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室南迁及中原文化三下江南

一、宋室南迁和江淮地区的变化

宋朝自建隆元年(公元960)立国，至祥兴二年(1279)为元所灭，历时三百余载，包括北宋、南宋两个时期。北宋建立后，尽管消灭了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北汉等割据政权，政治、经济、文化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未能建立举国一统的封建政权，与辽朝、西夏等并存对峙。由于北宋王朝后期内政不修，外患不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异常激烈，因而在靖康二年(1127)，首都东京 (河南开封) 的坚实城门为金兵冲开，徽、钦二宗被俘，北宋宣告灭亡。

北宋灭亡了，但赵宋王朝没有结束，只是政治中心和统治区域南移而已。康王赵构 (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 在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 称帝，续建宋朝 (即南宋)，是为宋高宗。

高宗 (1107―1187) 登极时，年届二十，理应奋发雪耻，重振赵宋河山，可他与乃兄乃父一样惧怕金兵，担心迎回二宗，丢掉皇位。于是，任用主和投降的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颜为同知枢密院事，排挤主战抵抗的宗泽、李纲等文臣武将。投降弃城的气氛笼罩朝野。

面对金朝秣兵厉马，再度南侵，昏弱的高宗望风南逃，从应天经宿州，逃至扬州，运动中的朝廷也随之南迁。金军遂于建炎元年 (1127)底，分兵东、中、西三路，进攻山东、河南、陕西;次年又会中、西主力穷追南下，试图一举消灭南宋。三年初，高宗经镇江逃至杭州，竟然遣使求和，“愿去尊号”，“比于蕃臣”。金兵却未予理睬，长驱直下，攻陷天长、寿州、和州、无为等地。金帅兀术又率军直指江浙。高宗闻讯，南下越州 (浙江绍兴)、明州(浙江宁波)，乃至乘舟入海，逃往定海、温州。金兵穷追不已，但劳师远袭，不习海战，又恐孤军深入，退路被截，无可奈何地宣布 “搜山海毕”，于建炎四年初，从杭州沿运河，大肆掠夺而还。高宗惊魂稍定，从温州返回越州。

此时，南宋的一些主战将领，如韩世忠、岳飞、赵立等奋起阻击，先后在镇江、黄天荡、建康、楚州击败金兵，山东梁山泊渔民张荣也揭杆而起，痛击北撤金兵。在西北战场上，绍兴元年(1131)三月，宋将吴?于和尚原 (陕西宝鸡西南)大败调往西线的金兵主力兀术军，粉碎了金兵向川陕推进的计划。在南宋军民的有效抗击下，金朝一举灭宋的企图终成泡影。宋朝南迁而不亡，绍兴八年(1138)，定都临安(浙江杭州)，逐步控制半壁河山，基本完成了宋室的南迁。

宋室南迁后，与金议和，称臣、进贡，并割唐、邓、商、泗州及和尚原、方山原等与金，南宋北方边界线也萎缩至西起大散关、东沿淮河一线，统治区域大为缩小。安徽地区在当时分属京西北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管辖，约有近20个州府。而北方的寿州、亳州、颖州、泗州则因议和，为金朝控制了。安徽地区在南宋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区域，其淮北、江淮以及江南部分地区，遭受金兵的掠夺和蹂躏，经济、文化受到很大的破坏，“北方人口为之一空”。但江淮儿女与南宋军民的协同抗金，筑起了一道道防线，维系着南宋王朝，为东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中原文化的南下，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二、中原文化南下

随着宋室的南迁，中原文化也因之南下，也使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特征日益显著。黄河流域，尤其中原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唐宋以前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区域，处在传统文化和历史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但在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的合力作用，中原文化在物质、制度、思想的层面不断南下，出现过一次次南下的高潮，一次次南北文化的撞击，较为重要的是在夏商周、魏晋南北朝、宋元三个时期。其中，宋室南渡后的中原文化南下，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也是规模、影响较大的一次。

实际上，中原文化南下长江流域，是以古代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为基础或背景的。这种南下、南移又在文化的物质、思想层面获得充分的展现。在农业上，推广和使用新式农具，如

刀、 曲辕犁等; 兴修水利， 多筑圩田; 尤其注重深耕细作， 施肥用药，实行稻麦两制，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文化含量，朝着集约型生产迈进。“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这些较之西北边远区域的刀耕火种无疑是一大进步，也是对传统农业粗放经营的一种改革。在手工业上，江西、福建的制瓷.江浙的丝织、棉纺织业，东南沿海的造船业，以及江南的造纸、刻书业，都在传统以及北方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获得巨大发展，分工更细，管理严格，技艺求精，规模扩大，分布广泛，创造出一大批制作精良的日用品和工艺品，如景德镇的陶瓷、杭州 “唐绢”、闽广“丽密”、苏州 “粉笺”，等等。在商业上，东南地区的商业城镇、乡村草市无不接受北方传统文化的影响而进一步发展起来，纸币“会子”盛行，商业日渐繁荣。首都临安已成为人口密集、商贸繁华的大都会，替代了北宋商业中心――汴京的位置。此外，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如泉州、广州、明州都是对外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城市。这是北方内陆城市不能望其项背的。

在比较纯粹的文化领域(相对于物质、制度层面而言)，北方中原文化南下、文化重心南移，也是非常明显的。东南地区普遍重视教育，官学、私学发达，人们文化素质较高，叶适说： “家能著书，人知扶册”，涌现出一大批文豪学士，如王安石、黄庭坚、朱熹、陆九渊等各领一代风骚，声誉响远。中原文化的南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术中心的南移。学术研究是高级的文化活动，具有文化内涵中最高层级的思想性内容，最能反映一个时期的文化发展的态势和流变。北宋的关中和中原地区，以及洛阳、开封等大城市，是传统的学术发达地区或学术中心。这些地方在南宋时已沦为金朝统治，失去了往日学术中心的地位，渐为东南地区，尤其苏州、杭州所代替。如哲学领域的关学、洛学是北宋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至南宋已为闽学、心学、事功学派替代，并且后者成为影响巨大、地位重要的学派。朱熹对此颇为敏感，说： “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 ( 《古今图书集成》 卷一三○八) 二是文化中心城市的南移。北方的东京、真定自陷落后，哀草凄凄，城市文化也衰败荒凉起来，而东南的苏州、杭州则枯木逢春，城市的文化生活和文化内涵日益丰富，南宋范成大在 《吴郡志》 中就兴奋地说： “上有天堂，地下苏杭”，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城市。三是政治力量的南移。宋室南渡后，赵氏政治集团侨居东南，逐渐融为南人，极为自然。官僚集团中南人的比例也就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科举及第的多，为官为相的多。如佐天子、治百官的最高行政长官宰相，在宋初几乎全是北人，以后南人逐渐增多，甚至超过北人。北宋浙人为相仅4人，而南宋多达20人。四是南方的许多文化门类，如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光学、农学、医学等都在当时占领先地位。由上可见，中原文化的南下是与文化重心的南移相一致的，也是文化重心南移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化重心如政治中心、经济重心一样，在南宋移到了南方。

安徽是东南文化区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受中原文化南下影响较大较深的一个地区。安徽的社会生产及其反映出的文化水平都有迅速的发展。在农业上，“南渡后，水田之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水利之兴主要表现在营造圩田，圩田又主要集中太平州、宣州、池州等沿江地区。这一地区的圩田，数量多，如宣、池就有1万多处;规模大，如芜湖万春圩就有1270顷。圩内沟渠交错，道路宽敞，设置完善，旱涝保收。时人杨万里多次作诗称赞，如： “圩田岁岁续逢秋，圩户家家不识愁。” 圩田的营造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是南宋农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成就。同时，江淮地区学习北方的小麦种植技术，盛行稻一麦两种制，引进外地的良种和经济作物，农业文化的发展水平有了长足进步，这也是南北农业文化交流的结晶。在手工业方面，徽州的造纸，无为的炼矾，和州的铸钱，舒州的炼铁，池州的造船，等等，都是宋朝南渡后重要的手工业基地。其中不少行业，成就突出，受到朝廷的重视，如用徽州的纸印造纸币会子，在和州设监铸钱，以池州的战船为天下法式等，反映出手工业及其科技文化发展的水平。在商业方面，因皖境长江及其水系得到整治，航运更为畅达，担负起200万担以上的漕运重任，替代了历史上淮河漕运的作用。也直接推动了沿江城市的商贸发展，盐、米、茶、竹、木成为过境或出境的大宗物品和商品，长江上出现了陆游 《入蜀记》 所载运输繁忙的景象：“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也。”芜湖、安庆等发展成为区域性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同时，工商业镇市发展特别快，如雨后春笋，遍地崛起，并且生机盎然，市场繁荣，南宋周必大的 《南归录》 就说，太平州芜湖黄池镇 “市井繁盛”，“太平州不如芜湖，芜湖不如黄池”。在文化事业上，书院、刻书、藏书都很发达。书院出现于唐朝，只为藏书之所，至宋则为讲学之地，并出现了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四大书院。南宋时，数量更多、分布更广，名院辈出，在安徽多集中于皖南及沿江一带，如绩溪的槐溪书院、贵池的八桂书院、歙县的紫阳书院、当涂的天门书院等。刻书、藏书的大势与书院的发展基本一致，也以皖南、沿江为发达，如徽州所刻的 《松漠纪闻》、《尔雅翼》 以及朱子著作等都是著名的刻本，又如绩溪胡仔藏书丰富，采撷诸家诗话，经过潜心研究，纂成《苕溪渔隐丛话》一书，共100卷，成为一代诗话名著。

在中原文化南下的大背景下，安徽区域文化获得了巨大发展，也与文化重心南移的步伐相一致。中原文化之所以南下，安徽文化之所以获得发展，较为重要、直接的原因： 一是南方的相对稳定和北方人口的南移。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大范围的动乱、大面积的灾荒，多发生在北方，而南方虽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但也相对稳定，因此，在东晋、唐末、南宋等人口大规模迁徙流动时期，都南向而迁。据史载，早在唐末迁入皖南的人口日益增多，“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宋兴则名臣辈出”。南宋时，宋金战争频仍，北方又是狼烟四起，无论士族，还是百姓，如潮水般地涌向南方，“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其中，迁入安徽的主要是在沿江和皖南地区，据史载和统计，如迁入徽州的主要有柯、宋、张、周、阮、杨、蒋、刘、饶、马、滕、孔、徐、吕、韩等姓，皖南人口出现了高速增长。北方人口的南迁，带来了较为先进的技术、发达的文化，诱导和加速了安徽以及南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如“徽州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这样，北方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越江南下了。二是南方文化的长期积累，蓄势待发，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原文化南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南方，尤其东南地区绝非蛮荒之地，区域文化至迟在北宋已有相当的发展。以安徽为例，北宋时的水利已取得较大的成就，圩田也已出现，至南宋则进一步发展，成为南宋农业文化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 又如宣纸早在唐代已生产出来，至南宋则用来印造会子，表明造纸以及印刷技术在全国具有领先水平。由此可以推断，安徽地区与江浙地区具有同样的地位。所以，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五中说：“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七闽、二浙与江之东西，冠带诗书，歙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天下。”在这种文化环境里，中原文化南下，乃至文化重心的南移，都成为极其自然的的事。三是与南宋江淮军民的抗金斗争分不开。金兵的南下，无论是对中原文化，还是对南方文化，都是一种摧残。金兵南侵之初，宋朝主战将士以及受害地区的人民奋起抗击，粉碎其一举灭宋的图谋，战线长期相持于淮河一带，使南方保持相对的稳定。在安徽境内发生的著名大战就有，绍兴十年 (1140) 的顺昌之战，绍兴十一年的拓皋之战，绍兴三十一年的采石之战。南宋军民的英勇抗击，为南方文化的发展和中原文化的南下，以及南北文化的交流、碰撞，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文化吸纳

安徽地处南北文化交流的中间地带，受到过中原、夷越、三苗、荆楚等多种文化的影响，而安徽文化则敞开自己的胸怀，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的精华，丰富和发展自己。历史上的古皖文化与中原文化碰撞，山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都体现出安徽文化的吸纳性和开放性。南宋时期，这一点更为鲜明。当然，吸收的主要是中原文化，乃至北方文化。这也是中原文化南下、文化重心南移的产物。

安徽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吸纳是南北文化撞击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学术文化和科学技术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学术文化领域，最为典型的是南宋新安理学。新安或新安郡乃唐宋前徽州 (治今歙县) 古名，辖境相当于今安徽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及江西婺源等地。新安理学则为理学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派别。朱熹，既是新安理学的鼻祖，又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传自载道南归的杨时，而杨时又受学于北方的二程(程颢、程颐);就其道学言，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洛学的唯心主义思想，又吸取张载关学的 “性”、“气” 学说，以及周敦颐濂学的 “太极”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新安理学家奉朱熹为宗师，恪守师法，继续吸收北方文化，绍承先儒的命题及其研究，精研性命理气，把 “性”、“理” 与 “存天理，灭人欲”密切结合起来，发明 《四书》、《五经》奥义，阐发朱子之学，成为一个颇具地方特色的学派。又如张孝祥的词。张孝祥，字安国，和州 (治今安徽和县) 人，南宋著名词人。他与岳飞、辛弃疾一样，以词为武器，主张抗金，反对投降，发扬北宋诗文改革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高唱爱国主义的时代主旋律。他在 《六州歌头》中说： “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反映了时代和人们的心声。词的风格，也学北宋豪放派领袖苏轼，热情奔放，慷慨激烈，富有意境，感染力强。这些都可以说是从中原文化中吸取养分而形成的。此外，如绩溪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续补北宋舒城(今属安徽)阮阅的《诗总》(后人改名《诗经总龟》);歙县罗愿的 《尔雅翼》 又是吸取历史上 《尔雅》 研究成果，尤其北宋邢? 《尔雅疏》 和陆佃 《埤雅》等而成; 休宁的程大昌，知识广博，学问很大，涉及经学、文学、考据诸多领域，著有 《演繁露》、《诗注》、《考古编》 等。这些成就也都是在吸纳中原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取得的。

在科学技术领域，也同样反映出安徽文化吸纳中原文化的特色。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往往涵容于中原文化之中，在宋朝获得了巨大发展。江淮人民吸收传统的中原文化成就的同时，进一步创新，在造纸、印刷、火药使用方面较为突出。造纸自东汉蔡伦发明后，屡经改造，工艺不断进步，宋朝的徽州、宣州、池州都是著名的造纸地区，所造之纸远销四川等地，深受欢迎。江南、淮南还应诏制造纸甲，尤其南宋在徽州采造会子样张，并在徽、宣等地设局分造。此外，徽州的纸衣深受山民、士大夫的欢迎，宣纸也于宋末逐渐著称于世。宋朝的印刷刻书业在唐朝雕版印刷的基础上获得了迅速发展，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形成了杭州、建安、成都、开封等刻书中心。南渡后，开封以及北方的刻书业逐渐衰败，印刷业的重心南移，沿江以及皖南的刻书行销东南市场，如所刻朱子之书、地方志等都是著名的刻本，其内容和技艺都有明显的吸纳中原文化的特色，在印刷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火药在宋代逐渐从道家的炼丹炉中解放出来，走向战场，宋朝的军队就拥有火箭、火?、火蒺藜、火炮等火药武器，南宋寿春府(安徽寿县) 的军民在与蒙古军作战中使用了突火枪。《宋史?兵志》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以钜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燃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这是对历史上火器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兵器史上的一大飞跃，开创了兵器史、战争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在农业生产上，江淮人民吸收北方的种植经验和技术，推广小麦种植，实行稻麦二熟耕作制。池州从北方引种高丽的“黄粒稻”，给安徽的农业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安徽农业还为占城稻、棉花等农作物的北传做出了贡献。

由上可见，在中原文化南下、文化重心南移之时，安徽文化以其博大开放的胸怀，从各个领域、各种方面吸纳中原文化。在吸纳中又结合本土特点，择善而从，利用改造，发扬光大，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这可以说是南北文化碰撞的一个重要结果。

四、文化撞击

在中原文化南下的形势下，安徽文化吸纳中原文化是一个方面;而与之撞击、冲突，又是交流融合中不可避免的另一个方面，更体现出文化交流中的碰撞性，对安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原文化在宋朝的南下，是以金朝南侵和宋室南渡为契机的，因而当时南北文化的冲突首先是南方文化 (包括安徽文化) 与北方文化 (包括女真文化) 的冲突。金朝由女真族建立，刚从部落酋长制向阶级社会过渡，社会发展状态十分落后，但凭其雄厚的军事力量，先后消灭了辽朝、北宋，并继续南侵，试图消灭南宋。金兵的南侵带有很大的掠夺性和野蛮性，“搜剔杀掠”，致使人口锐减，都市被焚，经济、文化都遭受到巨大破坏。《中兴御侮录》记载，金人决寸金淀黄河之堤，“河水泛滥，自寿至汴，水深并腰”，黄淮之间一片水乡泽国，文化损失惨重。《遂昌杂录》说：“淮以北，举不知有全书。” 因而，南宋军民，尤其江淮人民英勇还击，抵御金兵南下。安徽的文化士人，以文当武，予以揭露痛斥，如张孝祥就以词为武器，反对议和，坚决抗金，他表示 “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程大昌则著 《雍录》、《北边备对》，研究西北历史地理，经世致用，以图恢复之志。可是南宋统治者昏庸无能，无所作为。人们为此而悲泣忧虑，如张孝祥词云：“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身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这种沉重的忧患意识是南方文化与女真文化冲突的深层表现。

其次，是对北方文化以及中原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北方文化既是一个区域文化 (中原文化) 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文化) 的概念。安徽文化吸纳和继承北方文化是大势所趋，但同时又是有所选择有所批判的，是一种批判的继承。新安理学家们以朱熹为宗师，继承二程、张载的学说，但不空谈 “性命”、“义理”，而是从实际出发，提倡修心养性，主张积极入世，参与政治。朱熹本人仕途坎坷，几度沉浮，但仍关注朝廷吏治，经济边防，积极为国献计献策; 吴儆、程大昌等也大多如此，“常以社稷安危为己任”。新安理学虽受佛道影响，吸收其中的某些思想成分，朱熹、汪莘等还与僧徒往来密切，但他们又以排挤佛道为己任，认为佛道 “虚无寂灭”，“不足事”，不尚释老之教。事实上，安徽文化乃至南方文化，注重实际，崇尚实学，与北方文化的某种空灵虚缈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乃至对抗。如张孝祥词宗苏轼，更重现实，以词为武器，号召人民抗金;罗愿的《新安志》载录地方实情，以佐地方之治，《尔雅翼》 则译名释物，俾佐稽考;胡仔的 《苕溪渔隐丛话》，网罗材料，学风扎实; 程大昌的 《诗注》、《演繁露》、《考古编》等擅长考据，不附先儒，针锋相对，见解独到，开了皖南考据的先河。此类事实无不表明，南北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两者的撞击在所难免，南方文化对北方文化的吸收必然是批判的继承。

再次，学派争论也反映出南北文化的撞击。宋朝的学术环境较为自由宽松，学术气氛也活跃蓬勃，学派流派很多，相互展开批评和争论。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和浙江事功学派虽然同属南方文化，但是由于对北方文化传统的态度不同，相互间时有争论。朱熹的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都传自二程，《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说：“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子。”但朱熹把理放在 “天上”，视纲常为“天理”，“存天理，灭人欲”，是客观唯心主义，而陆九渊把理放在心中，视纲常为人的“本心”，只要“明本心”，即可存天理，是主观唯心主义。淳熙二年 (1175) 的鹅湖之会，双方在治学方法、内容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朱熹认为应从二程而得孔孟之学，主张博览群书和观察外物，启发内心的知识; 陆九渊则认为应直承孟学，不必读书观物，只要 “明本心” 即可。朱揭陆为 “禅学”，陆讥朱为 “支离”。这既是一场理学内部派别的唯心主义的主、客之争，也是一场正统之争，即是对二程洛学乃至传统儒学的不同态度之争，是对北方文化不同的批判继承。朱熹与浙江事功学派之争跟前者不同，是一场涉及唯心和唯物的争论。当时，东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以陈亮、叶适为首的事功学派比较重视物质的创造和利益，认为宇宙充满着客观事物，道存于物中，有物才有道。《陈亮文集》卷四说：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并主张王霸并用，义利双行。为此，朱熹自淳熙十一至十三年，多次写信给陈亮，要求他们放弃“王霸义利”之说，但遭到了反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浙江事功学派重实际，讲实效，哲学观、历史观都比较进步，显示出对北方文化的超越和发展。朱熹对理学抓住传统不放，有些落伍。从表面上看，这是南方两个学派的争论，浙江学派以 “王霸义利”反对理学，与传统儒家文化以及中原文化发生冲突; 而朱熹排除异说，更多地体现出对传统儒家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继承，实质上反映出两者对北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后来新安理学家们，通过学派争论，一方面宗法朱子，坚守理学阵营，阐发朱子之学，另一方面又改造理学，积极入世，安邦治国，进一步发展了理学，这实际上也是南北文化撞击的结果。

五、文化丰碑

在南北文化的交流、撞击之下，安徽文化为了自身的生存，批判各种流派以及北方文化，使地方色彩日渐浓厚。在这一过程中，安徽文化更多的是继承和吸纳其他文化，改造和丰富自己，表现出很大的开放性，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原文化南下以后，安徽的文化迅速发展，区域文化特色更为鲜明，具有重要意义的成就也很多，下略举数例予以阐明。一是新安理学。朱熹，徽州婺源 (今属江西) 人，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新安理学的开山宗师。他讲究性命义理之学，强调修身养性，深得传统儒学之要旨，同时又吸收佛道，为他所用，把封建纲常伦理置入包罗万象和至高无上的理之中。徽州歙县、休宁、绩溪、祁门等地从学甚众，或是本门弟子，或是学术之友，如程洵、程永奇、程先、汪莘以及程大昌、吴儆等，他们阐发朱子之说，又有改造，形成独具风格的新安理学，为理学一个重要支派。该学派延续于元、明、清三代，经久不衰。二是方志学的空前发展。据 《郡斋读书志》和 《直斋书录题解》记载，南宋安徽方志十来种，其中歙县罗愿的 《新安志》，体例完备，章法严谨，取材丰富，实用性强，流传至今，成为一代不刊之志。此外，还有皖人撰修的总志、域外方志以及参与补刻的方志，如徽州祝穆的 《方舆胜览》、程大昌的 《雍录》，以及广德李寿鹏补刻的 《吴郡志》等，都是南宋方志史上的盛事。三是在文学领域成就卓著。张孝祥，和州人，南宋著名词人。他词宗苏轼，激情奔放，气势豪迈，反映了时代和人们的心声。又如绩溪胡仔的 《苕溪渔隐丛话》100卷，是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诗话。它以人物先后为序，撷取100多种材料，涉及诗歌的思想、艺术、技巧、格律、掌故等多方面内容，在诗话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些重要的文化成就，犹如一座座耸起的文化丰碑，既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又有传统文化的特点： 既有高层次的理学，又有普及型的方志。这些成就，促进了传统儒学的地域化，也提高了区域文化的整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