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洋自然灾害的认识

海洋有时风平浪静，显得很温顺，但更多时候是肆虐不羁的。在中国古代，海洋自然灾害是较频繁较严重的，并且种类也很多，如风暴潮、海啸、长浪、台风、龙卷风、海冰、海雾、海岸侵蚀、港口淤积等。这些灾害，有些在先秦时期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并在秦汉时期得到了发展。

(一)对海潮及海啸灾害的认识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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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记录中，潮灾实际上包括两种灾害：一种是风暴(特别是台风)引起的风暴潮;另一种是海底地震引起的海啸(或称津浪)。至于海底火山爆发引起的海啸在中国似乎没有。就目前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潮灾记录是《汉书?天文志》所记西汉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初元元年……五月，渤海水大溢。琅邪郡人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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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潮灾记载很多，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目前已得到系统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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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地震海啸记载，是西汉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的一次。《汉书》称，初元二年“七月诏曰：‘……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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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地震海啸。地震海啸在古代记载很少，只有1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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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记录的潮灾，基本上是风暴潮灾。在古代记载中，它与海啸也是容易区分的。风暴潮灾的记载，一般是“大风，海溢”、“大风，海涌”、“风灾、海啸”等。显然，中国古代所指的“海啸”实际为潮灾。它不等于现代意义上的(地震引起的)海啸。

海洋潮灾的每次来临，都对沿海、海岛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或大或小的破坏，因此人们自古对潮灾就有两种态度;一方面相信这是大自然神灵――控制、左右海潮的海神、潮神――显灵，人力难以抗拒，因而往往对其祭祀、祷告，祈望海神、潮神能够“镇”住海潮，不使其泛滥，于是，历代有不少宗教和迷信活动，如造子胥祠、海神庙、潮神庙、镇海塔、镇海楼，设海神坛、封四海为王、祭海神、潮神、置镇海铁牛、投铁符，强弩射潮等;一方面采取防御、抵挡的办法，以免受海潮的侵袭，至少能够减轻所受损失，于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海塘工程，自先秦时代就应运而生。

原始海塘肯定十分简陋，抗潮性能差，从功能和结构上看，它甚至与民间修建的避潮墩有关。避潮墩，又称救命墩。在苏北海岸地带由于泥沙堆积，海岸上升，海水东退，滩涂逐渐扩大，这里成为灶丁盐户刈割芦苇、杂草的地方。然而，每当风暴潮时，海浪排山倒海而来，在滩涂上的人就很危险，因而他们就筑墩自救。《筑墩防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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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阐述了这一道理。在苏南和上海地区的古代文献中曾提到“冈身”，这可能是原始海塘。《吴郡图经》记述：“濒海之地，冈身相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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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冈身位置现已清楚，是北起今江苏省常熟福山，经太仓的直塘、上海市嘉定的外冈与黄渡、原上海县所属的马桥，一直到奉贤的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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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古冈身距今已4000多年，可能是目前认为最早的海塘遗迹。

秦汉以前东部沿海已有海塘，东南沿海因尚未开发，故缺乏海塘记载。秦汉以后，东南沿海逐渐开发，地方政府开始重视海塘修筑，故才有了记载。所记最早的是东汉钱塘(今杭州)的钱塘江海塘。《钱塘记》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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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海侵现象的认识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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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侵是指陆地相对于海平面有所下沉，或者说海平面相对于陆地有所升高，从而海水侵入陆地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主要是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在汉代，包括渤海湾地区在内的许多地方出现了大范围的海侵现象，对此，《汉书?沟洫志》就有记录：“王莽时，征能治河者以百数……大司空掾王横言：‘……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谭其骧等专家认为，王横所言，乃是发生在西汉中期的一次大海侵。其“九河之地”相当于今渤海湾西岸的天津、宁河、宝坻、武清、静海、黄骅六县市各一部分或大部分地区，即这次海侵的范围大体在海河平原上海拔4米的等高线附近，方圆数百里。直到东汉中叶以后，海侵地区的海水才渐渐后退;东汉末年，海陆形势基本恢复到海侵以前的局面。

关于汉代的海侵现象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的记录，已被考古所证实。

渤海湾西岸在西汉末年曾发生过海侵的论点，是根据当地的考古资料提出的。谭其骧先生曾最先提出，西汉末年渤海西岸曾发生过一次大海侵。这种说法很快被天津考古界接受。1956年在天津东郊发现张贵庄战国墓群后，打破了天津平原成陆于宋代的传统观点，引起了学术界对渤海湾西部海岸线变迁过程的关注，并对此沿海岸线进行了专题调查。1963年，韩嘉谷先生整理有关调查资料时，发现大部分遗址和墓葬属战国、西汉时期，罕见东汉时期的遗存，和天津地区北部蓟县等地东汉遗存极为丰富的现象表现出明显反差，再联系到过去丁筘、克雷陀普等地质学家都认为天津平原的成陆年代在汉代以后，以及汉魏史籍中的“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汉书》)、“昔在汉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广”、“海水北侵，城沉沦者半”(《水经注》)等记录，因而提出了这个地区在汉代曾发生过海侵的推断。

学者们对宁河县田庄坨、大海北等几处遗址重新进行了考古调查，研究认定，汉代海侵的证据是非常充分的。

田庄坨遗址最初是安志敏先生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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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定为先秦。后来调查时见到有类似黄骅县李庄子出土的Ⅲ式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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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可至新莽前后，因此韩嘉谷所写的《渤海湾西岸古文化遗址调查》中定为战国、汉。1978年在该遗址内又发现土坑墓1座，发掘者定为西汉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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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根据陶器定为东汉早期。

田庄坨遗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地表高程约3米，距现代海岸20余千米。遗址文化层基本裸露于地面，厚0.4米～1米，地表散布有大量以文蛤为主的海生贝壳。该遗址附近曾采集到糜鹿角，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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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年为距今2765±240年。因此结论是，这里在距今2700年以前已经成陆，战国时具备了人类居住的基本条件，并发展为颇具规模的村落，到西汉末年及其以后遭到海水或湖水(泻湖)淹没，居民被迫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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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北遗址位于宁河县中部，又名城顶子。1964年对该遗址作试掘，出土有大量建筑材料和陶器残片，以及“千秋万岁”瓦当、卷云纹瓦当、五铢钱和“大泉五十”等。这里在“汉代以后，由于海面波动，泻湖水面扩大，湖水浸淹城基，古城遭到破坏而成为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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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坻县秦城和武清县大空城是两座古城址，前者面积50多万平方米，城内堆积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后者面积25万平方米，属西汉古城。两城内文化堆积上都覆盖有水浸地层，经分析，只含纯净小玻璃介、小玻璃介未定种等淡水种属，未见咸水或半咸水种属微体古生物。这两座城址的地理环境和上述诸遗址相似，只是在筑城时地面略有垫高，此种差别或许反映了海面波动的幅度。

渤海地区除渤海西岸外，在南岸的莱州湾平原，也有学者发现“前汉古遗址多被海相泥沙覆盖，泥沙厚度0.3米～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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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东北沿岸的营口、盖县等地，也有汉代墓葬被海沙侵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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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海地区发表的考古资料而言，东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平原，早期遗存多至西汉早中期，未见东汉遗存，再晚就是南朝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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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扬州地区发现在西汉遗存上，有海涛上涌形成的积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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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工作者在江苏建湖庆丰做了细致的工作，发现1万年来有三次明显的海水进退和若干次较小的波动，最后一次海进形成的地层，表现为覆盖在滨海低地上淡化泻湖相沉积，包含有多种有孔虫。被覆盖的地层经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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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年为距今2425±95年，此后则“海水再次影响到这个地区”，并认为距今2300年～1900年、1700年～1000年都属相对高海面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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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地区，最早的信息是南海西樵山遗址发现“在距今2500年～2000年前，又发生了一次幅度较小的海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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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地质工作者又做了大量的工作。粤东沿海根据89个样品的资料分析，确定距今2700年～1400年为海平面波动上升阶段，其中2000年时上升到高于现今海平面约2米。珠江三角洲根据107个样品资料分析，认为距今2200年～900年为海面波动上升阶段，初期(距今2200年～2000年)迅速上升，达到高于现今海平面约1.5米，以后出现过几次波动，在距今2000年～1800年、1500年～1300年、1100年～900年间均出现过波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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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地区的情况和上述地区基本相似。田庄坨遗址地表的文蛤，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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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年为距今1920±90年;武清县梅厂砖厂含海洋微体古生物的地层，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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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年为距今1968±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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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河县潘庄农场草炭为距今1860±1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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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料皆表明东汉时期海水重新浸淹了这个地区。海面上升的幅度大致高过现在海面1.5米左右，因为在海拔3.5米以下的汉以前文化堆积，普遍被海相地层覆盖;而在地理环境虽然相同，只是由于筑城而使地面有所垫高的秦城和大空城，都不见海相微生物，说明海水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这种文化层的割裂现象显然是由海侵造成的。对宁河县田庄坨、大海北、大辛庄、桐城，宝坻县程泗淀、石佛营等战国和汉代遗址所作土样分析的结果，都证明在文化层上有海相沉积覆盖，都为汉代海水再次侵入这些地区提供了地层证据。海面波动的时间和高度与东海及南海地区基本一致，大致从西汉晚期起开始侵入，东汉早期以后达到高峰，高出现代海面约1米～1.5米，沿海3.5米高程以下的低洼地受到浸淹。《汉书》记：“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水经注》记：“昔在汉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广。”这些记载在今天都得到了地质学和考古学的一致证实。

(三)对海洋自然异常现象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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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自然异常现象的内容十分广泛，诸如长浪、潮鸣、海光、海市、钱塘潮不振、鲸鱼集体自杀、罕见生物、特殊生态、异常习性等。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有着大量海洋自然异常现象的记录，先秦和秦汉时期的记载虽然较少，但也反映出古人早就开始关注大海中异常现象的发生了。

先秦和秦汉时期所观察记录的海洋自然异常现象，据今见文献，主要有两汉文献所反映的鲸鱼搁浅和自杀、水母虾目等。

关于鲸鱼搁浅和自杀。现代生态与自然资源保护活动中，人们十分关心鲸鱼的搁浅和集体自杀现象。这种搁浅，特别是自杀现象，至今仍是学术界探索的一个谜。中国古代有关鲸鱼搁浅现象，在古籍特别是沿海地方志中常有记载。至于集体“自杀”现象，也曾有多次记载。

殷墟中出土有鲸骨，自然不太可能是捕掠的，而是在沙滩上搁浅被食用后遗弃的。刘安(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22年)在《淮南子》中论述说：“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鱼死而彗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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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早在西汉时期，关于鲸鱼搁浅的现象已经多被人们认识，因而才探索其原因。同时也说明，古代人是用天地生人统一的有机论自然观来指导探索自然异常现象的，并且把生物象和天象自然地联系了起来。尽管我们不能因此认为鲸鱼死肯定与彗星出有必然联系，但这种天地合一、用天文原因解释地面现象的思路，在当前对发展地学、生物学是具有重要启发作用的。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说苑》也有关于鲸鱼搁浅后死亡的记述：“嗟海大鱼，荡而失水，蝼蚁制之，横岸以死。”

关于“水母虾目”现象。有关海洋生物的共生现象在古代记载较多，但其中不少现代已不再认为是异常现象了。而古代记载的“水母虾目”现象，现代科学也仍不清楚，尚无合理的解释。东汉《越绝书》就提到了“水母虾目”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