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金石学

金石学是以中国古代铜器、石刻、玉雕等金石器物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世界上最早研究人类文化物化形态的学术门类。对金石古器的重视与研究虽始于先秦时期，但作为一项专门之学则正式形成并兴盛于宋代。当时，收藏、研究金石古器蔚然成风，出现了颇多专精的学者，编撰成一批专门著作。据统计，宋代见于记载的金石学者不下200人，金石专著现存者约30种，亡佚者达89种。曾巩所著《金石录》，确立了“金石”这一学科名词;欧阳修所著《集古录跋尾》，成为现存最早的金石专著;郑樵所著《通志?金石略》，更使金石学卓然独立，成为“天下大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已有明确的目的和一定的理论，并创立了一套较完备的方法。其研究范围亦至为广泛，涉及各种质料和类型的古器物，及其文字、形制、图象、纹饰等各个方面。

兴起原因　金石学在宋代勃然而兴，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学术思想等有密切关系。古代铜、玉礼器作为威权与天命的象征，长期笼罩于灵光下，被人视作神奇祥瑞。在社会文化条件急剧变化的宋代，上古礼制遭到废弃，灾祥之说不再盛行，古器始不被看作“国之重器”或“灾祥之兆”，社会观念的这一变化使理性地研究金石古器成为可能。宋代田垦、水利之兴使古器时有出土，其价格暴涨又刺激人们竞相掘取，古器的空前发现成为金石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当时文人多以诗文、书画自娱，金石古器集文学、书法、绘画、雕塑艺术于一身，且可激起对上古“盛世”的追忆，故尤为人珍视，这是金石学兴盛的主观条件。宋代历朝皇帝多喜好古代文物，亦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宋人治学注重对传统成说的合理性、真实性的考察。宋代经学以破旧创新为特征，故疑经、删经、改经成风，经学家研究“三代古器”，实欲借更高的权威为否定汉唐经说服务。宋代史学亦极富新意，时人已认识到金石铭文常较文献记载更真实可信，故将其史学研究和史料搜辑的范围扩至金石古器。学术思想的新取向，实为金石学发展的根本动因。此外，铜器摹拓术的发明，墨印、镌刻、制图技术的完善，文字学的发展与金石铭文释读能力的提高等，皆为金石学之兴起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发展概况　宋代金石学的发展大体可分四个阶段。宋初40年为其萌芽期。此时各类金石活动已渐开展，郭忠恕《汗简》与聂崇义《三礼图集注》虽非真正的金石学专著，但其注重金石文字和古代实物的研究方法已开金石研究之先河，其著作体例亦为后来的金石专著奠立了雏型。

真宗至哲宗五朝为其勃兴期。此时朝廷对古器日趋重视，宫内收藏亦逐渐增多。天禧元年(1017)僧湛全刊《周秦古器铭碑》，皇钓三年(1051)杨元明撰《皇钓三馆古器图》，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金石专著。文人士大夫收藏、保护、研究金石古器之风尤盛，一时名士如刘敞、欧阳修、蔡襄、曾巩、李公麟、吕大临、沈括、苏轼、黄庭坚等，皆以善考证文字、鉴别古器著称。刘敞撰《先秦古器图》，确立了金石学的基本理论、具体方法和著作格式，标志着此学的正式形成。欧阳修著《集古录跋尾》，更扩大了研究范围，完善了研究方法。此后，各类金石专著相继问世，著名者有曾巩《金石录》、李公麟《古器图》、宋敏求《宝刻丛章》等。其中吕大临《考古图》为现存最早的较有系统的铜、玉器学术专著，此书著录方式较为完善，在分类、定名、图摹、论述等方面多有创为，对后世影响颇巨。

徽宗时，金石学臻于鼎盛，金石古器及其拓本的收藏堪称空前，研究水平亦进至新的高度。赵明诚、黄伯思、董?、王楚等人，均有精深之著。与前相比，其图象摹文更为准确，编次叙述更有条理，考释辨证更加精博。其中官修的《宣和博古图》，对器形、用途、名称等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赵明诚《金石录》著录完善，考证精密，识见卓绝，代表着官、私金石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由于“靖康之难”的巨大破坏，南宋金石学研究经历了由萧条、中衰到恢复、发展的过程。鉴于特定的资料条件，当时的研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一，商周铜、玉器形制和纹饰的研究趋于衰落，而铜器铭文、汉唐石刻的研究日益兴盛。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厚之《钟鼎款识》、王俅《啸堂集古录》、洪适《隶释》和《隶续》、刘球《隶韵》、娄机《汉隶字源》、陈思《宝刻丛编》、无名氏《宝刻类编》等名著，皆肆力于金石文字。其二，大型金石著录罕见，而随笔形式的金石考证极多，洪迈《容斋随笔》、张世南《游宦纪闻》、赵希鹄《洞天清录》等的有关内容，即其代表。其三，注重对金石学的理论总结。如翟耆年的《籀史》，实可视为一部简要的宋代金石学史，而郑樵更对金石学的学术价值作了较系统的理论阐述。

研究方式　宋人的金石活动，大致包括五个方面。其一为搜集保护。举凡礼器、乐器、兵器、度量衡、车马、钱币、玺印、瓦当砖甓、竹简木牍、墓志、石经等各类古器，皆在宋人网罗之内，对难以收藏的大型碑版则加以保护。是虽非研究，然为一切研究的前提，故曾得到后人极高评价。其二为整理鉴定。鉴别真伪与年代是宋代金石学研究的重要环节，据载，宋人是以锈色、气味、声音、形制、纹饰、铭文内容与铸刻形式、出土地点及文献记载等来辨伪与断代的。其三为图摹仿制。即摹拓和翻刻金石铭文、图刻古器形制和纹饰、仿制古代铜器等。其四为著录记载。即对收藏或闻见的金石古器及其图摹本加以编目著录或记叙议论，著录体例有分时、分地、分人等形式。其五为考证撰述。即对金石与文献记载进行综合性对照研究。其具体表现为对古器进行分类与定名，解说古器纹饰、形制及铸造工艺，考释金石铭文，以文献解释、论证金石铭文中的名物制度和有关史实，或以金石铭文纠正、补充文献的谬误阙失等。

学术价值　宋代金石学奠定了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基本格局，为认识和研究古代文化辟一新途，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虽时代条件的局限和消遣玩赏的风气影响了宋人研究的深度，而证经补史的目的和以实物与文献相凑合的方法，又难免穿凿附会之病，然就其研究范围、基本原则和著述体例而言，后世学者实未出其樊篱，故王国维称：“宋代古器之学，其说虽疏，其识不可及也”;“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其具体成果亦有一定价值，一些现已亡佚的金石资料，正是借宋人著作才得以寻其迹。宋代金石学对其他学术门类亦有重大影响。在史学上，其开创的以金石与文献互证的方法，使仅依据文献记载的传统史学研究发生很大变化，后世的“二重证据法”即发轫于此。就考古学与文物博物馆学而言，金石学实为其前身，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和文博学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与对旧金石学研究成果合理部分的继承和发展有关，如宋人对古器的定名，目前仍多沿用，宋代著录古器的方式，至今还对著录非发掘品具有参考价值。金石学对文字学尤其是古文字学的发展亦有重要贡献，宋人不但保存了一部分原始的古文字资料，而且还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使人们能突破许慎《说文解字》的系统，依据真正的商周文字从事研究，故宋人的《考古图释文》被现代学者称为“古文字学里的第一本书”。此外，宋代金石学对书法、绘画、雕刻艺术的发展，亦有颇大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