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与宗族

家族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结成的社会单位。宗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以父亲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人群共同体。“统之为宗，散之为族。”有的宗族是以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为基础，有的是以小家庭为基础，家族和宗族实为一体，只不过是分散与集中关系而已。

旧时，安徽境内家族聚族而居是一种普遍的风俗，其中又以皖南徽州山区为典型。徽州家族主要来源北方，明以前可考的大族有５７个，主要大族有程、汪、吴、黄、胡、王、李、方八姓，洪、余、鲍、戴、曹、江、孙、毕、朱、巴等姓次之。迁徽家族多以自己的始祖或迁祖为中心，集居繁衍，常以族姓命名居住地。当原居地发生地狭人稠矛盾后，始分居他乡，一般一族聚居一村，也有按房系分居几村，有的累世同居。由于各大宗族都按一家一族来建村立寨，形成了一村一族的制度，村内严格限制他姓人居住，哪怕是女儿和女婿也不得在母家同房同居。

据清康熙《徽州府志?风俗》记载：“新安各族，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扌不；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宵小不敢肆焉。”光绪《石台桂氏宗谱》卷一《潘永洛叙》载：“每逾一岭，进一溪，其中烟火万家，鸡犬相闻者，皆巨族大家之所居也。一族所聚，动辄数百或数十里，即在城中者亦各占一区，无异姓杂处，以故千百年犹一日之亲，千百里犹一父之子。”文中动称万千，自属夸大，但反映的社会状况是真实的。

应该说，聚族而居并不是徽州独有的现象，但徽州宗族的牢固程度的确有典型性。凡是徽州的大家族之户，不但户不容杂人，甚至村不容外姓。清代学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中说：“出入齿让，姓名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甲，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礼，彬彬合度。”徽州学者吴儆在《竹洲集》中指出：“徽州的小宗族由几十个家庭组成，大的宗族则由几百个家族组成。”南朝歙人鲍安国，富甲于乡，兄弟十人，宗族三百余口同居，人称其居室为“十安堂”。元代休宁朱震雷也是“累世同居”的家族。明代歙县汪通保，“一堂五世，男妇大小百余人”。清代歙县方统来也是“五世同居”。可见家族之兴旺。在鼎沸的大家族生活中，“男尚气节，女慕端贞”是人们天经地义的为人准则。在一个大家族中，全赖家长（族长）的所谓“德行”、“义行”来维持。可是，大家庭中每个成员所处的嫡庶、尊卑等级不同，贤愚不一，享受的待遇实际上并不一样。有的读书仕宦，有的终日劳作；有的锦衣紫带，有的竹笠粗蓑。温情脉脉的血缘关系外衣也无法掩盖这种矛盾冲突，因而最终难免分裂成若干小家庭。这种以小家庭为基础的宗族在全部宗族中始终占着绝大多数。

江氏宗祠（欧阳发摄）

无论是以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为基础的家族，还是以小家庭为基础的宗族，都是以宗子族长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他们聚族而居，以血缘关系相联系，带有氏族家长制的残余，是农村中最顽固的组织。这是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典型，是古老的氏族公社的残余形态。

祁门嘉会堂（胡晓洋摄）

根据我国古代“五服制”（古代丧服依次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等级，按照生者和死者之间关系的远近而定。比如斩衰是儿子和未出嫁女儿为父亲、妻为夫穿的孝服，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种）的限定，本人高祖以上的直系称为祖宗，旁系及其子孙称为同宗同姓，但不属亲族的范畴。同样，本人玄孙以下旁系也不属亲族范畴。在河北民间，属于同姓同宗的家庭之间，虽较异姓人家关系稍近，但在婚嫁生育、寿诞丧葬、岁时节日等方面，就没有亲族之间那些礼尚往来，基本上以邻里关系对待。在喜庆事的祝贺、患病时的探望、天灾人祸时的抚慰救助等方面，基本上也以邻里关系对待。

同姓同宗的家庭也有超出邻里关系之处，主要在对祖宗祭祀方面。例如，同姓同宗的几个家族拥有一座共同的宗族祠堂、宗族墓地，在过年过节的祭祀，清明节、寒食（衣）节上坟时，在祭祀自己祖先的同时，也要祭祀祖宗。另外，在有的同姓村庄内，人们共同规定“五服”之内不得通婚，以防近亲结婚给后代健康造成不良后果。

高邑县赵南星祠堂（单纪兰供）

家庭无论人多人少，重要标志是同居共财。以血统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血亲集团，包括同一血统的几辈人和若干个家庭，人们称其为家族。家族的结构是从高祖到玄孙，共九代，也称“九族”。由于多子多福的观念，一个家庭中独子独孙(俗称“单传”)的很少，大多是兄弟几个。这样就有了直系和旁系之分。直系指以本人为基准，上推至父辈、祖辈、曾祖辈、高祖辈，下推至子辈、孙辈、曾孙辈、玄孙辈。旁系指横推，如同一个父亲所生的几个儿子，称同胞兄弟，他们的伯父或叔父所生的儿子，便互称为堂兄弟;他们的曾祖辈所生的孙子，互称为从兄弟;他们的高祖辈所生的曾孙子，互称为族兄弟。如表：

虽号称九族，实际上以直系论超不过五代，四世同堂不多，五世其昌极少。农村中论远近仍以“五服”(即五代)为标准，俗称“不出五服为本家，出了五服为同宗”。也就是说，习惯上把五服之内的若干个同姓家庭，视为一个家族。而出了五服之外的所有同姓家庭，视为一个宗族，人们把同一父系的所有家族成员(不包括出嫁女性)视为同宗之人，一脉之后。家族和宗族以血缘远近而论，有所不同。但实际生活中，家族和宗族的界限并不很严格，人们统称为“宗族势力”。在大城市中，宗族势力几乎不能存在，而在农村和小城镇中，宗族势力却不容忽视。

山西农村的宗族势力，远不及南方为盛。但也有一些地方，家族观念和宗族势力还有不小的影响。过去，大的家族和宗族的功能较多，如纂修族谱、制订族规、经营族田、营建祠堂、组织族祭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西乡村变革迅速，婚姻自由，子女结婚后普遍与父母析产分灶，另组家庭;实行农业集体化，家族不再拥有对土地的分配权;法律的健全和普及取代了家规家法;文化的提高，科学知识的普及，乡镇企业的兴办，从多方面对宗族势力给以冲击，因此，宗族势力日益衰弱。但仍然有一些影响：一种是由同胞兄弟家庭结合的势力。山西农村中还有不少弟兄好几个的家族，虽然兄弟几个都已分灶析产，自立门户，但联系比较紧密，相互依靠，一旦遇上那户有重大事情，如婚、嫁、盖房、恶病，血缘关系便自然地把兄弟几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一家有难，几家相帮，显示出家族人多、势众、心齐，外人不敢轻易欺侮。另一种是同宗同姓家庭结合的宗族势力。他们平常的联系较为松散，依靠较少，但遇到本宗族某家出了大事，如有人被欺侮而致伤致死，这时，同宗同姓之人便一齐出动，一致对外，抱打不平，甚至干戈相见，矛盾激化，难以平息。尤其是交通不便的偏僻村庄，姓氏单一，宗族势力仍很发达。第三种是联姻关系结合的亲戚势力。农村中儿女婚嫁范围狭窄，相距不过数里十数里，有些大村大镇，男女青年就在本村本镇找对象结婚，结果就有了许多拐弯亲戚，遇事互相帮忙解困。有些势单力薄的小姓小户，也有意识地通过儿女婚姻与大姓望族攀亲结姻，摆脱孤立状态，俗称“先天不足后天补”。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各家各户在经济生产生活中的独立性增强了，原先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集中控制放松了，家庭之间的纠纷相对增多了，如土地的分配、浇地用水、宅基地、承包项目等，都牵连到家庭的实际利益，原先比较疏远的家族、宗族、亲戚又自然地彼此亲近了，宗族势力自然地崛起了。“在目前的山西农村，村中无论大事小事都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背后复杂的家族关系网络。比如，村干部能否当选，特别是上台后能否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力，同他们的家族背景有很大关系，他们在行使职权时必须考虑村中各个家庭与家庭的关系。村干部本人也说，他们办事是一半人情，一半公事。襄汾县德西毛村共有3212人，632户，其中廉姓占总户数的1/2，李姓居第二位，当地流传一句顺口溜：‘廉半村，李一角，固家圪?毛一窝，剩下都是杂八户。’几句话生动地道出了几个姓氏家族在村中的分布和地位，廉姓家族人多势众，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村干部主要由该姓人担任，其余小姓根本无法染指，李姓是村中第二大户，居住地全部集中在村南一角，属第五村民小组，有44户，274人都能挂上血缘关系，团聚意识较强。尽管内部也有矛盾，但一致对外时对村中的影响就远不是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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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家族关系网络，在其他地区都有表现。对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民主法制秩序，家族势力的抬头实际上是一种阻力。因此需要正确地估计和引导，尽量减少家庭矛盾，保持社会稳定，逐步创造条件冲淡家族关系网络，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关系、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