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话形成的历史自然条件

客家先民在历次南迁中，为躲避战祸，寻求安宁和生存，多定居在无人居住的荒山僻地，山高林密、河流众多，所谓“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无论从纯客家方言县的闽西，粤东、粤北、赣南三省连结的小三角区来看，还是从客家方言区域的上至北纬31°的四川广汉县、下自北纬18°的海南省三亚、西自东经10°的广汉县、东至东经121°的台湾彰化县的大三角区来看，都在深山僻地，正处于五岭山脉之中。正如张奋前先生在《客家民系之演化》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南岭山脉自贵州向南至湘赣粤交界处，构成了五岭山脉与九连山脉，东北入闽赣边界，构成了大杉岭山脉。高山大岭，触处皆是，连县之西北为萌渚岭分支，彬县南部为有名的骑田岭，南雄北境有号称‘岭外第一关’的梅岭;和平北境九连山，则绵亘更阔，东连龙川、河源，南连博罗、增城、龙门、从化，西连翁源、乳源，北连江西龙南，峰峦巍峻，地势高阻;寻邬东部有萧帝岩，西南入兴宁为大望山，东北出福建永定为博罗岭，折西经长汀至连城为虎忙岭，都是群山重叠，极少平原……这些山岭，……连续不断，中间很少宽至一百方里的平原，可谓名符其实的山地。”

这种地理环境，使客家地区的交通艰难险阻，与外界的交往少，不仅外族势力难以侵入，北方封建王朝的统治也鞭长莫及，战乱的影响亦较小。因而，形成了客家民系的封闭隔绝的社会生活，以低层次平面垦殖生产方式为主要特色的农业文明，保守稳定与开拓进取并存的文化心态和独特固有的文化习俗，而所有这些都为客家人保存自己固有的语言，历经千年、行程万里而不变，提供了特殊的条件。

首先，地理环境的封闭性造成对外交往的不便和长期的与世隔绝，客家先民只有依靠以姓氏血缘为群体的内聚力，才能自强不息地繁衍生存下去。长期的移民生活，也需要以同籍同姓同家族乃至携老带幼结伴而行，因此家族、谱系的号召力和向心力便显得十分重要。而在血缘家族群体中，一般是使用一种共同语言，因而传统的语言不需要经过多少变化，便可以传承延用下去，这就使得客家先民能够较为完整地保存延用祖先传下来的语言，从而为客家话保留较多的中州古汉语的音韵、词汇创造了条件。

其次，血缘群体的内聚力和向心力是通过语言这种外部表达方式来实现的，换句话说，一个客家家庭、家族、部落乃至整个客家民系是靠客家语言这个纽带来维系的。客家话是客家民系的外部识别标志，看一个人是不是客家人(作为客家家庭、部族或整个客家民系的一分子，是否维护继承了客家的传统，是否具有客家人特有的心理素质和文化心态)，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看他是否讲客家话(当然，逆命题是不能成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客家话本身就具有一种内聚力和向心力，它像一块磁石，把客家人吸引聚合在客家民系的大旗下。正因为这样，客家人将固守沿用客家话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习俗而世代相传，因而大大加强了客家话的稳定性、内部一致性和自我认同性。现在客家地区的婚姻习俗中，仍以男女双方能否保持或会说客家话，作为能否巩固爱情、百年偕老的标志，如忘却客家话，往往会引起婚变。孙中山先生的上祖本是广东紫金客家人，后迁至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他虽出生在广府话地区，以讲广府话为主，但也不忘客家话，将客家话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武器之一。客家人特别重视乡情，重视内部的团结合作，因此而成立的客家同乡会、客属总会、客家联谊会等客家社会组织遍布五大洲。而不忘乡音，会讲客家话自然成为取得这些客家团体成员资格的首要条件。这样，这些客家团体在加强促进客家人的联系和合作的同时，也加强和促进了客家话的稳定性和自我认同性。

第三，客家地区自然环境的封闭性和与外界的长期隔绝，造成生产力的低下，形成了并长期维持着以低层次平面垦殖的生产方式为主要特色的农业文明。这种梯田文化虽然一方面反映了客家人世世代代与自然环境搏斗的顽强意志、于逆境中求生存的拼搏精神和雕凿山川、美化自然的艺术才智，另一方面却维持了以吃饱为最高追求的低投入和低产出的经济效益和与之相适应的保守滞后的文化心态和文化习俗。人们竭尽全力辛勤劳作，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天时保证收成;生产力的低微进步，亩产的提高又被人口惊人的迅速增长所抵消;为了扩大耕地面积而垦山毁林，又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水土流失，气候恶化，水源枯竭，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到头来又限制了农业的增产，从而陷入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的桎梏之中。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下，人们只有终年被束缚在梯田之中，以满足吃饱的最高追求，人们的其他需要或非农耕的事业追求拓展统统地被压抑下去。加之交通闭塞，外来文化传入困难，因单一自给自足之低水平稻作农业所余物产甚少，没有也不可能同外界发生密切的商业贸易交往，使客家山区的文化演进呈现固滞状态，变化远远慢于平原和沿海地区，亦为客家方言稳定地延传下去、千百年未受任何大的冲击提供了稳定、强大的物质基础。因此可以说，客家方言的保守稳定性是客家山区低下的生产力、自给自足的低水平的平面垦殖稻作农业文明的反映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