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与大食文化交流

“大食”是宋人对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西亚、东北非诸阿拉伯国家的统称。唐朝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或作“大石”，两国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宋时，阿拉伯帝国解体，分为众多国家。当时与宋有文化交往或通商贸易的阿拉伯国家主要有麻离拔(今阿曼的木尔巴特)、麻嘉(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白达(今伊拉克的巴格达)、弼斯罗(今伊拉克的巴士拉)、吉慈尼(今阿富汗的加兹尼)、瓮蛮(今阿曼)、勿斯里(今埃及)、中理国(今索马里东南沿海)、弼琶罗(今索马里的柏培拉一带)、层拔(今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等。大食至宋有陆、海二路，陆路经中亚、新疆地区和河西走廊，抵达中原。自西夏崛起后，陆路逐步被切断，彼此联系主要靠海上交通。宋商舶与大食诸国贸易的中枢港站是麻离拔(或作“麻?拔”、“麻?抹”)，商船从印度洋到达麻离拔后，再由陆路通麻嘉、白达、吉慈尼诸国，直至东北非和欧洲。阿拉伯诸国商人也常聚货于麻离拔，再转运至南亚、东南亚，直达中国。

自宋太祖开国初期，到南宋宁宗时期，大食各国向宋廷派出朝贡使节有四十余次，几乎每朝皆来，一些大食巨商也或来进奉。所献方物品种繁多，主要有象、犀、龙脑、龙涎、乳香、蔷薇水、珍珠、珊瑚、琥珀、琉璃器、锦临、兜罗绵、越诺布、千年枣、白沙糖及各种药材等。宋廷回赐物品主要有金银及其器具、锦绫丝织品、衣袍冠带、旗帜马具、瓷漆器及其他高级工艺品等。民间贸易往来更是繁盛，广州和泉州是阿拉伯商人云集之地，珠江、晋江之滨特设“蕃坊”，供其长期居住。有的阿拉伯商人把业务中转站设在南洋某地，来往于广州、南洋之间。输入商品除上述之外，还有安息香、金颜香、苏合香、丁香、栀子香，玛瑙、水晶、玳瑁、苏木、乌?木、宾铁，猫儿睛、驼毛、锦缎、吉贝布等，“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宋人一般以金银、铅锡、铜钱、丝织品、瓷器等物与之博易，宋商舶输往阿拉伯诸地的货物也主要以丝绸和瓷器为大宗。近年考古发掘中，波斯湾诸港、伊朗、伊拉克、埃及诸地、地中海东岸诸国的一些遗址都出土许多宋代瓷器、瓷片，连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都发现有宋代各朝的大量铜钱和各种陶瓷，足见宋代商舶贸易区域的广大和遥远。

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双方文化交流也日益加强。医药学方面，贸易输贡货物中药材占很大比重，宋有近60种药品运往阿拉伯各地，而阿拉伯的没药、血竭、阿魏、芦荟、腽肭脐及各色香药，也都为中医所接受而采用。中医理论与实践在阿拉伯医学巨著阿维森纳的《医典》中也有所反映。阿维森纳的丸衣方法又在中国得到推广，并创制出“蜡丸”。许多阿拉伯人来广州、泉州等地侨居经商，成家立业，终老中国，直至传延数世，伊斯兰教及其生活习俗、建筑艺术诸方面文化亦因而介绍到中国。现存宋代阿拉伯古建筑泉州清净寺，是双方建筑艺术交流的结晶。阿拉伯侨民在“广州泉南建蕃学”，其子弟开始接受中国文化的部分教育，有的甚至踏入汉人仕途。当时“南蕃回回”即今回族先民，是中外民族融合的结果。中国的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也在这一时期由阿拉伯商人西传，从而促进了西方文明的飞跃发展，为人类文化进步作出一定贡献。两宋与大食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较之唐代，有两大发展：一是交流地域的扩大，二是贸易物类的丰繁。宋代是中国和阿拉伯古代史上经济文化交流最有成果的时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