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和议

南宋与金的和议。12世纪至13世纪，南宋与金之间有战有和，随着双方势力消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其间先后主要有绍兴和议、隆兴和议与嘉定和议。

绍兴八年(1138)，金熙宗改制，金主和派完颜昌等力主与宋议和，主动遣使和谈。南宋主和派秦桧任相，高宗决策求和，宣布：“金国使来，尽割河南、陕西故地，通好于我，许还梓宫及母兄亲族，馀无需索。”宋金达成和议。但次年金朝完颜宗弼杀主和派完颜昌等，撕毁和议，欲夺回河南、陕西地。绍兴十年，宋将岳飞等与金兵主力战于河南，获得郾城大捷、颍昌大捷，声威大振。宋高宗与秦桧唯恐有碍议和，急令各路宋军撤回。绍兴十一年，高宗与秦桧制造岳飞冤案，完成了宋代第二次削兵权，随即加紧对金乞和。这年十一月，宋金最后达成和约：宋向金称臣，并“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册立赵构为宋帝;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宋每年向金朝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金向宋归还宋徽宗梓宫及高宗生母韦太后。对宋而言，绍兴和议是一个屈辱的和约，也因此确定了宋金之间日后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但是，绍兴和议又是宋金双方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达到某种平衡的产物，标志着宋金之间在地缘政治上进入了一种南北对峙相对均势的局面。绍兴和议结束了宋金间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状态，对宋金双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在客观上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绍兴和议以后，宋高宗与秦桧一味苟且偷安，在军事战备上毫无作为。而金主完颜亮则雄心勃勃试图统一中国，绍兴三十一年，他率领金军大举南侵，虽折戟于采石之战，但和平局面再次被打破。金世宗即位后，为巩固统治，急于恢复宋、金间旧有的和平。但新即位的宋孝宗却志在收复中原，隆兴元年(1162)命主战派领袖张浚主持隆兴北伐，却溃败于符离之战。双方再次经过军事较量，谁也没能占据绝对优势，只得在次年重订“隆兴和议”。和约主要规定：金宋由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宋、金之间仍维持绍兴和议规定的旧疆;宋每年给金的“岁贡”改为“岁币”，银绢减为各20万两、匹;金国逃到南宋的人员不再追回。隆兴议和是宋、金对峙新形势下的产物，使宋、金间原有不平等关系有所改变，此后两国40余年无战争，成为双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颠峰期。

开禧二年(1206)，南宋权臣韩?胄专权，企图建立恢复中原的“盖世奇功”，轻率发动“开禧北伐”，却出乎预期，累战累败。嘉定元年(1208)，南宋只得被迫与金朝重订“嘉定和议”。和议规定：金宋关系由原来的叔侄改为伯侄;宋每年给金的岁币增至银绢30万两、匹，另支付金朝犒军银300万两;两国疆界如旧;函韩?胄首于金。嘉定和议与隆兴和议相比，宋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两国的均势并未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南宋先后两次北伐的失败与和议的续订，深刻表明绍兴和议后的宋金对峙是地缘政治稳定的产物，没有外来力量的强力干预，这种均势绝非那么容易打破的。嘉定和议后，宋金维持了9年的和平，蒙古的崛起成为打破这一均势的第三种力量。宋趁着蒙古攻金不再向金交纳岁币，金朝于嘉定十年发兵攻宋，宋金和议彻底破裂。其后，直至金朝灭亡，双方始终处于战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