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甲天下的农业

美丽富饶的关中平原是中国古代农业的发源地之一。秦人进入关中后，收纳“好稼穑”的周余民，继承西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利用关中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农业生产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及商鞅变法后，秦国农业生产发展更加迅速，生产技术更加先进，特别是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使秦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关东六国，号称“富甲天下”，为统一大业的完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1)铁器和牛耕的使用

生产工具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铁器的出现和广泛使用，对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历史上铁器的出现，是在春秋时代，铁制工具普遍使用于农业生产，是在战国时代。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春秋时代业已形成的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和秦文化圈，是我国最早出现和使用铁器的三大文化区域。秦国在春秋初年就可能已学会了锻铁技术并开始使用铁器。《诗经?秦风》中有一首歌颂秦开国之君襄公的诗，名叫《驷

》，用“驷

孔阜”之句来赞美襄公的驾车之马。 古代一些注释家如孔颖达即认为，“

”就是“铁”字的异写，“驷

”是形容马的颜色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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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春秋初年的秦国，铁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习见之物，铁器的铸造可能即出现于此时。近几年来考古发掘的资料以无可辩驳的实物例证证明了这一点。如在陕西长武县一春秋早期的秦人墓葬中出土了铁匕首一件，甘肃灵台县景家坪村一春秋早期或中期的秦人墓葬中发现了铜柄铁剑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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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表明秦国是古代最早使用铁器的地区之一。至迟到春秋中期，秦国已开始用铁来铸造农业工具并应用于生产。在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的填土中，曾出土了铁铲、铁槟、铁锸三件农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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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代金相学分析，这些铁工具的制造都属于锻铸铁工艺。到了战国时期，秦国不仅出现了直接管理采铁和冶铁事务的“右采铁”、“左采铁”之类的铁官，而且铁制工具已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近几年来在这一时期的秦国墓葬和遗址中，不断有锸、镰、刀、锤、钉、钩、锛、斧、缸、釜等各种铁制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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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战国晚期的秦律对采铁和冶铁的考课，铁器的供应与使用等方面具体而细致的规定，也从侧面反映了铁器在生产上的广泛使用情况。

铁锸和铁锄(秦)

在农业生产中用畜力代替人力，也是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显著标志。用牛耕田大约始于春秋末年，至战国时代在一些先进地区已较为普遍地使用牛耕，秦国就属于这样的先进地区之一。《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赵豹对赵王说：“且秦以牛田，水道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这说明秦国当时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牛耕的普遍程度和水平，显然要比赵国高出许多，否则赵豹不会以此作为赵国不可与秦国作战的首要因素。正因为牛耕在秦国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秦国官府十分重视耕牛的饲养，并按期进行考核评比。 云梦秦简《

苑律》即规定：“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镊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就是说在每年的四月、七月、十月和正月都要评比耕牛，满一年再举行一次大考核。饲养好的啬夫、牛长有奖，发现有“牛减藉”即腰围减瘦的耕牛，要对至管的啬夫、牛长进行惩罚。

铁器和牛耕的使用，为垦辟荒地、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和提高粮食产量创造了广阔的前景，使秦国的农业经济在短期内获得了高速的发展，并一直保持上升的势头而不衰。

(2)生产技术的进步

秦建国之后全面接受了“周余民”先进的农业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很快跃入当时农业生产技术比较发达的先进国家行列。商鞅变法以“显耕战”为基本国策，奖励农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改进耕作技术的积极性，在改良土壤、深耕细作及田间管理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农作物结构也日趋合理。云梦秦简《仓律》中有一条律文具体规定了不同农作物的每亩不同播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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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秦国农民已经掌握了一些农作物的生长特性和规律，并据此进行合理种植，在《日书》中还指出了稷、秫、稻、麦、菽、黍、麻、瓜、葵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良日”与“忌日”，反映了秦国农民已密切注意到庄稼的下种、收获与季节变化的关系，不失时机地安排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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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难得的是，秦国农民根据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认识到保护环境是发展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因素，因而由官府下文规定，早春二月不准到山中砍木伐林，不准随便挖地取土阻塞水道，禁止燃草烧灰，禁止采摘植物嫩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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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晚期的秦国，还出现了专门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的著作，这就是《吕氏春秋》一书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上农》偏重于介绍评述农业经济政策，其它三篇都是主要总结秦国农业生产经验与技术，对于农作物的播种、间苗、除草、治虫、施肥、灌溉、收获等各个生产环节，均有详细的论述，对于农具的使用、土壤的深耕与休耕以及节气时令问题也都有所涉及，堪称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比较系统的农业科学著作，是秦国劳动人民农业生产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结晶。

随着农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提高，秦国农作物的种类也增加了。从《吕氏春秋》一书和云梦秦简的某些律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农业种植作物已有稻、麦、禾、黍、菽、麻等六大种类，还有秫、瓜、葵、桥(小豆)、常(即常棣，又名郁李)等其它作物，且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生产传统。在云梦秦简《仓律》中还把禾(小米)分为黄、白、青三种，稻(大米)分为粲(精米)、氟(糯米)、扼(粘米)三类。如此精确细致的分种别类，没有很高的农业生产经验与技术是不可能办到的。

秦国的粮食加工技术也远远超过了前代。云梦秦简《仓律》对每一种粮食可以加工成品粮多少，都有比较具体的现定，如“(粟一)石六斗大半斗，舂为(粝)米一石;米一石为

(间)米九斗，间米九(斗)为毁(?)米八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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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耕地面积的扩大与水利工程的兴修商鞅变法前，秦国的农业生产虽然有了高度的发展，但由于地广人稀，仍有大片的土地没有被开垦。所以商鞅变法所颁布的首道政令就是“垦草令”，鼓励人们开垦耕地，变荒野为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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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又千方百计引诱招徕三晋之民入秦耕作，力图增加农业劳动力，扩大耕地面积。随着铁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以及水利工程的兴修，至战国末年秦国的腹地关中很多荒野和盐卤地都变成了肥沃的良田。成书于这一时代的《尚书?禹贡》将秦国所属的雍州列为“上上”等的“黄壤”，位居全国第一。《史记?货殖列传》也说“关中自渭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是秦国主要的农耕区和产粮区。秦惠文王时期，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经济水平比较发达的巴蜀地区纳入了秦国的版图，成为另一重要粮食产地。从此，秦国“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史记?货殖列传》)，耕地面积空前扩大，致使关东六国很难望其项背。

秦国对土地的开发和利用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其高度重视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有着密切的关系。云梦秦简中把“沟渠水道”列为各级官吏的日用杂字，足见水利事业在统治阶级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战国时代秦国也确实是各大国中水利事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先后修建的都江堰和郑国渠都是当时规模最大、至今仍举世闻名的大型水利工程。尤其是郑国渠，因其修建于秦国腹地关中，而更被人们视为秦物质文化成就的代表。

郑国渠兴建于战国末年。原来泾水流域和渭水流域雨量很少，旱灾频繁发生，致使关中东部大片土地变成盐卤地，不宜于农作物生长。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元年)，从韩国来的水工郑国设计规划，发动了秦国大量民?，开凿了一条长达三百余华里的水渠，引泾水注入洛水，并在主干渠两边修建了许多支渠，用以灌溉土地。其主干渠从今陕西泾阳县西北境起经今三原富平，蒲城等县与北洛水相连，灌溉面积相当于现在的280万余亩。古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大量泥沙随着渠水流向原野，使灌溉过的盐卤地都变成了肥沃的农田，”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史记?河渠书》)。据史书记载，郑国入秦修建这项大型水利工程的目的，是想用“瘦秦”之计使秦国无暇攻打弱小的韩国。但其结果正如郑国本人所说，虽“为韩延数岁之命”，却“为秦建万世之功”。秦国的人们为了纪念他的杰出贡献，就把这条水渠称为“郑国渠”。

郑国渠工程之浩大，设计之科学，技术之先进，实效之显著，在古代中外水利建设事业史上都是少见的。它首先在泾河之上修建了一座宏伟的拦河大坝，将滔滔河水拦入由3个暗洞组成的进水口，然后汇入长达2000多米的地下干渠，再流进宽13.5米，深5.5米的明渠。在修建拱型地下干渠时，为了便于施工和准确掌握方向、深浅，人们便间隔一段在地面上开凿一个“天窗”即土井与地下干渠相通。今天在郑国渠渠首遗址仍能看到一行由西北向东南斜行呈一字形排列的7个大土井，使前来观瞻的中外游人在惊叹之时充分领略了秦国劳动人民的聪明与智慧。而长达300余华里的明渠犹如在八百里秦川上蜿蜒行进的一条巨龙，成为陕西古代文明的骄傲。

(4)粮食产量的增长

秦国农业生产水平的长足进步，集中表现为粮食产量的不断增长。早在穆公时代，秦国的粮食生产就已赶上甚至超过关东诸国，所产粮食不仅可以满足本土迅速增长的人口食用需要，而且还有了大量的剩余，取出相当一部分用来酿酒，以至于境内从国君到奴隶的各个阶层都有善饮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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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48年(秦穆公十二年)，秦还从国家粮仓里调出大批粮食，车转船漕运入晋国，救济该国的灾荒，说明秦国此时己有了巨量的粮食贮备。

商鞅变法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秦国的粮食生产无论是单位面积产量还是总产量，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至战国末年已“积粟如丘山”(《战国策?楚策一》，成为“富甲天下”的国家。其单位面积产量我们可以同战国初期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魏国作一比较。据李悝估算，那时魏国每亩农田一般可生产粟一石半(战国时一石约合今二斗，即60市斤)，最好的年成可增产三倍，即六石，最坏的年成只能收三斗(《汉书?食货志》)。而秦国郑国渠灌溉的近300万亩土地，每亩皆可收一嬉，即六石四斗(《史记?河渠书》)。估计都江堰所灌溉田地的亩产量也不会低于此数。秦国的粮食总产量也远远高出其他六国，这我们可以从其粮仓的普遍设置和贮量的空前丰富看出端倪。据云梦秦简和其他文献资料记载，秦国从中央到郡县，从内地到边郡，到处都是“万石一积”的粮仓，旧都标阳的粮仓存粮为“二万石一积”，而成阳的粮仓竟达到‘十万石一积”。为了收藏管理如此之多的粮食，秦国从中央到地方以至于每一个粮仓都专门设置粮仓管理人员，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仓政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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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畜牧业的发展

畜牧业是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的农业，不仅包括作物种植业，也包括动物饲养业。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韩非就已明确指出了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韩非子?难二》)。

秦建国之后，由于本土相对无战事，生产环境比较安定，加之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专统的畜牧业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已基本上形成了以饲养马、牛、羊、猪、鸡、犬为主的生产格局。在云梦秦简《日书》甲、乙两种里，有涉及六畜饲养方面的大量内容，从其中可以窥知秦国畜牲业生产之一斑。《日书》设有“马”、“马日”、“牛日”、“羊日”、“犬日”、“鸡日”等专题，详细列举规定了六畜繁衍、饲养与交换的“良日”和“忌日”，虽然颇多迷信色彩，但反映了秦国民间六畜饲养业的兴旺发达和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由于马主要供军用、乘挽，牛主要供农耕，运输、军事价值与经济价值甚高，其繁衍数量和饲养好坏对征伐战争和农业生产影响尤大，故这两种牲畜的良日、忌日最多，猪、羊、犬次之，鸡居末。《日书》中还以迷信的形式对民间杀、食六畜的行为进行了约束，提出了警戒。如规定某日“不可杀牛”，“不可食六畜，不可祠祀杀生”。特别是在四季“张生时”，六畜“皆不可杀，小杀小央(殃)，大杀大央(殃)”。这些都是秦国民间爱护六畜的具体表现，客观上有利于六畜的繁衍与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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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民间普遍饲养六畜外，秦国直到战国末年仍然保留着集体游牧的经济形式。从云梦秦简《厩苑律》中的一条律文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游牧人口，在牧官的率领管理下，越郡过县，逐水草而居，为国家放牧牛马。对放牧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具体问题，律文都详细规定了应急措施和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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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以“法令为政”的文化传统也“泽及牛马”，为了保证畜牧业的顺利发展，秦国颁布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六畜的法令条文。如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规定：“小畜生入人室，室人以投(殳)梃伐杀之，所杀直(值)二百五十钱。可(何)论? 当赀二甲。”《田律》规定：“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秦律对偷盗六畜者皆处以重刑，《盐铁论?刑德》云秦法“盗马者死，盗牛者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秦律对民间饲养六畜偶有过失者在法律量刑上予以特殊的优待。《法律答问》中即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甲小未盈六尺，有马一匹自牧之。今马为人败，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不当论及赏(偿)稼”。这些保护六畜饲养业的律令条文，对秦国畜牧业的发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畜牧业中，秦人最擅长的还是传统的养马业。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无论是官府养马业还是民间养马业都比较繁盛，相马术也相当高超。历史传说中的一些善相马的专家，均出自秦国。如能识千里马的伯乐，就是“秦穆公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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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伯乐同时代的另一个著名相马专家九方皋，也是秦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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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梦秦简《日书》中载有一篇以《马》为题的祭马神之祝祠，其中有对马头、耳、目、脊、腹、四足等主要部位的要求或希望，实即目前所能见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见诸文字的相马经。祝词语言恳切，通俗朴素，是秦国中下层人民普遍养马和长于相马这一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