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官府

夏、商、周学校制度的主要特征。亦称学术官守。在当时“世官世禄”的贵族政治制度下，学术文化和教育事业完全由官方所垄断。学校通常设在天子或诸候的都城内，实行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政策。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造就宗法制度的世袭接班人。国学只有王子和诸候、公卿大夫之子及地方乡学的优秀生和诸候所贡之士才能入学，一般平民子弟和下级官吏子弟则难有就学机会。其时，典章文物悉掌之于官，如典、谟、训、诰、礼制、典章，皆藏于秘阁，有专官执掌，士之欲学者，必就典书之官而学之;凡礼、乐、射、舞所用的器具，都藏于宗庙，专供祭祀享燕之用，士之欲学者，必就典乐之官而习之。因之民间无书而惟官有书，民间无器而惟官有器，学术既专为官有，故教育非官莫属，有官斯有学，有官斯有习，官守学习，皆出于一，这是官师不分的所由来。《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弦，太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学校的教师都由官吏兼任，官即是师，师即是官。“官师合一”渊源于原始社会长老制度。“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礼记?学记》)古人君师并称为极言师道之尊，以明教化之责。夏、商、周教师皆为国家职官。天子之师为太师、太傅、太保;国学由大司乐职掌，上有太史、宗伯，下设乐师、师氏、保氏、大胥、小胥等;乡学由大司徒职掌，下设教官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父师、少师，教育机构与行政机关不分，学校既是施教的场所，又是祭祀、献俘、献馘等政治活动的地方。《礼记?王制》：“天子将出征……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诸侯

宫也是君主与群臣饮酒尊老、审讯战俘、庆功献囚之所在。乡学诸校也同样是举行飨礼、酒礼、飨射之礼，养老尊贤，以及士人议政的地方。西周以前非官无学，非官无师，学术皆在官府。“学在官府”制度的产生，完成了从原始、自然形态的教育向专门化、学校化教育的过渡。直至春秋时学在官府的局面才开始改变，最终被封建官学和私学所代替。

又称“学术官守”。夏、商、西周文化教育制度的特点。其表现有二：一是官师合一，为师者必为官或退仕。一方面，国君和官吏都负有教化百姓的职责，所谓“是居官之人，亦即教民之人也。”(《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3页注。)另一方面，宫廷教师、国学和乡学的教师皆由国家职官太师、太保、太傅、大司乐、乐师、师氏、保氏、大胥、小胥、大司徒、乡大夫、乡师、父师、少师等兼任。二是政教合一，学校既是施教的场所，又是进行祭祀献俘献馘等政治活动的地方。《礼记?王制》：“天子将出征，……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上述情况出现的原因，近人黄绍箕分析道：“古代惟官有学，而民无学。其原：一则惟官有书，而民无书也。典、谟、训、诰、礼制、乐章、皆朝廷之制作，本非专为教民之用。故金滕玉册，藏之秘府，悉以官司典之。士之欲学者，不知本朝之家法及历代之典制，则就典书之官而读之……一则官有其器，而民无其器也。古代学术如礼、乐、舞、射诸科，皆有器具，以资实习，如今之学校实验格致之器，非一人一家所能毕备……学术既专为官有，故教育亦非官莫属。”(《中国教育史》，1902年版，卷四，第2-4页)至春秋时，私学兴起，学术下移，此种状况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私学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