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

宋代是继唐代之后在文学上取得辉煌业绩的又一个重要时代。宋代文学不仅作家作品的数量大大超越前代，而且具有自己独特的风貌特征，有所谓“宋调”之称。宋代文学的繁荣兴盛及其风格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

赵匡胤通过军事政变建立宋朝，进而削平藩镇，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其统一又只是局部的，整个宋代都处于北方民族南侵的阴影之下，而最终亡于蒙元。赵宋王朝立国伊始就定下了“崇文抑武”的国策;为拓展其统治基础，又广开科举之途，以致文人地位空前提高，同时官僚队伍也日益庞大。统治者采用“强干弱枝”的政策，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体制，形成“守内虚外”的格局，而内忧外患进一步导致了所谓的“积贫积弱”。但宋朝“右文”的国策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繁荣的一个时代，对文人士大夫的优待形成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培育了士人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和关注国事民生的忧患意识。在思想领域内，传统儒学统合了佛道两家的相关思想，尤其吸纳了禅宗随缘任远的心性之学，形成了理学。在肯定外王事功的前提下，理学更重心性修养，以超越的人格境界即“内圣”为指归，以之作为“外王”的精神道德支柱，将内圣与外王贯通。宋代文学家中更多属于文人、学者、官僚三位一体的类型。这些因素影响于文学，使宋代文学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各种特色。一方面宋人多忧怀国事民生之作，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一方面宋人作品又较理性、超然，更注重展现超越的人格境界。为此宋人在作品中好议论，重学问，更多表现文人生活及其审美情趣，富有浓厚的道德意味。

宋代历史的另一特征是社会的平民化趋势。这种趋势中唐已肇端，至宋代而转盛，具体表现为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更趋活跃，从而导致了阶段关系的变动，包括租佃关系的盛行、士庶界限的突破等。由此也带来了城市的发达与繁荣，唐代的坊市制度已为新型的城市格局所取代。这种格局自然引发了娱乐业的兴旺，在遍布城镇的娱乐场所即所谓“勾栏”、“瓦肆”，各种说唱舞蹈演剧的伎艺在其中演出，更有“冲州撞府”的散乐艺人在民间献艺。这些演艺活动促进了民间俗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成为宋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通俗文艺又反过来影响了文人的雅文学，形成某种程度的雅俗合流。宋代文人因此提出“以俗为雅”的口号，开创出一种新的文人雅趣。

雅文学　传统的雅文学依旧是宋代文学中的主要领地，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就是所谓“宋调”形成并演化的历史。宋初诗文承五代馀绪，尚未脱弃唐代文学的风格范畴。诗歌方面先后有“白居易体”、“晚唐体”，皆失之浅易简陋或小巧纤仄;其后“西昆体”出，虽补救了前此的浅陋之弊，但又滑向浮靡而遭致诟病。文的方面则是骈文主宰文坛，西昆体诸家也都是骈俪文的高手。为扭转这种文学风尚，北宋中期兴起了以欧阳修为领袖的诗文革新运动，确立了流畅自然的健康文风，古典散文终于取代骈文而成为文的主流形式。苏轼继承欧阳修的事业，将诗文革新推向前进，至元钓年间达于鼎盛，先后出现了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司马光这样的大家，奠定了宋代散文的坚实基础。

诗歌方面，欧阳修在力矫“晚唐体”及“西昆体”等弊病的同时，借揄扬梅尧臣、苏舜钦倡导雄健豪迈或质朴古硬的诗风，将诗歌从吟风弄月、流连光景转到美刺比兴、言志述怀上来，以气格取胜。欧、梅、苏等发展出以文为诗的手法，多用古体，以散文笔法抒情叙事，参以议论，铺陈好尽，并提出“以俗为雅”的口号，初步开创了“宋调”的诗歌范型。苏轼承欧诗的路数，继续推进诗歌的散文化、议论化，并进而以才学为诗，大量用典设喻，铺陈排?，形成以清雄豪健为主的复合型风格。在苏轼周围集结了一个作家群体，各擅胜场，其中以黄庭坚最为杰出，形成了对宋诗发展影响深远的“江西诗派”。南宋诗歌的演进主要就是围绕对江西诗派的取舍展开的。南宋前期诗坛以“中兴四大家”即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为代表，他们都曾从“江西派”入手后悟及其弊病，试图突破限囿，自创新格。杨万里开创出“诚斋体”，陆游从生活中汲取灵感，又借鉴晚唐诗格，融为豪宕俊逸的诗风。其后则有“永嘉四灵”即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明标师法晚唐，专写律诗，以模山范水表清瘦野逸之趣，力图扭转江西“派”家的粗疏拗硬之风气。继“永嘉四灵”出现的江湖诗派是一个流品不齐的松散流派，代表诗人有戴复古、刘克庄等，刘氏则为这一诗派领军人物。他们基本上遵循“四灵”的格套，但又不满足于此，意欲调和“体”“派”，吸收“派”家的长处弥补“体”家小巧纤仄之病，成就所谓“大家数”。总之，宋诗的演进走了一条“正――反――合”的辩证发展的路径。

宋词是足以与唐诗媲美的代表性文学体裁，它的发展也经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入宋之后，词承《花间》馀风，变化不大，对宋词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南唐的冯延巳、后主李煜等词家，从晏珠到欧阳修，词风无不受南唐词风的影响，欧词更以豪宕疏放开启后人法门。仁宗时，柳永在开拓性的慢词创作中，借铺叙笔法抒情状物，融入俚词俗语，在题材上表现市民阶层的生活情趣，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向民间传统的回归。苏轼之词标志着宋词在风格上的一大转向，即词由言情小道变为言志抒怀的新载体，人称苏词是“以诗为词”，尤以豪放词令天下人耳目一新，被誉为“指出向上一路”。北宋后期继踵苏词豪放风格者不多，仍以婉约为主流，杰出者为秦观、周邦彦，周氏甚至被誉为北宋婉约词集大成者。南渡之际，张元?、张孝祥、岳飞等以词抒发抗金御侮的爱国之情，慷慨悲壮;女词人李清照则以委婉之词寄托家国之痛，其《词论》一篇表达了对词的发展路向的思考;她主张词“别是一家”，而其词作虽也写情爱却兼有亢爽遵逸的成份，这种词学取向实开南宋“骚雅”一派的门径。辛弃疾、陈亮、刘辰翁、刘克庄等则走豪放一路，由“以诗为词”发展为“以文为词”，对传统词格大有突破。而另一批词人仍恪守婉约派的轨辙，其中包括以姜夔为代表的“清空”派与吴文英为代表的“质实”派，姜夔由“清空”而臻“骚雅”，其中就有李清照的影响。宋季词家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主要抒写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悲，常以咏物词的形式表达遗民心态，成为宋词最后的绝唱。

俗文学　因通俗文艺的兴盛而导致俗文学的发达，是宋代文学的又一夺目景观。通俗文艺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就是说唱伎艺，包括转踏、唱赚、诸宫调等多种形式，其功能之一即用来说唱故事，名之曰“说话”，所说故事的写定文本即是“话本”，当今学者或称之为“市民小说”，它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白话小说，在文人雅文学外开拓了一片新天地，意义非同寻常。宋人概括“说话”有四家，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说”与“讲史”。小说的伎艺要求最高，宋人称“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小说话本即导源于此种伎艺，它是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以现实为题材，贴近生活，情节曲折，语言生动，而白话叙述更有开创之功。宋代话本小说在流传中迭经元明人的润饰，留传至今的保存在《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及冯梦龙所编《三言》之中，作品数目说法不一。南宋“皇都风月主人”撰辑的《绿窗新话》及宋末罗烨撰辑的《醉翁谈录》中保存了小说话本的珍贵资料，后者著录的小说名目多达100余种。讲史话本讲说历代兴亡事迹，多为长篇。宋代讲史话本留传至今的仅《新编五代史平话》(残本)及《大宋宣和遗事》，元刊本《全相平话五种》所据当是宋代旧本，它们都构成了后世长篇章回小说的雏型。

通俗文艺的另一大分支是戏剧。“杂剧”是宋代在说唱及表演的基础上形成的最早的戏剧形式。宋杂剧的主要表演形式为滑稽调笑，类似当今的相声或小品段子，它变说唱的叙述体为戏剧的代言体，但形式仍很简陋，内容短小，起讽刺世情的作用。杂剧的演出受到了上自帝王下至市民百姓的广泛欢迎。但这样的表演形式难以形成文学文本，如今只能从笔记等记载中窥知其若干剧目的面貌。有文学文本留传后世的则是宋代的另一种戏剧“南戏”。它萌芽于北宋末年的温州，南渡以后日趋盛行，最初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原是以村坊小曲演唱的小戏，逐渐演变成搬演完整故事的大戏，又称“戏文”，演出形式自由，以人物上下场划分段落，后称为“出(?)”，一本戏可多至几十出。所演故事多属社会伦理题材，对当时社会问题尤多关注。南戏主要是民间创作，下层文人如“书会才人”之类参与其间，作品大多失传。学者现已辑得238个南戏剧目，流传至今的全本宋元南戏仅有《永乐大典》中所收的《张协状元》、《小孙屠》、《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其他全本留传的如《白兔记》、《琵琶记》等12种则为元末明初作品。宋元南戏成为明清传奇的源头。

文学批评　宋代文学不仅创作成就辉煌，其文学批评也具有超轶前代的业绩。宋人较前人有着更自觉的史志意识与批评精神，因此对文学创作及文学现象更多关注，有意识地留下记载和批评。他们的批评意见除散见于序跋题记、书信碑志等之外，还形成批评性的专著，最突出的就是诗话与词话。这类著作的内容虽较零散，但因其专题批评的性质而具有开创意义。第一部诗话公认为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其后继踵者众多，诗话也由原先的重在记事，以资闲谈向理论化、体系化发展，至严羽的《沧浪诗话》而成为自具统系的理论专著。随着诗话的兴起，后来又出现了像《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汇辑诗话。词话的出现晚于诗话，且数量较少。南宋时轿阳居士的《复雅歌词》、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和杨?的《古今词话》，均为词选与词话合一的形式。批评意义更强的当属王灼的《碧鸡漫志》、李清照的《词论》、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和张炎的《词源》，它们已形成严谨的词学理论著作。文的批评在宋代也成绩不菲，大多散见于各类单篇文章，至南宋吕祖谦始开文章评点之先河，其《古文关键》论文章作法、字法，广为流传。继之者如真德秀《文章正宗》、谢枋得《文章轨范》等皆受其沾溉。宋代文学批评还颇关注创作中风格流派的嬗变，这种批评意识也是前人所欠缺的。宋代文人一方面着重师承渊源，一方面又乐于奖掖后进，故每每形成以师友关系为核心的文学集团，集团成员之间又不必风格趋同。诗文革新中从欧阳修到苏轼、黄庭坚都很注重文学集团在推动创作、开创风气中的作用。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明确标举“诗社”之名，将集团与流派的意识凸显出来，在文学史上有特殊意义。在词学领域中，李清照的《词论》、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张炎的《词源》都表现出强烈的推动作用。宋代文人还通过作品集的编撰评点宣扬其流派意识，如刘克庄为江西诗派编的选集就体现了江西诗派的诗学，陈起所编刻的《江湖集》就代表了江湖派的创作特色，周弼所编《三体唐诗》总结了唐诗派的诗学崇尚。

以上仅宋代文学成就之荦荦大端，即此已可见其业绩之辉煌，价值之独特。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殆非虚语。总之，宋代文学足以与唐代文学相提并论，是留给后世的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