其中理由之一便是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泰伯》)。孔子很重祭祀，“所重，民、食、丧、祭”(《尧曰》)。尤其是重祭祖，他主张父母死了，要“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祭神就好像神在面前，祭祖就好像祖在眼前，因此必须严肃认真。“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乡党》)。意思是：即使粗饭蔬菜汤，也必须先祭一祭，像斋戒那样认真。“齐”即“斋”。

孔子对天命和鬼神这种既言有，又怀疑的态度是怎么回事呢?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考察就明白了。第一，孔子重周礼，周礼把郊天祀祖祭鬼神作为重要内容，如《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天子，到诸侯，到一般的百姓，都讲究祭祀，孔子冒然否定天、帝、鬼神，是寸步难行的。第二，当时社会流行巫术迷信，认为鬼神是某种实体，人们可以通过某种仪式与鬼神沟通，孔子从个人角度可以对巫术迷信予以讥嘲，但在对社会讲话时，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鬼神加以否定。第三，三代以来，统治者无不“神道设教”，传统根深蒂固。统治者离开了这个武器，其统治就难以维持。对神道设教的作用，《国语?楚语》有载云：“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天子亲舂邀郊之盛，王后亲缲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斋)肃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摄国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总之，客观环境使孔子耍了两面派，他本人尽可怀疑，不相信天命鬼神，但在公开场合又不能不说其有，也不能不利用天命、鬼神等传统观念为统治者提供治民的武器。这种矛盾心理从他的“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子不语怪、力、乱、神”、“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等言语行事中可以看出。孔子认为这样处理是机智和明智的。墨子从批判的角度评判儒家是“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墨子?公孟》)这话从某种意义上道出了孔子对鬼神的态度。

(三)“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

孔子在认识论上，也有些自相矛盾的言论。首先他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上智”。如：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也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

从这些言论看来，他认为有天生的不学而知的“上智”，有天生愚笨的“下愚”，二者之间不可逾越。

但是，从孔子更多的言行看，他未必相信有“生而知之者”。如他否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同上)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同上)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

孔子不仅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而且说连见也没有见过。再从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四处奔走，问礼，问乐，问政，“择善而从”等虚心好学的情况看，是不承认生而知之的。他认为，人的知识，只能通过学习才能得来。他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根本认识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后天的学习才是造成人的智能差别的根本原因。《述而》又载：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50岁是孔子自认为“知天命”之年，他说给他数年时间，50岁开始学《易》，也仅能做到“无大过”而已。

孔子强调的是学而知之。《论语》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学和思，是获取知识的两个必要环节。学是思的基础，获取感性知识;思是学的深化，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加工，从而上升到理性认识，完成认识的第一个飞跃。因此，孔子对“思”也很重视，而且强调学思结合。他说：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八佾》)

学了不用心想，不进行理性思维，仍然罔然无知，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反过来只想不学，没有必要的知识基础和必要参照系统，同样也辨不明是非。学思结合，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运动规律的。

(四)“中庸”的方法论

孔子的“中庸”，在其思想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有人说中庸是孔子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一”。这论断不一定正确，但中庸之道的确贯穿于孔子思想的始终。作为方法论，它提出了处理问题的总法则，主张“执两用中”，强调“过犹不及”(《先进》)。这带有普遍意义。作为道德论，它又具有统率诸德的普遍作用。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

孔子提出“中庸”的概念，但并没有作多少明确的解释。孔子的孙子子思作《中庸》，引用了孔子的一些话，虽不一定都属实，但基本上反映了孔子的中庸之道。什么是“中庸”呢?朱熹注《中庸章句》云：“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之无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又引程颐曰：“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对孔子的“中庸之道”，学术界争论很多。有人认为“中庸”就是抹煞矛盾，取消矛盾，主张折中、调和。有的则认为“中庸”是辩证法，是处理矛盾必须遵循的正确方法。我同意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认为“中庸”是“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①

质是由一定量规定的，这里有个“度”。过与不及，都是对“度”的破坏。过度或不及也就变成了异质。毛泽东还说：“‘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来说，过与不及乃是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这个思想的确……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②

孔子对“中庸”虽没有多少明确的说明，但是却用实例作了许多论述。如在政治问题上，主张“制中”。他说：“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礼之用，和为贵。……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在君臣关系上，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在官民关系上主张“宽猛相济”，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在经济上，他主张利民、惠民，但又说“惠而不费”，增产和节约两者不可偏废。在文化上，主张文质统一，也就是“文质彬彬”。因为“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在学习上，要求学思结合，德、行并重;在道德上，要求依中而行。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进取是“过”，不为是“不及”。在教育上，他对待学生也要求执中。如子路好勇兼人，有些鲁莽，孔子就想法抑制他;冉求临事，退缩不前，孔子就想法鼓励他。他的学生不理解，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孔子说：“求也退，故进之;由(子路)也兼人，故退之。”在思想上，要求“和而不同”(《子路》)。在人际关系(组织上)上，要求“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周而不比”(《为政》)，也就是合群而不勾结，不结党营私。

孔子的中庸是一大创建，它要求在一定质的确定的时空内，保持事物的和谐与统一，不能破坏这个统一，而变成异质，这是它的优点。但其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在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非发生质的转化而事物不能前进的时候，它就成了保守的，无能为力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