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疑经思潮

宋初经学，沿用孔颖达《五经正义》，大致仍墨守汉唐的注疏。庆历以后，风气始变，诸儒渐思立异，不重注疏，而重义理，往往据己意来发明经旨。欧阳修欲悉取唐所撰九经之疏，删去谶纬之文;孙复欲重注六经，改易经文。刘敞《七经小传》发义新奇，不守古训，好以己意改经。欧阳修撰《易童子问》，认为《易》中的“系辞”、“文言”等十翼是伪作，叶适也认为十翼不完全是孔子所作。苏轼和苏辙疑《周礼》，欧阳修也认为《周礼》的记载不可靠，俞廷椿《周礼复古编》则割裂《周礼》五官以补“冬官”。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尽弃三传，将三传搁置一边;王安石认为《春秋》三传不足信，讥《春秋》为“断烂朝报”;刘敞《春秋传》不主一家，杂取三传，往往减省字句;叶梦得《春秋谳》把《公羊传》和《焚梁传》一概驳倒;胡安国则并弃三传而自为《春秋传》。李觏《常语》怀疑《孟子》的记载;司马光撰《疑孟》，怀疑《孟子》非孟子本人所作。郑樵为《尔雅》重新作注，攻击经文，认为以数十言为一义，多昧于言理，解释《诗》义又多昧于物之情状，从而加以辨证。朱熹撰《孝经刊误》始删削经文，根据己意将古文《孝经》分为经1章和传14章，又径行删去他认为是掺入经文中的字，后吴澄又作《孝经定本》重加改定。吴?、朱熹始疑古文《尚书》是伪作，赵汝谈又疑今文《尚书》，龚鼎臣改《洪范》篇，刘敞改《武成》篇，王柏作《书疑》则任意增删移易《尚书》经文。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移易《大学》经文颇多，还加进了他认为是原文缺佚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内容。欧阳修撰《毛诗本义》始辨毛传郑笺的讹失，而断以己意;晁说之疑《诗序》;郑樵作《诗传辨妄》，力诋《诗序》;朱熹也认为《诗序》不足信，认为“风”大多是男女间相咏其情的里巷歌谣;王柏作《诗疑》删去了32篇诗。吴澄撰《礼记纂言》按己意重新排列《小戴礼记》的篇次。陆九渊甚至认为“六经皆我注脚”，主张“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诸儒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黜《诗序》，不仅撇开传注，独研义理，而且议经疑经，凡认为不合义理的即横加讥斥，好标新立异，另创新说，甚至随意改经删经来发挥己意，打着圣人的招牌来陈述自己的主张，形成了一股疑经思潮。

自唐孔颖达修《五经正义》总结了汉魏以来的经学，士子习经应试皆尊《正义》之说，墨守《正义》之定论，不敢另立新说，出现了经学史上的一统局面，传统经学的发展渐趋停滞。宋儒根据宋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思想解放，不惑传注，勇于疑经，于旧说多所驳正，虽往往流于武断，随意删改经文，但把汉唐视经文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一扫而光，推动了经学的发展，这种勇于疑古和富于创新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宋代疑经思潮的出现是唐宋之际社会变动在思想学术领域的一种折光与回声，是宋代社会所面临的思想文化新趋势与新课题在经学领域的一种反馈与应战，是理学创立过程中对传统经学的一种改造与扬弃。疑经思潮对宋代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及对清学与近代史学中的辨伪疑古思潮都起过重要而深远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