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崛起的契机

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业大发展的时期。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冶铸工业、纺织工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工农业产品商品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商业随之有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中，商业的规模、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商业资本的累积，都大大的超越了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水平”。

①

全国的商品流通渠道畅达和全国的商业贸易繁荣，代表着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但直至明代中叶以后，商业都市的发达，广大商人阶层的存在，仍主要集中在山西、陕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数省，

②

其中尤以晋商和徽商最为著名。那末，具体到每个以经商著称的地区来说，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地方特色，都又有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原因。

山西商人在明代崛起，并饮誉全国，肯定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条件，是在地理上靠近北方边镇，便于利用明政府实行的“开中法”，由供应粮食等军需物资而换取销售食盐的特权，从而获取高额利润。山西商人队伍的扩大、资金的积累、影响的传播，大都是由这个途径达成的。

朱元璋推翻元朝蒙古贵族的统治，建立明朝，蒙元残余势力退回到漠北。这股残余势力在蒙古地区广大游牧部落存在的基础上，逐渐恢复生机，再次成为明王朝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洪武、永乐年间，太祖和成祖均欲以灭元之雄师长驱漠北，彻底击溃蒙古军队，但是始终未能如愿。永乐末年，明朝已开始呈现消极防守的态势，结束了开国时期的进攻性开边武略，开始了有明一代固守据点的边防政策。特别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部也先攻入大同，在土木堡俘虏英宗，造成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在此事件后，加强边防的问题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明政府沿边防线修缮长城，加强守卫能力。成化时，修筑了东起清水营(陕西府谷西)、西至花马池(宁夏盐池西)的偏西一段长城，长达1700多里;嘉靖以后，继续在宣大、蓟东一带修筑偏东一段长城。在与长城基本重合的即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漫长边防线上，先后设置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在偏关)、延绥(在榆林)、宁夏、固原、甘州等九个要镇，史称“九边”。各镇统辖许多卫所，形成战略支点，均派重兵驻守。

边镇驻守着庞大的军队，解决军需粮饷的问题成为明代国家财政的重大课题。明朝初年边饷主要靠屯田来解决，边境卫所军士的戍、屯比例是4：6或3：7，有些地方则是戍、屯各半，也就是说，有接近半数的边防军从事耕作，生产全体边军所需粮食。屯军的耕牛、种籽、农具由政府供给，收获的粮食一部分自给，一部分纳为戍军俸粮。军屯不足以解决全部军粮，又由民运和“开中法”补足。民运粮是由政府征集，由农民自己负责运到边塞地区的粮食。随着屯田制的衰落，民运粮所占比重逐渐加大。尽管屯田与民运结构比例一再调整，但二者的总和仍不能完全解决边镇的粮饷供应，故“开中法”很早就成为明政府供应边镇粮饷的一项政策。

“开中法”即明政府利用国家所控制的食盐专卖权，出榜召商，责成商人将粮食运至边塞粮仓，政府官员登记交纳粮食的种类和数量，换算为应支领的盐数，发给商人作为领盐凭证的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取食盐，将食盐运到政府规定的销盐地区销售。盐引分大引、小引，大引400斤，小引200斤。每引需纳米数视地区和年成而定，大致在数斗至一石之间。

“开中法”的实施，首先是在山西开始的。据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山西行省建言，允许商人运粮到大同仓和太原仓，分别用米一石和一石三斗换取两淮盐引一小引，然后凭引至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所属盐场领盐，在指定地区贩卖(《明史?食货志》)。从此，“开中法”大行于世。

山西行省初行“开中法”，运粮至边的商人来自何处，史无明文。据情理推论，应该是晋商近水楼台先得月;或者此法即是出于山西商人的谋划吁请，也未可知。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经营食盐向来获利最丰，因而也一直是由政府专营，禁止民间私自贩卖。职此之故，历史上贩卖私盐的人屡见不鲜，他们结伙成帮，携带武器，与官府对抗，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与政府争夺销盐的利润。明代“开中法”由山西开其端绪，与晋商利用地利，染指销盐厚利大有关系。明代北方边镇有数镇距山西最近，大同、太原二镇俱在省内，宣府、榆林亦相毗邻，由山西腹地运粮至边，甚为便利。地理上的优越条件，自然使山西商人乐于输边，从而销盐赢利。而“开中法”一经实施，商人的活动范围便大为扩展，一方面有北方的粮食交易和运输，另一方面有南方的贩卖食盐，往返经营，南北奔波，其间开拓胸襟，积累经验，洞悉南北各地物产、价格的差异，从而推动商业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并且创造出商业经营的新形式。

“开中法”实行不久，商人已经觉察到，收大批粮食运至边塞，运费和耗损都是很大负担。为了节省运费，降低损耗，于边塞就近雇工屯种，就地纳粮开中，不失为良策。因此，与“开中法”相配合的“商屯”出现了。《明史?食货志》载：“明初，各边开中商人召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可见。“商屯”比较好地解决了商人换取盐引的粮食来源，而且为边塞地区的粮食市场也带来益处，“商屯”所获粮食除交纳开中，还投放市场，起到平抑粮价的作用。

山西商人在屯种方面自然也没有落后。据明代人李仙风的《屯田四议》，宣府镇附近就有不少从事“商屯”的山西商人。那个地方“土著之人从来不习耕，凡戮力于南亩，皆山右之佣。秋去春来，如北塞之雁。所谓斯仓斯箱者，亦晋民之魁默。土著寄命于其手，高下时价，任其粟生金死。然有利则竭蹶而趋，无利则掉臂而往。”

①

山西商人在边塞屯种，雇佣的也是山西农民。雇工属于季节性质，春种至秋收时节在边地耕作，农闲则返回家乡，这又是山西同宣府相距甚近带来的便利条件。商人雇工耕作，完全以赢利为目的，所以有利可图就全力以赴，却不做亏本的生意，一旦无利，马上撒手不干。

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开中法”弊端日增，北边纳粮开中的制度在明中叶逐步瓦解。“成化时，始有折纳银者，然未尝著为令也。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户部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出，菽粟翔贵，边储日虚矣。”(《明史?食货志》)明政府改变政策，商人不需要到边塞纳粮，只要到盐运司交银即可领取盐引，那末，为了贩盐获利的商人，自然不再从事商屯。山西的富商因此而向内地转移，纷纷迁徙到淮浙一带，以居全国之冠的盐业集散地扬州为中心，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向全国市场进军。此即当时人所谓“古迁豪右填实塞下，今山陕富民多为中盐徙居淮浙，边塞空虚”。

①

至明代中后期，晋商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一个商帮，俨然与徽商为南北对峙的两大商业集团。明人谢肇?《五杂组》卷四有当时的评价：“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山西商人不但与徽商齐名，在富裕程度和经营范围上，都超过了徽商。另有一则野史，说奸相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与人屈指数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家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在其数者共17家，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

②

。严世蕃所举首富，大都为宗室、官僚、太监等，晋徽诸姓则为商人，他们能够列名天下首富，说明当时两大商帮已是巨大的商业资本家。他们所蓄集的巨额财富，足以与封建官僚及地主阶级相抗衡。

③