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军事思想的特点

从汉墓竹简《孙膑兵法》30篇看，孙膑军事思想有几个特点，一是对孙武的继承，二是对孙武的发展，三是鲜明的战国时代特点。

(一)孙膑对孙武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孙子虽不同时，但其思想却有家传和内在的继承关系。孙膑的弟子当时把《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思想理论，合称为“孙氏之道”(见《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残简。下引《孙膑兵法》无歧义者，只注篇名)。并说“孙氏之道”，“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是说春秋末孙武为吴将，创立兵学于吴越，战国时孙膑为齐将，传其兵法于齐国，道出了二孙子兵法不可分割的继承关系。其实孙膑跟鬼谷子学习的内容主要就是《孙子兵法》。

孙膑兵法对孙武兵法的继承方面，有的是直接引用《孙子兵法》的原文，有的是简要归纳，也有的是接受其基本精神。如“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这句名言，出于《孙子兵法?计篇》，《孙膑兵法?威王问》则直接拿了过来。而对《孙子兵法?虚实篇》中的“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以众击寡”的论述，孙膑在《威王问》篇中归纳为“营而离之，我?卒而击之，勿令敌知之”;对《孙子兵法?谋攻篇》中的“知胜有五”，《孙膑兵法?篡卒篇》则取其形式，将内容加以改变，提出“恒胜有五”的理论。

当然，孙膑对孙武的兵法思想，不仅有继承，而且有所发展。这是因为时代前进了，战国中期，封建的生产关系已基本确立，新兴地主阶级到了夺取政权、要求建立统一的帝国时代。孙膑则适应这个斗争形势，在继承孙武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战争实践，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1. 对战争的性质的认识和态度

孙武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火攻》)孙膑则说：“夫兵者，非士(恃)恒势也。此先王之傅(敷)道也。战胜，则所以在(存)亡国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也。”(《见威王》)这一点同孙武差不多。但孙膑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地明确提出了战争性质上的“义”与“不义”的区别。因此，他对战争的态度不仅要“慎”要“察”，而且要区别“有义”与“无义”，分别对待。孙膑指出：“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就是说，玩弄战争轻率用兵者，会招致灭亡，贪图得胜取利者，会受挫被辱。所以战争不是好玩的，胜利不是随意可贪求的。发动战争之前，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城小而能防守牢固的，是由于有充分的物资准备;兵少而战斗力很强的，是因为其战争是正义的。防守而没有物资储备，战争又不是正义的，天下谁都不能保证其防守巩固和战斗力强。

那么，战争的“有义”与“无义”怎么区分呢?什么样的战争是正义的呢?孙膑用历史上进步的、革命的战争回答了这个问题。《见威王》云：

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昔者，神戎(农)战斧遂，黄帝战蜀禄(涿鹿)尧伐共工，舜伐

，囗囗而并(逐)三苗……汤?(放)桀，武王伐纣，帝(商)奄反，故周公浅(践)之。

孙膑认为神农打败斧遂(也叫补遂)，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战胜蚩尤，尧讨伐共工，舜讨伐

、胜灌兜、逐三苗，商汤放夏桀，周武王灭商纣，周公东征平定商奄叛乱等等都是统一的、进步的，历史上公认是“革命”的战争，所以是正义的。这些战争是“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的典型。

“战胜而强立”是孙膑对孙武军事思想的发展，是针对当时儒家、道家和墨家反战思想的。儒家主张“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孟子明确提出“故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的论点。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墨家反战思想甚于儒家。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如宋?、尹文就是“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庄子?天下》)的，对战争更不感兴趣。这些主张，都是反对战争的。但在当时，这些主张都是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不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统一天下的进步趋势。因此，孙膑表示反对，主张“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孙膑指出，在上古“五帝”、“三王”的时代尚且不能靠仁、义、礼、乐来“禁争夺”，况在“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的战国时代，企图用“责(积)仁义，式(用)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怎能行呢? 就是尧舜也不是不想用仁义“禁争夺”，只是“不可得”，“故举兵而绳之”。(均见《见威王》)

《威王问》中有一段话，很能说明孙膑的战略进攻思想：

田忌问：“行阵已定，动而令士必听，奈何?”

孙子曰：“严而示之利。”

田忌曰：“赏罚者，兵之急者耶?”

孙子曰：“非，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

田忌曰：“权、势、谋、诈，兵之急者耶?”

孙子曰：“非也。夫权者，所以聚众也;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谋者，所以令敌无备也;诈者，所以困敌也。可以益胜，非其所急者也。”

田忌忿然作色：“此六者，皆善者所用，而子大夫曰非其急者何也? 然则其急者何也?”

孙子曰：“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

强调战略进攻，“必攻不守”;强调“战胜而强立”，战争解决问题，是战国形势提出的要求。封建制与奴隶制，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斗争，从春秋时期开始，只是当时地主阶级势力尚弱，两军对垒，阵线尚不大分明，还不到战略进攻的时候，故孙武对战争的认识，还只停留在“慎”与“察”的地步。而到了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日益壮大，势力已达到占绝对优势的地步。最后夺权，并实现全国统一的条件逐步成熟，因此要求主动进攻，强调战争解决问题，而且把统一和夺权的战争看成是正义的、进步的、势在必行的。这就是孙膑发展了孙武的根本原因。

孙膑强调战略进攻，主张战争解决问题，但却不是好战之人。他说：“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穷兵者亡”(《威王问》)。只有“恶战者”，才是“兵之王器也”(《篡卒》)。不好战的人才是成就帝王事业的大器。这一点，孙膑又有儒家王道主义者的色彩。

2.孙膑继承发展了孙武之道

孙武强调道，把道列为“王事”之首。《计》云：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民弗诡也。

这是从政治上考虑，为的是取信于民。

孙膑则把孙武的道扩而展之，从战争规律方面入手，用来指导战争实践。《陈忌问垒》篇后附简第八四残简云：“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乎天地。”第八七残简又说：“先知胜不胜之谓知道。”这都是指战争本身固有的规律而言的。《八阵》进一步指出：“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这都是了解战争规律的主客观条件。

孙膑几乎对每一个问题都用道来解释。故《孙膑兵法》中“道”数十见。“达于道”是孙膑对指导战争的最高要求。他认为齐威王和田忌，基本上“知兵”，但“未达于道”。《威王问》曰：

孙子出而弟子问曰：“威王、田忌臣主之问如何?”孙膑曰：“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

3.对孙武战略、战术理论的继承发展

孙膑不仅继承发展了孙武之道，而且从道的高度阐释了战略、战术问题。如孙武重天时、地利、人和等战争的客观条件，而孙膑讲得比孙武更明确。他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必殃。”(《月战》)孙膑《地葆》中对“地道”论述得很具体，如“五地之胜”、“五草之胜”、“五壤之胜”、“五地之败”、“五地之杀”、“五墓”等，是对孙武所谓生地、死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而进一步强调了客观自然条件在战争中的作用。

其次，对战争具体指挥、攻城设阵战术的研究，孙膑也在继承孙武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和发展。在战术上二人都强调“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对强敌，孙武曰：“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军争》)孙膑曰：“让威。必臧(藏)其尾，令之能归……毋动，以待敌能。”(《威王问》)“让威”就是“避锐”。并把后面的部队隐蔽好，败而能退。若能稳住不动，则等敌人疲惫时攻击之。“以待敌能”的“能”字，可能是“罴”也就是“疲”的误写。再是对权、谋、诈、术等的认识和论述孙膑和孙武也多所见略同。但对攻城设阵的战术研究，孙膑比孙武就细致深入多了。如孙膑在《雄牝城》一篇中，把城分为雄、牝，并论述了对“雄城”和“牝城”的不同特点，攻守采用的不同战术：

城在?泽(小泽)之中，无亢山(高山)名谷(大谷)，而有付丘(两层的丘)于其四方者，雄城也，不可攻也。……城前名谷，背亢山，雄城也，不可攻也;城中高，外下者，雄城也，不可攻也;城中有付丘者，雄城也，不可攻也。……城在发泽(大泽)中，无名谷付丘者牝城也，可击也;城在亢山间，无名谷付丘者，牝城也，可击也;城前亢山，背名谷，前高后下者，牝城也，可击也。

孙膑之所以对攻城分析得如此详明，也是针对战国时代战争特点提出来的。

据杨宽先生《战国史》分析，春秋时期城市人口少，不发达，战略地位并不十分重要。而战国时期，城市发展起来，“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普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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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春秋以来几百年战争的产物，也是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战国时代，城市不仅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重要的是防御敌人进攻的堡垒。争城之战成为战争的主要内容，战争胜负往往是以城池得失为标志的。只要城池能守，失地可以恢复。如战国后期燕攻齐，破70余城，“齐城尽降，唯独莒、即墨不下”。最后田单用火牛阵从即墨杀出，大破燕军，失地很快收复。(见《史记?田单列传》)可见城市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便是孙膑对攻城战研究深入的原因。

与攻城战相联系的是“战阵”。所谓阵就是战斗队形和兵种阵地的合理部署。阵形是否合理科学，在同样兵力的情况下，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法国拿破仑论骑兵时曾说过：法国骑兵骑术不精，但有纪律;马木留克骑兵骑术精而没有纪律。如果两军相对，“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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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奇妙的变化，阵形是其原因之一。中国的阵法，始于何时，无考。但春秋时期已开始讲求，战国时期的阵法研究已相当精细。《孙膑兵法》上编有《八阵》篇，下编有《十阵》篇。《八阵》云：

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

良将必知阵法。《十阵》云：

凡阵有十：有方阵，有圆阵，有疏阵，有数阵，有锥行之阵，有雁行之阵，有钩行之阵，有玄襄之阵，有火阵，有水阵。此皆有所利。

接着孙膑论述了各种阵法的作用和布法，讲得十分具体入微。如对锥形阵的作用，《十阵》说：“锥行之阵者，所以决绝也。”《威王问》说：“锥行者，所以冲坚毁锐也。”对锥形阵的布置，《十阵》说：“锥行之阵，卑(借为譬)之若剑，末不锐则不入，刃不薄则不

，本不厚则不可以列阵。是故末必锐，刃必薄，本必鸿(大)。然则锥行之阵可以决绝矣。”把锥形阵比做一把剑，尖端要锐利，刃子要锋利，剑身要坚固厚实，才能起到作用，否则，不可以列此阵。

孙膑对骑兵的论述是《孙子兵法》中没有的。这是因为，春秋时期以车战为主，骑兵是战国时期才普遍使用，并形成了车战、骑兵和步兵的综合战争。《八阵》云：“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这是孙膑据战国时代战争实践对孙武兵法的新发展。

孙膑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实践家，也是一位伟大军事思想家、谋略家。但其军事著作大多失传，仅据银雀山出土的30篇，只能论其概略，而难论其完整体系。

(二)孙膑军事思想中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

军事思想是研究军事活动的客观规律的学问，是属于哲学范畴。。如果其论述是符合客观事物运动规律的，那它就是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孙膑兵法》反映的孙膑的军事思想，有许多是符合战争客观规律的东西。所以孙膑的军事思想中是含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的。

1.朴素唯物主义成份

孙膑军事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成份，首先表现在他的许多论述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上，一切从当时当地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也比较切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客观实际。如对攻城战的论述，对战阵法的研究，就反映了战国时代的战争实际。再是他对军事的战略部署，敌我力量的估计，胜负因素的分析，攻守谋略的提出，既不取之于卜筮之术，也不因循于权威经典，更不随心所欲地主观臆测，而是扎扎实实，立足于客观存在的实际：政治、经济、天时、地利、人心等客观条件。如其在《八阵》说的“王者之将”，一定要上知天，下知地，内得民心，外知敌情，“阵则知八阵之经”。对敌情的了解，孙膑强调实际侦察。威王问：“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孙膑说：“以轻卒尝之。”《威王问》)也就是以小股轻装之兵(侦察兵)去试探一下虚实。威王问：“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孙膑说“让威。”也就是避开敌人锐气，等待敌人疲惫时再与之战。这些都是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做法。

2. 朴素辩证法思想

辩证法是讲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在战争过程中，事物运动变化显得特别突出，特别鲜明，特别活跃。要把握这些变化规律，必先弄清变化的原因，变化的形式，还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要知道变化是矛盾运动的结果，首先必须认识矛盾，分析矛盾。如《积疏》篇就集中分析了积疏、盈虚、径(捷径)行(大路)、疾徐、众寡、劳佚等矛盾。指出积胜疏、盈胜虚、径胜行、疾胜徐、众胜寡、佚胜劳是一般规律。但又指出，这些矛盾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积疏相为变，盈虚相为变，径行相为变，疾徐相为变，众寡相为变，劳佚相为变”。因此，在战争的具体指挥中，一定要注意这些矛盾对立双方“相变”的一般原则，以把握住矛盾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

其次，要把握矛盾运动的规律，还要掌握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奇正》篇就专门分析了这个问题。“正”是一般、正常;“奇”是特殊、异常、变化。事物变化是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奇正》云：“天地之理，至则反，盈则败，囗囗是也。代兴代废，四时是也。有胜有不胜，五行是也。有生有死，万物是也。有能有不能，万生是也。有所有余，有所不足，形势是也。”也就是说，世界万事万物都有奇正之变。“以形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奇正无穷，分也。”敌我双方同为“正”，就谁也难以取胜。只有善出奇者能取胜。“故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有余。见胜如日月，其错(措)胜也，如以水胜火。”对奇正关系的论述，较集中地反映了孙膑的辩证法思想。

再次，还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善者》篇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思想：

善者，敌人军口人众，能使分离而不相救也，受敌不相知也。故沟深垒高不得以为固，车坚兵利不得以为威，士有勇力而不得以为强。故善者制险量阻，敦三军，利屈伸，敌人众能使寡，积粮盈军能使饥，安处不动能使劳，得天下能使离，三军和能使柴(如柴草乱堆，自相怨恨。柴，疑为訾之借字或误写)……使敌四路(进、退、左、右)必穷，五动(进、退、左、右、默然而处)必忧。……善者能使敌卷甲趋远，倍道兼行，倦病而不得息，饥渴而不得食。

总之善于指挥战争者，一定是善于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总是千方百计，使敌人的有利条件，或转化为不利条件，或使其优势不得发挥等于虚设。孙膑在其“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和围魏救韩的马陵之战中，就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牵着敌人的鼻子，使之千里行军，疲于奔命，最终引入绝地而歼灭之。

孙膑的辩证法思想体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这里所举仅是典型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