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服饰

两宋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政治、文化变化及社会生活方式的某些变化，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综合反映的衣冠服饰亦表现出颇多新的特色。

服饰制度　宋初承前代之旧，朝廷颁定了服饰制度，对皇帝、太子、后妃、文武品官及各级命妇在祭祀、朝会、视事等各种礼仪场合所用冠服与佩饰的质料、形制、颜色、纹饰、尺寸等，作出颇为明确的等级规定。后因官、品不符的现象颇为普遍，仁宗景钓、康定间对服制作了一些调整。神宗元丰时，又正式废弃隋唐以来依品级定服制的方法，改以官等决定服饰。时官分7等，冠绶即据此而定，以使“名实相副，轻重有准”。徽宗大观、政和间，再次修订服制，冠服样式皆由议礼局参照古制详细规划，然后绘制图稿，“付有司依图画制造”。此次更定，范围颇广，涉及皇帝冕服、诸臣祭服、朝服及命妇服等。此后虽有变动，然仅略有增损而已。南宋淳熙中，朝廷还颁行朱熹所定士大夫祭祀、冠、婚之服。宋代对民间服饰亦有颇多禁例。如太宗端拱二年(989)规定，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等，只许服皂、白衣，用铁、角带，幞头巾子高不过二寸五分，妇女不得作假髻、高髻、高冠，不得以销金、泥金、珍珠装缀衣服。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规定，民间不得服皂班缬衣，外廷臣庶家不得以贴金、间金、圈金、解金、剔金、明金、盘金、织金、金线?丝等装饰衣服，亦不得以金为佩饰。仁宗天圣三年(1025)规定，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及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妇女不得以白、褐色毛段及淡褐色匹帛制衣。景钓三年(1036)又规定，非命妇之家不得以珍珠装缀首饰、衣服，及项珠、缨络、耳坠、头

、抹子等。民间服饰样式虽无定制，但人们在服用时亦形成一定的习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民俗》载：“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然宋代追求服饰新颖、华美已成时尚，故在现实生活中服饰制度实未被严格遵守，尤其是日常服饰，上自帝王显宦，下至民间士庶，并无严格的差别，如当时流行的幞头、背子等，各阶层均可服用。北宋张耒《衣冠篇》曾称，时胥徒与知州、县令，公卿大夫与武官、伎术官之衣冠，相差无几。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亦称：南宋时盛行紫衫，“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服饰“逾僭”现象在南宋中、后期尤为普遍，宋孝宗时人梁克家在《淳熙三山志?岁时?序拜》中说，三十年前，“自缙绅而下”，“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而后“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贩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朱熹亦有“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之叹。宋吴自牧《梦粱录?民俗》载：“自淳钓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成群，斗美夸丽，…非复旧时淳朴。”

服饰形制　宋代服饰形制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变化。男子服饰有官定的祭服、朝服、公服等礼服，及各种日常便服，其形制主要有上衣下裳、袍衫、背子、半臂、直掇、鹤氅、襦袄、貉袖、裤、大带、革带、勒帛、看带、抱肚、腹围、绦、冕、冠、幞头、头巾、纱帽、席帽、风帽、笠、诨裹、袜、靴、履、鞋等，品官还有方心曲领、鱼袋等饰件。不少服饰在质料、尺寸、款式等方面又有诸种变化，形成颇多名目与样式。各色人士依身份、场合的不同分别服用。帝王、品官、士人、富家，一般多为博袖宽袍、幞头帽巾、皮靴丝履;而公差、仆役、小贩、村夫等，则多为短衫缚裤、麻履皂巾，上衣样制较前代更为窄短，下摆处多开衩。妇女服饰较为复杂。后妃与各级命妇的官定礼服有?衣、朱衣、礼衣、鞠衣、?翟、大袖、霞帔、花钗冠、舄等。普通妇女及贵族妇女的日常服饰，上衣主要有襦、袄、衫、背子、半臂、背心等形制，下身多著裙，然亦有著裤者。各类便服款式，皆有颇多变化。此外，还有围腰、抹胸、裹肚、领巾等内外附件及各种佩饰。妇女发髻与冠子的样式极多，有芭蕉髻、同心髻、包髻、双鬟、珠冠、团冠、白角冠、?肩等数十种名目，其上还饰有金银珠翠、彩色装花等。面部常贴以金箔、彩纸等剪制的面饰。外出则多戴盖头。当时缠足之风颇盛，故妇女多穿各种样式的鞋。

服饰风尚　宋代服饰风尚与前代有所不同，并表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倾向。文人儒士，因理学之兴与佛、道影响，多崇尚素雅、质朴、洁净，提倡“简易”、“便身”，故直掇、鹤氅、道服及上衣下裳制的野服等，颇为流行。其首服尚裹巾，巾式多变，名目繁多，影响所及，至于武将。而显贵近臣、豪绅富商、娼妓优伶等，则多追求华美、新颖，以至形成“奔竞侈靡”的风气。时人曾称：“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女涂饰金珠，尚多僭侈”;“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宋史?舆服志》)。朝廷虽对此数有禁令，宁宗嘉泰初还将宫中金翠之饰“燔之通衢”，以示禁戒，然并未奏效。如有诏禁民间服“销金”，而开封、临安的街市上即有“生色销金花样幞头”、“段(缎)小儿销金帽儿”、“销金裙”等公开出售。时贵妇、民女、娼优常相互影响，在款式、纹样、色彩等方面别出心裁，争奇斗艳，追求新颖的风尚在妇女服饰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徽宗时的窄短上衣“密四门”、贴身小衣“便当”、双色尖底鞋“错到底”，钦宗时首饰、衣服上装饰的“一年景”，理宗时的“赶上裙”等，均为盛行一时的新异服饰。与民间讲究服饰之风相应，当时的服饰行业颇为发达，如开封城中有关的行业即有衣行、帽行、鞋行、穿珠行、接绦行、领抹行、钗朵行、纽扣行及修冠、染梳、洗衣等数十种之多。

服饰纹彩　宋代织染刺绣工艺十分发达，而织锦尤称全盛，最著者有“宋锦”、“云锦”、“蜀锦”等。其纹样极为丰富，有八答晕锦、盘球锦、狮子锦、天下乐锦等百十种名目。时丝织有纱、罗、绢、绮、绫、绉等品种，绢纱多为素织，罗绫则为提花，花朵图案最大者径12厘米，风格写实而奔放，基本摆脱汉唐提花细小的规矩，形成一代特色。花边制作有印金、刺绣、彩绘等多种工艺手法，图案有花鸟、虫鱼、建筑、风景及人物形象等，精致明丽，饶有风味。宋代服装配色已突破前代以鲜艳、单纯的红、紫、绿、青等色为主的习惯，喜用繁复而协调的间色，如淡绿、粉紫、银灰、葱白等，呈现出雅致、清秀的格调。

北族影响　宋代服饰受北方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影响颇大，不少“胡服”样式曾在中原地区盛行一时。如仁宋庆历八年(1048)曾因“士庶仿胡人衣装，裹番样头巾，著青绿，及乘骑番鞍辔，妇人多以铜绿兔褐之类为衣”而下诏禁止(《宋会要辑稿?舆服四》)。徽宗大观四年(1110)又因“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著战袍，系番束带之类”而“严行禁止”(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诏禁外制衣装》)。政和七年(1117)和宣和元年(1119)又两次诏禁百姓服用毡笠、钓塾等契丹服饰。然仿效“胡装”实成时尚，故有关禁令未能奏效。宋袁?《枫窗小牍》载，徽宗崇宁间，汴京妇女喜作“大鬓方额”，政、宣之际又尚“急扎垂肩”，宣和后则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凤”，此外尚有“瘦金莲方”、“茔面丸”、“遍体香”等名目，“皆自北传南者”。而北宋末年流行各地的“女真妆”和临安舞女所服之茸茸狸帽、窄窄胡衫等，尤为明证。时北族服装颜色亦对中原地区有所影响，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胡服间色》载：“茶褐、黑绿诸品间色，本皆胡服，自开燕山始有至东都者。”

宋代服饰在中国服饰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出土实物、传世画迹和雕塑等形象资料中多有反映，故于了解服饰演进颇有意义。而作为宋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亦是人们认识宋代社会文化基本特征以及文化深层的社会心理、审美情趣等的重要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